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

序
導言
一、新視角
二、概念框架
三、歷史軌跡

第一編

第一章 學術語境與概念框架
一、學術語境
二、概念框架
第二章 文學場域中的政治和市場因素
一、在國家和市場之間：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文壇」的復甦
二、「非官方」的政治因素：有關文學的民族主義／道德主義話語
三、文學市場中正當性原則的競逐：個案研究

第二編

第三章 軟性威權統治和主流位置
一、「積極的」文化管控和外省人主導的文化生產
二、促使文學模式受推崇的政治動因
三、「純文學」美學範疇的興起
四、「副刊」和政府支持的主流文學
第四章 現代主義潮流和主流文學裡「中國意象」的美學性衍化
一、一個新美學位置的登場
二、主流文學中「大中華中心主義」的美學性衍化
第五章 本土位置：社會對立的產物
一、本土主義文學位置的發展歷程
二、本土主義文學位置在當代早期的沉潛性存在
三、兩位重要文學人物背道而馳的生涯軌跡

第三編

第六章 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與中產階級文類
一、副刊與以副刊為核心的文學生態
二、中產階級文類
第七章 高層文化追求和主流位置小說的蛻變
一、從「閨秀文學」到「日常美學」
二、新鄉土主義、西方文化思潮和「中國結」
第八章 後解嚴時期的新發展
一、本土論述的演變
二、後現代潮流：一個新興的另類文化形構
三、後解嚴時期文學場域的新發展
四、「正當性」問題：一個媒體事件的分析

參考文獻
索引

序（摘錄）

　　《臺灣文學生態：戒嚴法到市場律》這本書的英文原版（Literary Culture in Taiwan: Martial Law to Market Law）於二○○四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撰著時間則是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解嚴後，研究者始而攜手翻越過這個世紀級的大分水嶺，繼之運用不同知識譜系的概念軸來重新摹畫臺灣過去文學發展的歷史圖像，篳路藍縷，試圖為建構新系譜開闢可行的路徑。作為一個嬰兒潮世代的參與者，這本書也記錄了我當時所做的一些努力。歷經時空轉換，世代交替，此刻在臺灣出版中譯本，除了帶領當代讀者重溫一下二十多年前那個激情的轉折年代之外，對臺灣文學研究領域本身可能會有些什麼特殊的意涵呢？

　　二十一世紀初大學體制中臺灣文學研究系所的成立，無疑是個關鍵性的門檻。從實踐的層面上來說，以新歷史框架做資料的復原與整理，受到與時間競賽的急迫感驅策，成果最為傲人。在理念層次上，透過文學史建構文化自主性，儼然成為一個具有激發熱情、賦予使命感的主導意識。後者與化約性強、易於淪入畫地自限的文化民族主義之間，相隔原只有一步之遙；所幸因緣際會，這個具有保守基因的位置，在過去三十年間經常是與多元主義的進步思潮攜手相伴而行的。對照歐美社會在同一歷史時段內紛紛出現的，右翼保守的民粹主義與進步前衛的覺醒主義之間的加速兩極化，這個微妙的組合格外令人矚目、寄予正面期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上述兩個潮勢皆為一九九○年代解嚴初期特殊語境的產物，從當時批判戒嚴時期主導文化的反挫能量中汲取了重要的滋養。儘管兩者後來循著不同的運動邏輯發展，卻始終具有很大的合流傾向，也不乏深層矛盾浮出地表的瞬間。鑑於學界近來對於回顧本世紀初以降臺灣文學生產的興趣日增，這個具有特殊在地歷史意涵的現象，可望得到更多的深層關注。《臺灣文學生態》的大部分章節試圖透過文學場域的運作分析，對臺灣戰後戒嚴時期所孕育的保守、妥協、新傳統主義的主導文化做結構性的整理，末後兩章並觸及九○年代中晚期迸發的後現代激進思潮，出版後或許對研究者從集體意識積澱的角度來理解當代文學生態的複雜肌理有所助益？

　　自從《臺灣文學生態》原版問世後，英語世界裡十數年內沒有以臺灣文學研究為對象的專書出現。海外臺灣文學研究在本世紀初期的消沉有著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臺灣新電影在國際間展露鋒芒、「中國熱」在東亞學界裡發酵等，都不免壓縮了原本有限的研究人力資源。然而，我以為更不容忽視的，是廣泛的學科體制變化：過去三十年間，文學研究再次經歷了方法學上的重大典範移轉。簡言之，面對著數位革命的持續深化，同時承接了九○年代以來前衛思潮和「文化研究」高度盛行的遺緒，一些具有特定核心關注及明確參考框架的「新興學科次領域」，在這段時間接二連三湧現，來勢洶洶，對文學研究的傳統界域造成了有目共睹的重劃效應。

　　從大環境來說，「文學」這個古老的人類自我表達，和與同類溝通的行為範疇，面臨了自印刷術發明以來一次極為重要的歷史關口。網路革命對文學使用媒介本身所帶來的挑戰，觸及了生產、流通、接受各層面，迫使我們必須重新想像、界定今日所理解的「文學」概念。方法學上與之相應的，是晚近興起的各種「新物質主義」支派，納入科學視角，重新考量人文科系研究對象的物質性構成元素。而更早些年便開始出現的，各自框限了其核心關注界域的新興學科次領域—如殖民、認同、性別、環境、少數權益、跨界流動、情動理論、媒體考古等—在體現前衛行動主義精神的同時，更逐漸瓦解了「文學本位」的研究預設，進而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取代或稀釋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這一連串現象和此前數波典範轉移—包括影響深遠的「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相比，對既有學科體制的衝擊似乎更為徹底。一來，它們對研究對象的設定，明顯溢出了創作性文本，使後者易於淪為其核心關注的承載體；二來，前衛的道德性視野和議題性觀照，與旨在對美感經驗做哲學性審思的文學研究傳統之間顯然充滿扞格。誠然，從二○一○年前後，英美學界出現的「遠距閱讀」、「後闡釋」（postcritique）、「表層閱讀」、「修補式閱讀」等潮流，明顯有站定文學本位立場，在融入新典範的同時，也重新召喚形式主義文本分析，以及康德以降主流美學傳統的回歸跡象。然而對於臺灣文學研究來說，其影響似乎尚不及新興次領域那般顯著。

　　方法學上的多元競爭，持續演化甚至產生突變，原是任何文化生產場域進入成熟期，展現生命力的徵兆。《臺灣文學生態》的構思，深受以對「品味」美學研究聞名的社會學理論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影響。我在一九九○年代接觸到這個理論，十分心儀，認為它對於個別東亞社會「輸入型」現代文學體制的發展，有強勁的詮釋力。該理論把關注點從作家作品轉移到集體行為背後的驅動元素和文化空間的結構性規律，對於本書試圖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向英語學界介紹二十世紀中晚期臺灣文學的努力，有極大的助益。

　　從國內的角度來看，臺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其與大環境之間的連動，綿密而充滿不可測性，所孳生的時代意涵遠超出學術生態本身的變革。場域論所擅長的，是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協助我們對不同文化生產模態—包括創作、研究、消費、集體行動等—從社會層面做整體性的觀照。《臺灣文學生態》中譯本的問世，或許可以及時參與臺灣文學研究場域邁入成熟自省的階段之際，與各種方法學位置之間充滿生機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