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破除神話，才能自由
在台灣，蔣經國神話揮之不去；在中國，鄧小平神話雲山霧罩；在海外華語圈及西方報導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媒體圈和學術圈，則是蔣經國神話與鄧小平神話彼此交織，剪不斷理還亂。
日前，中華民國台灣（這是蔡自我認定的國號）總統蔡英文出席「蔣經國七海文化園區」開幕式，致詞說：
蔣經國前總統主政期間所面對的兩岸外交挑戰，依然是我們當前面對各種變局的重要參考。當時，面對兩岸軍事對抗的緊張情勢，以及中共當局對台灣的政治圖謀，他曾經說：「……中華民國政府在世界上堅決反共、不與任何共黨妥協。」面對當前北京對台灣一波又一波的軍事及政治施壓，蔣經國前總統堅定「保台」的立場，毫無疑問也是當前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更是我們共同的課題。
蔡英文將蔣經國精神提煉成「反共」和「保台」，希望讓蔣經國成為所有台灣人的蔣經國，而不僅僅是「一部分人的蔣經國」，比如，「有些人記得他所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感，而另外有些人，則記得他所代表的威權體制。」
蔡英文的這一說法錯得離譜。蔡英文當年從海外學成歸來，到政治大學當教授時，已是蔣經國時代的最後三年。她從未受過威權政治的傷害，一路順風順水，一點也不知道蔣經國特務政治之可怕。所以，她才會自以為是地去搶奪蔣經國的神主牌、搶奪藍營的選票，殊不知這樣做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是策略壓倒了目標。一個政治人物，得到的選票再多，但若喪失了歷史感、價值觀和未來的願景，絕不可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一邊紀念蔣經國，一邊紀念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兩者之間能順利實現對接與融合嗎？
難怪曾經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社會學者姚人多對此發聲批評。姚人多認為，政治上總有一些東西，不應被拿出來交換，「而這些不能交換的東西便構成了價值」。他反對蔡英文紀念蔣經國，就是因為蔡英文把轉型正義拿去政治市場上交換，拿來作為政黨角力與政治攻防的工具。姚人多最後的結論是：「總統，您錯了。妳讓妳的國民陷入道德及價值上的錯亂，妳讓轉型正義無以為繼，妳紀念蔣經國的邏輯恰好就是蔣家迫害台灣人民所使用的邏輯。」
蔣經國的核心價值並非「反共」和「保台」。就「反共」而言，蔣經國和國民黨的「反共」只是為了捍衛他們的家天下和黨天下，並非出於堅持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價值而「反共」。前一種「反共」與後一種「反共」用語雖相同，實則天壤之別。蔣經國將「反共」當作一個無所不包的垃圾桶，他在日記中寫道，凡是他認定的「政治上的陰謀分化偏激分子」，「應一律以共黨分子視之，必須從嚴處理」。另一方面，若是共產中國願意承認敗退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或是在國共內戰中接受史達林「劃江而治」的建議），蔣氏父子不會拒絕與共產黨再度合作——就出身而論，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蘇共及共產國際炮製出來的孿生兄弟，或者說，國民黨是庶長子，共產黨是嫡次子，「哥倆好」不足為奇。今天的國民黨甘心情願地充當中共在台灣的「隨附組織」亦是淵源有自，這個裝睡的黨是叫不醒的。
就「保台」而言，在兩蔣眼中，台灣只有在作為「反共復國基地」時，才有被保衛的價值。反之，如果台灣人要追求獨立，就成了與共產黨並列的敵人。在美麗島事件中，軍事法庭的<起訴書>為了彰顯八名被告通敵叛國之滔天大罪，將「勾結共匪」與「台獨」都列入罪名，虛構了一個西跨台灣海峽、東越太平洋的既統又獨叛國大陰謀。歷史學者陳佳宏在《台灣獨立運動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統』與『獨』二者非但截然不同，甚且對立。因此，<起訴書>將統、獨事端同時入罪於同一人，難免造成矛盾。以黃信介為例，任憑其有通天本領，又豈能與水火難容的統獨雙方同時掛鉤，並且得到中共及『台獨聯盟』二者的支助。」可見，蔣經國不是「保台」，而是「保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這樣的蔣經國，值得紀念和推崇嗎？
台灣有蔣經國崇拜，中國有鄧小平崇拜。隨著兩岸交流的頻繁，台灣的蔣經國崇拜擴展到中國，而中國的鄧小平崇拜也蔓延到台灣。然後，此兩者在西方都有一定的市場。
中國的自由派公知對鄧小平及「改革開放」的迷戀，以清華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為代表。被譽為中國知識分子良心的許章潤，公開發表萬言書聲討習近平，他在半文半白的文章中指出：「照此趨勢以往，『改革開放』會否就此終止，極權回歸，亦未可知……此時此刻，全體國民之最大擔憂，莫此為甚。」許章潤希望中國回到鄧小平時代，一切問題皆可迎刃而解。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儲百亮在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許章潤代表了中國社會一股強大的揚鄧貶習的思潮：「儘管習近平已經拋棄了鄧小平的一些務實政策，黨內領導者們仍崇敬鄧小平。更開明的前官員們還將鄧小平視為偶像，賦予他一個更溫和的領導人形象，以襯托他們認為是習近平帶來的狂妄自大。」
西方的中國研究界似乎也都如是觀。「儘管現實情況要複雜得多，但鄧小平的公眾形象通常可以歸結為一個詞：改革家」，哈佛大學魏德海國際事務中心學者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評論說，「習近平現在顯然在偏離鄧小平支持的一些基本東西，比如更開放的思想辯論，更大程度的黨國分離，以及在國際關係上『韜光養晦』等做法。」所以，「對於習近平的批評者來說，鄧小平可能是一個有用的象徵性武器，因為他有一個特殊的改革家形象。」而澳洲學者白傑明（Geremie R. Barmé）也認為：「許章潤寫了一篇中國文化核心挑戰共產黨政治核心的檄文，其內容以及強有力的文風將在中國的整個黨國制度、乃至更廣泛的社會中產生深刻的共鳴。」讓我驚詫的是，白傑明在三十多年前是劉曉波的好朋友，寫過若干文章討論劉曉波的思想，難道他看不出劉曉波與許章潤的巨大分歧，難道他忘記了劉曉波對鄧小平尖銳而深刻的批判？
我寫了一篇題為〈回到鄧小平時代不是拯救中國的良方—我為什麼對許章潤的萬言書評價不高？〉的評論文章，指出許章潤之盲點。我認為，許文的致命缺陷是，雖然批判習近平的種種倒行逆施，卻對鄧小平時代（包括江胡時代）持基本肯定態度（作者又提出平反六四的呼籲，遂陷入自相矛盾：鄧小平不正是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嗎？）。許氏盛讚鄧小平時代的「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運動」，該運動以「從重、從快」原則槍殺了數萬沒有犯死罪的受刑者，身為法學教授，難道對此一無所知？許氏認為，過去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是中共統治合法性的來源，「證明為最具正當性的政治路線，也是全體公民和平共處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共識」。他有什麼權利代表「全體公民」來肯定鄧小平呢？
毛、鄧、習（包括江、胡）在極權主義的本質上是一樣的，只是在統治策略上有所差異而已。習當然要批判，但重新將鄧推上神壇、美化鄧時代，絕非解決當下中國難題的妙方。反習不反鄧（包括被韭菜皇民們崇拜的朱鎔基、溫家寶）、反習不反共，必定是到老一場空。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代表華爾街、矽谷利益的西方資本家和知識菁英，亦對許章潤的說法心有戚戚焉——他們的觀點跟他們的錢包保持一致。金融大鱷索羅斯多次公開發表文章批判習近平，他希望中共內部出現比較溫和改革的領導人來取代習近平，重建中國與華爾街的良好關係，回到大家一起悶聲發大財的年代。然而，那個時代再也回不去了。
習與鄧是一體兩面。習近平的「有所作為」不是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的背叛，「有所作為」是「韜光養晦」的第二階段。進而言之，鄧小平和習近平都是中共體制的必然產物，只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共和中國需要不同風格的獨裁者罷了。台灣經濟學者吳嘉隆評論說：「索羅斯發出的弦外之音是『倒習不倒共』，他不是探討如何讓中國變得更好，而是在救共產黨！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將來會發現，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共這個體制：中共內在的對外擴張衝動本質上是粗暴與掠奪，必然會破壞國際秩序的現狀，也必然會出現『另一個習近平』。」
作為「天安門之子」，六四的槍聲讓十六歲的我提前完成了成年禮，當時我在日記中將自己想像成黃藥師那樣的絕世大俠（那時中國正在熱播港劇《射鵰英雄傳》），可以飛簷走壁，到中南海去擊殺鄧小平，如李白〈俠客行〉所描述的那樣：「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後來，我在北京與劉曉波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等師友相濡以沫，看到帝都緹騎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自然對鄧小平毫無好感，不會幼稚到像許章潤那樣向鄧小平叩頭。
但是，在我二○○六年第一次訪問台灣之前，對台灣所知有限，讀美國學者陶涵之《蔣經國傳》，不知道這是一本拿錢寫的歌功頌德之作，受其影響，對蔣經國頗有好感，一直憧憬出現「中國的蔣經國」，卻不知道鄧小平和蔣經國都不是戈巴契夫。直到此後我多次訪問台灣，得見彭明敏、林義雄、黃文雄等若干台灣民主運動的先驅，撰寫五卷本的《台灣民主地圖》系列，才如剝洋蔥般一層層地剝掉蔣經國臉上的重重油彩。
在今天的中國與台灣，崇拜毛澤東或蔣介石的人已是少數，但鄧小平和蔣經國仍被很多人視為改革者乃至改革家。若不破除鄧小平和蔣經國之偶像崇拜，中國的民主化不可能啟動，台灣的民主亦難以鞏固。
鄧小平與蔣經國是同代人，後來分別成為極權中國與威權台灣的最高領導人，關於鄧小平和蔣經國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早已汗牛充棟，但至今沒有出現對兩人的較有深度的比較研究。於是，我有了寫一本《鄧小平與蔣經國：偽裝的改革者》的想法。數年間，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及各名校圖書館、台灣國史館及中研院和各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尤其是從國史館檔案史料文物查詢系統之「蔣經國總統資料庫」和學者宋永毅等編輯的「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中發掘出大量的珍貴史料。
本書以蔣經國和鄧小平的死亡及其影響為引子，以下分為九章：
第一章為〈弒父與尋父〉，鄧蔣兩人早年都有弒父情結，後來又尋求精神上的父親——鄧小平的精神之父是毛澤東，蔣經國的精神之父是其肉身之父蔣介石。
第二章為〈留蘇同學〉，鄧蔣兩人都有留學蘇聯的背景，且有一段時間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此段經歷影響兩人一生之行事為人，兩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史達林主義者。
第三章為〈不穿軍裝的軍人〉，鄧蔣兩人都是不穿軍裝的軍人，鄧是解放軍中未授銜的「第十一位元帥」，蔣是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他們的長項不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是沿用蘇聯的政工和政戰制度，將軍隊打造成黨軍。
第四章為〈「紅色恐怖」與「白色恐怖」〉。鄧蔣兩人都是手上沾滿鮮血的獨裁者：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助手，參與土改、鎮反、反右等一系列血腥政治運動，後來獨掌大權，嚴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直至六四屠殺，是為「紅色恐怖」。蔣經國作為蔣介石的助手，掌控了國府遷台之後的特務系統，掀起了一系列鎮壓行動，接班之後繼續維持戒嚴狀態，反共與反台獨兩手抓，是為「白色恐怖」。
第五章為〈美麗島與天安門〉。鄧蔣兩人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屠夫，美麗島事件與天安門屠殺是兩個經典的案例：蔣經國是美麗島事件的總導演，因美國壓力，在美麗島大審中未能如願殺人，美麗島之後，默許林宅血案、陳文成血案、江南案等一系列血雨腥風的殺人案發生；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最高決策者，讓百年來兵不血刃的北京（包括日軍佔領時期）在和平時代淪為人間地獄，甚至發生坦克將人壓成肉餅的慘劇。這兩個事件表明，鄧蔣為維持權力，可不惜一切手段。
第六章為〈黨天下〉。鄧蔣兩人都是列寧式（或半列寧式）政黨的黨魁，維護黨國體制、以黨代國，也都從蘇聯學到警察國家和特務治國模式。比起更具卡里斯瑪魅力、更喜歡自行其是、統治更有個人風格的毛澤東和蔣介石來，鄧小平與蔣經國更像是漢娜·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更像是官僚體系之中的「黨棍」。
第七章為〈鳥籠經濟〉。鄧蔣「政治上收緊、經濟上放鬆」是一致的，但即便在經濟領域，他們亦非自由市場經濟論者。兩人都願意參與全球化及國際貿易，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廉勞工創造經濟奇蹟，卻仍然讓交通、能源、通訊等經濟命脈掌握在國有（公營）企業手中，並對計畫經濟模式念念不忘。
第八章為〈愛憎美國〉。對美國的態度，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對民主、自由等價值的態度。鄧蔣表面上親美，骨子裡反美，他們同意學習西方的技術，「師夷長技以制夷」，但絕不學習西方的政治文明。
第九章為〈接班人和遺產〉。極權或威權政治下，接班人順利接班是大難題。鄧蔣都未能實現子女接班，其選擇接班人亦一波三折。鄧先後罷黜胡耀邦和趙紫陽，最終選擇了江澤民和胡錦濤（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使得中國繼續走在獨裁專制道路上，確保了「紅色江山不變色」。而蔣經國選中的李登輝則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國民黨逐漸失去人心也失去政權，這或許是蔣經國生前始料未及的結果。中國與台灣從此分道揚鑣、漸行漸遠。對鄧與蔣而言，誰曰幸運，誰曰不幸？
（摘自：《偽裝的改革者》，〈自序：破除神話，才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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