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歌劇奇才華格納
和義大利、法國相比,德國歌劇起步相當晚。而德國歌劇今日得以在世界歌劇舞台上占有不可忽視的一席之地,華格納(Richard Wagner,1813─1883)功不可沒。
就華格納生長的地緣而言,出生地萊比錫、成長地德勒斯登均是德國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這兩大城市提供了華格納很好的客觀環境,帶給他培養對音樂、文學、戲劇等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的沃基,對他的一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就華格納生長的時代而言,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在歐洲甚至人類文化史上扮演的角色,不僅是風起雲湧、難以抵擋的民主思潮,更進而影響到藝術文化的發展。十八世紀前半,歐洲各國全面性的民主運動,使得無論貴族人士或是販夫走卒都或多或少被捲人其中,華格納亦然。年輕時熱心參加政治活動的結果,雖然導致他曾經長時間離鄉背井、四處流浪,但是華格納血液裏留的畢竟是藝術家的血液,他所關心的政治方向亦從藝術出發。在流浪中的華格納,追求的是對藝術堅定不移的信念,隨著時日過去,他在歌劇創作中終於走出革命的路來。歷史亦證明,華格納沒有全身投向政治,而終生擁抱歌劇藝術,不僅是他個人一項正確的選擇,亦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要一舉。
華格納歌劇藝術理念的成熟和實踐,和他的音樂節的構想和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理念的開始,主要源自他對當時一般劇院運作情形的不滿意,無法滿足他對歌劇藝術成就的要求。依據他的理想,音樂戲劇舞台藝術是由音樂、戲劇、舞台演出構成的一個整體,只要其中一項有所改變,就會產生另一個藝術作品,「總體藝術」(Gesamtkunstwerk)的理念於焉產生。除了樂譜不變外,詮釋者、演出者的不同,也會使得音樂有不同的戲劇效果,而這個效果的可能性是無窮的。華格納希望能有一個不受任何客觀條件限制的場所,供他以自己的音樂來做實驗,做藝術上的追求,他終生努力的結果是拜魯特音樂節(Bayreuther Festspiele)的誕生。華格納生前對音樂節的成就並不感到十分滿意,他去世後,一代代的接棒者繼續推動他的理想。進入二十世紀,拜魯特音樂節提供的環境與條件,將二十世紀的歌劇演出帶入另一個境界,更間接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歌劇創作。華格納的「總體藝術」理念,亦在後代作曲家手中有了更多的變化、演進和實踐。
而華格納之得以實現他的理念,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是一位關鍵性人物。沒有後者的熱愛藝術、愛才若渴的心,華格納只怕會抑鬱以終,歌劇史亦將改寫。從另一個角度看,路德維希二世若當年沒有不顧一切地屢次在華格納最困難的時候支持華格納,今日歷史上的路德維希不過是一位瘋兮兮的在位者而已!再換個角度看,沒有路德維希二世,華格納仍會因《羅安格林》(Lohengrin)、《崔斯坦與伊索德》(Tristan und Isolde)等作品在歌劇史上留名。但是沒有華格納,路德維希二世只怕更不值得一提了。藝術發展和政治人物的主從關係於此可見一斑。
對甫人門、甚至聽古典音樂已有些時日的愛樂者而言,華格納常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名字。在已往的中文傳記資料裏,常可看到華格納被描繪成一個自私、風流好色、無道德等等諸多壞德行的人,對華格納的成長環境或其藝術成就反而著墨不多,這一本譯自英國Omnibus公司出版,霍孽德‧葛雷(Howard Gray)執筆的傳記,以客觀的筆觸,對華格納的大時代環境及其顛沛流離的一生做忠寶的傳述,亦對他的藝術理念和作品做一基本的呈現,可說是接觸華格納的敲門磚。
德國海德堡大學音樂學博士
現任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專任副數授
羅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