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世界版圖上的眷村文學
謝小韞（全國眷村文化保存聯盟理事長、眷村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眷村文學」在臺灣當代文學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此種在槍桿下誕生的文學類型，在世界文壇上，亦屬罕見。
臺灣當代的文學發展史，實與戰爭的硝煙，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一九四九年以來，臺海戰雲密布的背景及動盪的局勢，交織成一個苦難和壓抑的特殊年代，隔海交鋒的國共雙方，除了兵戎對峙之外，更是一場意志的抗衡。彼時，枕戈待旦的國軍，建構起筆與槍的隊伍，不少有志之士，用紙與筆點燃了他們心底熊熊的文學烈火。
這支槍與筆的隊伍裡，從詩歌、散文到小說，誕生了許多耀眼的寫手。詩人的隊伍中，被譽為「詩壇鐵三角」的洛夫、張默、瘂弦，所創辦的《創世紀》詩刊，最教人刮目相看，影響臺灣詩壇的走向逾一甲子。此外，傑出的小說與散文大家，從司馬中原、朱西甯、管管，到袁瓊瓊、蘇偉貞、朱天心、張啟疆等，書寫眷村生活的各個面向，為眷村文學陸續立下了功不可沒的豐碑。《眷村》雜誌採訪了這些眷村文學作家，寫出其現身說法的生命故事，由「聯合文學出版社」集結成書，為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記錄了文學家的心路歷程。
就先從軍中詩人洛夫、張默、瘂弦、管管說起。
在臺灣現代詩壇，洛夫是一個響噹噹的名字，他的創作成就，有口皆碑。少年時在家鄉即已發表詩作，民國三十八年間，大陸情勢逆轉，他隨軍來台，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發表抵台後的第一篇詩作〈火焰之歌〉，從此開展了他在臺灣現代詩壇叱吒風雲的一生。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金門發生震驚中外的砲戰。彼時，洛夫剛從軍官外語學校畢業，被派往戰地擔任新聞聯絡官，親歷四面八方石室隨時可能坍塌的恐懼，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寫出了目睹金門慘烈砲戰的詩作〈石室之死亡〉。
〈石室之死亡〉發表於民國四十八年《創世紀》第十二期，披露以來，備受矚目，評論文章紛至沓來，據估計總字數已逾三十萬字。臺灣文學研究者陳芳明教授表示，該詩問世後，最初他完全無法領略，好像被擋在門外，直到他被當時政府列入限制返國的黑名單，在長達十八年飄流異鄉之後，才徹底感受「流浪」與「放逐」是何等痛徹心扉，而「只有以自己的刺骨之痛，去體會詩中死亡的凌遲，才有可能逼近詩人的靈魂。」
民國四十三年創立的《創世紀》詩刊，是由一群熱愛新詩的朋友勉力創辦與經營，在未獲任何外援的情況下，像一座峻偉的高山，始終屹立不搖，一甲子以來，從未間斷出刊，為臺灣詩文發展史，烙下了最鮮明的圖騰。談論這一文壇奇蹟，瘂弦感慨的說：「《創世紀》能夠延續不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張默。」
張默的詩如其人，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在現今日漸冷漠、疏離的臺灣社會，有溫熱人生的作用，這是詩人蕭蕭推崇張默所下的定評。張默對詩深情，對人、對物深情，對「鄉」更見深情。
他的後期作品，多以思鄉、懷母為其題材。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張默自南京經上海乘中興輪來台，民國七十六年六月，離鄉近四十年的詩人，接獲大陸親人的信件及母親肖像，鄉愁潰決不可攔阻，形成一股巨大的創作原動力，隨即產生大量懷鄉憶母的作品。
瘂弦本名王慶麟，在大陸山河變色之際，隨校南移，母親在送別時，把油餅放進十七歲的瘂弦背包裡，他嫌麻煩，還對母親發脾氣，連頭都沒有回，沒想到此一場景竟成為母子的永別。離家四十二年後，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他回到南陽故鄉，跪在母親墓前，從離家的那天說起，說到怎麼從軍、讀幹校、當編輯、辦《創世紀》、娶妻生子，講了兩三個小時，邊講邊哭……。
民國一一一年三月，瘂弦發表《瘂弦回憶錄》。記錄他從河南童年、避內戰隨學校流亡、從軍來台，一路寫到臺灣半世紀的文壇風雲。講起寫回憶錄的初衷，他說：「不是我重要，是我認識的人重要；不是我偉大，是我所經歷的時代偉大。」他感嘆道：「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而太早封筆，是瘂弦最大的遺憾！
管管原名管運龍，民國三十八年，只唸完初中的管管，憑藉著高頭大馬的外型，被國軍一眼相中，拉他去當大頭兵。他永遠記得生離死別的那一幕，母親踉蹌著小腳，跑了二十多里來到軍營，塞給他一個小手帕，裡面緊緊包著一塊「袁大頭」。四十年後，他回到山東老家，親人對他說，每逢大年三十全家吃餃子，他娘總不忘把大門敞開，一邊敲著碗，一邊叫著管管的小名。
「故鄉是俺心中的墳，裡面住著父親母親，天天過著寒食清明，冷雨紛紛。」
管管的詩，刻畫著他心中永遠的痛。
再談小說與散文大家司馬中原、朱西甯。
司馬中原的原名，叫吳延玫，後以司馬中原為筆名，意指自己要以司馬遷寫《史記》的精神，為後代說一些真話。
司馬中原畢生沒進過幾天學校，連小學畢業證書也沒領過，讀書寫稿，全靠奮力自學。民國三十八年隨軍來台，二十歲結婚，違反當時的軍隊規定，被記大過處分。孩子接二連三出生，生活極為困苦，而成名之作《荒原》與《狂風沙》，正是在這種艱困的生活環境下完成。
從民國五十四年司馬第一本長篇小說《荒原》問世以來，至民國七十四年的二十年間，先後完成的作品多達三十餘部。那年頭，電腦尚未發明，寫作必須爬格子，可說「字字記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為了養家活口，司馬前後一共出版一百一十三本書，其中字數超過百萬者，竟有十三部之多，而《狂風沙》曾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的第二十四名，當時共賣了三十六版，幾十萬冊。
祖籍山東臨朐的朱西甯，中日戰爭爆發時，他僅十二歲，就流亡於蘇北和皖東一帶，後加入國府軍隊，並隨軍來台，於五○年代登上文壇。起初，他居無定所，內心也並不打算落地生根，因為令他魂牽夢縈的，始終是大陸的家園。
民國四十九年間，朱西甯舉家搬遷到台北後，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小說，如《狼》、《鐵漿》、《畫夢記》、《旱魃》、《破曉時分》，其中暢銷之作《狼》，引起文壇廣泛的注意和討論。書評者認為，作者對小說人物的深度描摹，不但流露出他對儒家理想人格，以及對基督救贖精神的渴望，無形中，也撫慰了他對自身離散命運的焦慮。
民國一○七年，北京《新京報》通知，朱西甯的《旱魃》名列大陸年度十大好書，是不分項目的唯一一本華文文學創作。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說：「我慶幸現在才看到《旱魃》，否則我將失去寫作《紅高梁》的勇氣。」他同時也對朱家姐妹直言：「咱們的小說寫得都不如朱西甯先生啊。」
眷村第二代的寫手，先從袁瓊瓊、蘇偉貞開始說起。
自一九七○年代初，才華橫溢的眷村第二代，開始書寫眷村文學，其中的佼佼者如朱天文、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張啟疆等，現已成文壇的主力。他們寫作的起點雖是上一代的悲歡離合，其實多半是自己的成長故事，以及人生的體驗。
袁瓊瓊的《今生緣》，創作於民國七十七年。其後，出現了張大春《四喜憂國》、蘇偉貞《離開同方》、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張啟彊《消失的□□》等一系列眷村小說作品。袁瓊瓊的《今生緣》，以寫實的筆法，生動地描寫了眷村內悲歡離合的日常、眷村父執輩養家活口的艱辛、眷村子弟的青春年華和成長經歷等諸多面向，對此後眷村文學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今生緣》在眷村小說史上的開創意義，不能等閒視之。
蘇偉貞從民國七十三年的《有緣千里》為起點，到七十九年《離開同方》、八十三年《沉默之島》、九十五年的《時光隊伍》等四本著作，可說是用文字交織成個人的生命記憶與眷村族群的歷史光譜。這些作品描寫一九四九年由中國來台的戰後新移民及其子嗣的故事，感人肺腑，被譽為蘇的「眷村四部曲」。
曾獲得文學大獎的《離開同方》，其人物與其他眷村小說不同，多半是正值青春、壯年期，彼等既無輝煌的過去，對未來亦相當茫然，鄰里是非遂成為他們生活的重心。小說家陳義芝說，《離開同方》是為臺灣眷村生活立碑，總結了蘇偉貞對離亂世代、四十年來社會生活之觀察與關注，其結構、戲劇性張力、現實輻射面，在在展現卓越的布局，在格局上，可說已從組曲臻至史詩巨構。
談眷村第二代寫手，一定要提的人是朱天心。
在臺灣，朱家是文學世家，朱家三個女兒中，朱天心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七歲時寫出的青春生命之書《擊壤歌》，一舉成名。朱天文、朱天心是典型的外省第二代，童年的家是從一個眷村，轉移到另一個眷村。朱天文小說《小畢的故事》，講一個少年的成長曲折，拍攝成電影，奪得民國七十二年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陳坤厚）、最佳編劇（侯孝賢、朱天文）等多項大獎。《小畢的故事》無疑是眷村文學的代表作之一，而朱天心則交出《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後佳評如潮，成為眷村文學的典範。
朱天心敏銳地察覺到，時至九○年代，臺灣社會對「眷村」這個字眼，每每被有心人貼上種種粗暴的政治意象，這與她瞭解的情形全然不同。眷村人「無權無勢，生活如此艱辛，哪裡來的既得利益？」她為眷村人打抱不平，興起「與其讓別人誤解外省人，歪曲眷村這一塊，還出言不遜，惡意指控，不如我自己先行自剖眷村視域，誠實面對眷村人的苦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還其真實。」於是揮動如椽之筆，書寫出眷村子弟們一路走來的悲歡歲月。
雖然同在眷村長大，但眷村故事的說法卻各異其趣。
崛起於八○年代，榮膺各大文學獎的張啟疆，在當時盛行的「都市文學」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且在「棒球小說」這一門，成為千里獨行的先驅者。不過，在棒球小說這個領域，最先讓張啟疆大放異彩、技驚四座者，實不得不歸功於齊邦媛教授的品題，她將《消失的球》定位成「眷村文學捨棄『鄉愁』，另闢蹊徑的作品。」
張啟疆說，眷村本來就不存在於臺灣的土地，現在消失了那又如何？當然等到我們都不談眷村、都不想眷村、我們都不寫眷村了，它也就自然消失了。張啟疆一直相信，他寫的眷村故事，尤其是他親身的故事，讓後來有很多沒有待過眷村的人，看完之後會心生嚮往之，甚至說：「原來你的童年這麼刺激熱鬧，比史蒂芬金的小說還更刺激。」
除了寫手的介紹外，有關眷村文學的研究，公認陳芳明教授是領航者。
家住高雄左營大路上，從小學一直到高中都是住在左營的陳芳明，對眷村人及眷村生活百態，有著特殊的情感與際遇。
陳芳明在臺灣戒嚴時期，含冤莫白的被政府列入黑名單。他在海外研究左派、左翼臺灣，了解「左」不是指共產黨，是指少數的意思，就開始寫第一本小說《謝雪紅》。他認為，臺灣的族群豐富，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及原住民，之後還有一九四九年從大陸來台灣的外省人，以及目前的新移民，故用「外省人」這種籠統的稱呼，顯然有誤，若寫臺灣文學史，就必須為歷史上的那些人發聲。他先從眷村文學開始，從人權角度出發。
陳芳明認為族群問題，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出版後，朱家姐妹寫完這些故事，就是最後一個世代了。進入到二十一世紀，臺灣越來越開放，族群越來越平等，眷村文學之後，新住民的新移民文學也必然會慢慢出現。不管你的族群跟性別如何，只要生活在這個島上，等到實現了公民社會，大家都是平等的。
臺灣文學界的「小母親」，《文訊》雜誌社長封德屏，也是關心眷村文學發展的代表性人物。
家住屏東空軍「果貿新村」的封德屏，高中畢業前的童年、青少年生涯，都環繞著眷村，即使後來到台北讀大學，寒暑假都會回老家團聚。封德屏親身體驗到，一位能幹的眷村媽媽，如何在艱難的歲月中照顧家庭，養兒育女。在她掌舵的《文訊》雜誌，她也如「小母親」一般，數十年來持續關心第一代軍中作家，《文訊》也成為這群弱勢寫手的「家」！
她認為臺灣的歷史原本就充滿族群的增生、消長及分裂。眷村人是一九四九年後隨國民政府來台者，臺灣的軍中文學、眷村文學在全世界也絕無僅有。當然，在眷村逐漸消失、改建，以往眷村生活被書寫成一種文學類型的情形，就可能自然消失於無形，再也不存在了。
眷村這一代人經歷的離亂，瘂弦曾經憮然說道：「我們經歷的悲劇超越了人類負荷的極限，是悲慘中的悲慘」；蘇偉貞在〈眷村的盡頭〉一文說：「這些人在原本應該安身立命的地方流浪與衝突，漫無目的的遊蕩，失去座標，成為地球永遠的漂浮者，切斷在生命光譜的兩極，恐怖到像無止盡的懲罰，時時刻刻問道：鄉關何處？」張啟疆在〈君自他鄉來〉說：「若干年後，你們將如何向世人訴說『我們的村子』？」
齊邦媛曾經以「世界版圖」的概念討論眷村文學。她說：「臺灣本來是一個移民的世界，安平、鹿港、淡水、艋舺，當年都是族群聚居，互相保護、掩埋彼岸往事的眷村。由此延伸全世界的中國城，何嘗不是眷村？世界版圖上的地名國名，建立之初與臺灣的眷村又有何異？」旨哉斯言！
「一九四九年，像一個魔咒，是許多外省人不堪回首的集體印記」，我們的上一代曾被時代的巨輪無情輾壓，戰爭讓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上一代的眼淚早已流盡，夾在離散的第一代和沒有戰爭記憶的下一代之間，我們只能嘗試從文學的角度，拼湊一個比較完整的大時代面貌，讓年輕的下一代思考：一九四九年以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未來，我們又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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