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大航海時代的台灣》是一本台灣研究領域中罕見的著作。此書不僅將台海歷史的前段有了交待，而其更重要的貢獻則是將台灣歷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討論西太平洋的海權競爭。台灣歷史是今日台灣的「顯學」，可是大多研究者的角度，大致限於「本土」的視野，此書則是從國際的視野，陳述台灣早期的情形。台灣歷史研究，如果都能從本土的樊囿自拔，當可將今日的台灣意識，擴大其胸襟懷抱，則於台灣今後定位及與人相處之道，更知道其中的分際。
十七世紀的大航海活動，是歐洲力量瀰漫全球的重要階段。這一段歷史，也是全球經濟網路成形的第一步。在十六世紀時，新大陸的白銀，已經透西班牙的高桅船，不斷運來亞洲，購買亞洲的商品，分別從印度洋繞過非洲，或從中美地峽由陸路轉駁到墨西哥灣，運往歐洲博取原料。中國出產的絲綢、茶葉與磁器，日本的各種工藝品（包括刀劍、織物），及南洋出產的各種香料，均是大航道上的商品。中國與日本、都因大量白銀流入，而有長期的經濟繁榮。這一現象，遂使產絲的江南，與產磁器的南部各省（包括江西、湖南、福建、廣東），成為中國最富庶地區。同理，日本的九州諸藩，也因為工藝產業發達，在大航海時代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在上述的時代背景下，本書描述的情形，或能更易理解。十七世紀的海商活動，事實上與海盜活動很難區隔。西方船隊之間，彼此攔截掠奪，已是列國海上競爭的常事。中國沿海的倭寇，其實是國際性的活動，其中頗多中國沿海的海盜。浙江閩粵沿岸，不少離島都是海上活動的基地，非中國官府號令所屬。第一代海商活動的領袖，竟是徽商許氏兄弟及王直，而不是閩粵沿海人士──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事！我們必須理解：明代徽商的興起當與中國南方繁榮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徽商在金融事業獲得巨大財富，其中有人遂轉而投資國際貿易，亦即海商活動。然而，徽商必須僱用習於風波的沿海居民操舟出海；因此，徽商雖始作其俑，但幾乎立即由閩粵人士接手了。
海上活動向來是國際性的。十七世紀縱橫大洋的海商──海盜集團，其中成員十分複雜。西印度群島的海盜集團如此，中國沿海的海盜也如此！福建在中國南部，左挈浙江、右攬廣東，以福建為基地的海上活動，以其地勢，又可遠通琉球、日本，南下菲律賓與馬來半島。太平洋西岸的洋流，南下北上，因經過台灣，這一優勢遂使台灣一躍而登上國際海上活動的中繼站。閩台兩地，內外呼應，既可扼南北交通咽喉，又可聯繫大陸與海洋。這是十七世紀以來，台灣據有的形勢；至今台灣仍以此特色，以蕞爾小島，卓然自立於西太平洋。讀者如能注意到，十七世紀的時間意義與這一空間位置在當時呈現的特性，當能理解本書所述的特殊現象的來龍去脈。海南島也是中國南方的島嶼，也許因為海南不是南下北上兩條洋流流經之處，海南遂只能是大陸的延伸，不能成為海運的樞紐。
中國與南洋各地的海運交通，早在南宋已相當發達。那時應已有華人移居南洋；明初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今日南洋各地華人居住地區，還有以「三寶」為名的遺跡。然而，華人大量移殖南洋，仍當在十六、十七世紀以後。在明鄭時代，單以呂宋（菲律賓）一地而言，即有數萬華人聚居堤岸，並且曾經慘遭西班牙人大批屠殺。南洋若干中繼港的華人聚落沒有發展為華人殖民地，則因為中國的明清兩代政府，都是閉關心態，不能向外發展。同樣的，後來致力於帝國主義侵略行為的日本，於十七世紀也有嚴重的閉關心態；於是，豐臣秀吉繼有侵略朝鮮之舉，也有窺伺中國的野心；但是德川日本只有地方藩侯主導的海上活動，日本人口卻並未大量移往海外，建立殖民地。台灣密邇中國，遂成為中國人口唯一的海上移殖地區，而終於納入中國版圖。如果台灣島離中國距離稍遠，則移殖台灣的漢人，大約也只能像南洋華人聚落一樣，最後淪為西方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外來人口，而未必能發揚光大，成長為一個漢人的社會。本書作者曾比較台灣與南洋華人聚落之間的歷史，也因察覺時空條件對歷史發展的影響。
總之，這是一本好書，有一貫的理念，以駕馭複雜的史事，並且甚有可讀性，值得細讀。
中央研究院院士 許倬雲
2001.1.4
二版序
上個世紀末期，基於個人的興趣，我開始了對台灣史的探索，並於世紀之交，推出了最早版本的《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二十年過去了，在台灣史研究領域，推陳出新，有許多科學發現與學術創建，擴大了我們的視野。首先，學界的合作，在推論出南島語族的族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譬如，近期，廈門大學人類學研究所與成功大學考古所的合作，對距今兩三千年前台灣古人群所作首次古DNA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推斷出他們與中國大陸壯侗語（侗傣語）人群有著非常親近的親緣關係，後經由其南向擴張，傳播了南島語。
其次，台灣本地和環南海地區多年的考古與史料發現，以及兩岸學術文化界不斷的深入研究，也給我們對台灣史前人類活動的足跡，及其與來台漢人和周邊地域的關係，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線索。譬如，唐宋以後轉趨頻繁的中國至南海、印度洋航線，處於此航線邊緣的台灣，事實上已經融入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洋貿易圈，而海上貿易更顯然是南島語族向海洋擴張的重要動力。史載北宋開國後與菲律賓群島南部的頻繁貿易往來，也必然帶動處於兩者之間的台灣的商品交易。在菲律賓南部出土的宋代青瓷，也同樣見諸於進入學者所稱的「原史時代」中前期的台灣。在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王國後取得的包括了澎湖島與台灣輪廓地圖在內的數張珠江口地圖素描，說明了過去少為學者研究到的歐洲人海上東來前這一環繞東亞的海上貿易，也應是台灣史研究的重要內涵。
同樣重要的是，在二十年前《大航海時代的台灣》面世時，此前學界對東亞進入「大航海時代」後，到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占台為止的漢人在台活動，所知並不多。考古成果和新史料的陸續發現，無疑填補了這一段空白，不僅幫助我們瞭解到這一時期，隨著澳門的開埠與漳州月港的相應開放海禁，先住民與漢人的貿易開始出現了數量不少的漳州窯青花瓷等器物的內涵，也讓我們對台灣開始脫離原始交易社會型態，成為明中期至後期閩粵之民頻繁進出之地的轉變進程，有了比較清楚的認知。
大體來說，這個進程是一種漢人來台團夥從海上亡命向跨國經營轉型的蛻變。
一五五七年澳門開埠，大明王朝的東南產生了驚天巨變，官宦大戶組成的利益集團和草民中自發生成的海上群雄活躍於從閩粵交界處到澳門的海域。先有吳平、許朝光、林道乾、諸良寶、曾一本、林鳳，後有袁進、李新(又名李忠、洪武老）、劉香、林辛老、林謹吾（林錦吾）等集團，以及最後從日本歸來的李旦、顏思齊與鄭芝龍等勢力與明水師官兵周旋，以澎湖、台灣為基地，將台灣進一步納入了以漳州窯（即後來的出口青花瓷）和絲綢為主要內容的新興環中國、日本和東海海域的國際貿易圈。不數年，這個貿易圈又隨著月港海禁的解除和西班牙人的占領馬尼拉，擴大而為環南海貿易圈。
直到荷蘭人占據台灣以前數年，這些活躍於中國東南海域的漢人海上武裝力量的活動範圍及於基隆、淡水、笨港、魍港、赤崁等地，對台灣早期開發的格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考古發現，這一時期台灣西南平原先住民西拉雅文化區開始輸入大量非本地生產的陶器，並出現以當時主要產於明代客家原鄉平和縣等地的漳州窯為主的青花瓷餐飲用碗、盤、杯等，說明了漢文化開始對台灣的深度滲透。
大陸學者和文史研究者陳小沖和涂志偉的研究表明，最晚到一六一七年，也就是李旦勢力開始利用台灣從事轉口貿易的前一年，漳州漳浦趙家堡家族任明水師軍官的趙如思（趙秉鑒），顯然是在福建官方默許下，利用在台灣北港坐擁一方並已打開了對日和對大陸三角貿易的林謹吾的勢力，在今台南赤崁城所在地建造了一座簡易城堡，擬將之作為其在台灣開建新基地之用。時間上比荷蘭人在一六五三年就地所建普羅民遮城（Proventia）的年代，早了三十幾年。
這些從十六世紀轉型到十七世紀初台灣先住民與漢人開始規模交易接觸的歷史，是本書最早出版時尚未發掘的重要史料，故利用再次出版的時機，補上其輪廓，以供讀者參考。
湯錦台
20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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