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平裝）

序
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
嚴復「三民」思想簡論
嚴復、康有為與近代兩大進化史觀的離合
嚴復、康有為思想分野與近代人文重建的歷史演進
近代化的思想遞進 ——王韜與嚴復之比較
近代倫理精神的重建
近代理性精神的重建
近代理性自由思想與浪漫自由主義
尚力思潮與近代感性重建
「力」的發現
「摩羅詩力」精神與「五四」感性啟蒙
養生—氣功精神縱橫論
力本體哲學及其悲劇 ——戰國策派述論
近代泛數學主義與泛力學主義
二重歷史客體論試探
關於史學與現實關係的再認識
新時期十年史學主潮的邏輯演進及評價
西方歷史認識論史上的「哥白尼革命」
歷史本體的極限
發生認識論與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 ——關於歷史文化心理學的思考
孫中山經濟發展戰略的再認識
辯證理性審視下的鴉片戰爭——重溫「馬克思、恩格斯論鴉片戰爭」述感
辛亥革命與二十世紀的中國
法國的辛亥革命研究
海岸文明與中國都市現代化
「移民精神」與「鄉土意識」
「楚狂」精神
中國的第三次理性啟蒙——近十年理論思潮的一種透視
中國早期現代化研究的新視角 ——評《離異與回歸》
近代思想文化的深層探索——章開沅先生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夢到徽州——記與章開沅老師的最後一面
後記
再版後記：我們的 1980 年代

序

張磊

　　有幸先睹了國燦同志的新書的稿本，十分高興。即將付梓的這部結集，收錄了作者多年來的研究成果，主要內容包括：嚴復思想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尚力思潮與近代感性重建；歷史哲學特別是歷史認識論的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的重大事件與人物思想論述；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札記。全書內容豐富，許多論述閃爍着發人深省的思想火花，對嚴復思想的定位與剖析更具開拓性，堪稱為一部優秀的力作。爰是不揣譾陋，為之紹介。

　　嚴復思想研究在文集中居於突出地位，因為這是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重大課題。嚴復的思想與實踐在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兼具學術價值與社會意義，是以國內外學者頗為關注，從周振甫、王栻教授到美國學者史華茲的著述即為實績。近年來，更有不少有關成果陸續問世。國燦同志的一組饒有新意的論文，則把嚴復思想研究深化和拓展到新階段。作者從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人文精神重建的角度重新解讀嚴復，對他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觀念加以再估，確認這位真正學貫中西的思想家的哲理和見解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不愧為包涵近代理性精神、倫理精神和感性精神的近代人文精神重建的發軔標誌。然後，漸次深入考察了嚴復的話語系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白話運動的內在聯繫，揭示了「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與辛亥國魂及稍後的國民性問題的相互關係，指出了「群學」思想對推進傳統國學向近代社會科學轉型的作用。作者着力破除把嚴復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籠統劃歸戊戌時期維新派的陳見，對嚴復與康有為的思想作了過細辨析比較，從「進化」史觀着手揭示了他們之間在進化的動力、目標諸方面的根本差異，判明嚴復是理性的「劃界」自由主義的代表，而康有為則是浪漫的現代烏托邦的鼻祖。正是這兩種思想的相互消長，對 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此外，作者還對嚴復與英國文化的關係作了獨到的闡述。可以毫不誇張地斷言：作者從獨具的視角考察了嚴復的學說，體現了頗為特出的思辯力度和相當深厚的理論、業務根底，代表了嚴復研究的最新進展。

　　本書的又一個鮮明和優長的特色，顯然是對近代中國尚力思潮的發掘以及所作的全新闡釋。在以往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尚未有專家學者涉獵過這股思潮。作者通過掌握大量第一手素材，展示出不可忽略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尚力思潮，更從感性重建的角度予以論述，認為它構成了人文精神重建的三大主題之一。作者的有關成果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因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領域由此得以拓展。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重新闡釋歷史哲學的基本問題，無疑是本書的重要內容。對於歷史科學說來，科學的理論、方法論至關重要。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創見，認為傳統歷史哲學關注的主要是歷史本體，追尋其真實的面目和發展的規律，遂成為史學家職業良知所在；但實際上歷史已成過去並且不可再現，史學家面對的必然是二重客體，即歷史本來面目（本體）和史料。作者指出史料具有局限性，且滲透着記述者的主體性，所以與歷史本體永遠不能完全重合，只能無限地趨近。歷史認識對象的二重性，打破了史學家「揭開歷史本來面目」的「理性的僭妄」。歷史規律不過是「人為歷史立法」的主客體雙重建構，不應視之為不以史學家意志為轉移的純客體 —本體的屬性。作者的這種見解具有某種挑戰性，曾在史學理論界引起了討論。這是可喜的現象，頗有助於促進史學理論、方法論的發展。應當指出，作者的上述觀點決非不可知論，恰恰相反，他正是強調了歷史認識論，並力求使歷史認識論更為科學，越發切近實際。因為作者決非否定史料的意義，也重申了正確的歷史研究定會獲致不斷接近本體的近似值，還承認了歷史規律的存在和被認識的可能性（只是否認它的純客體屬性）。可見，作者的見解符合辯證唯物主義。事實上，歷史是人們活動的結果，而人的活動總是以他們的思想、感情和意願為指導，至於語言則是意識的載體。但是，「古史記言，大半出於想當然」——錢鍾書教授在《管錐編》第一冊中作出了這一論斷。他先以《左傳》記載介之推與母親的談話等為例，指出「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謦欬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依據……皆生無旁證，死無對證者。」關於《史記．項羽本紀》中「鴻門宴」的描述，他認為「其論文筆之繪聲傳神，是也；苟衡量史筆之足證可信，則尚未探本」。要之，應當強化歷史哲學的導向，更為實事求是地評估史學家的認識能力和史料的認識意義，以便使歷史研究不斷地接近本體的真實和揭示客觀的規律。

　　綜觀全書，雖然涉獵了有關史學的許多方面和課題，但給人以形散神不散的感受，因為文集的重心在於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與歷史哲學兩個領域。加以全書主線非常明確，即從思想文化轉型或人文精神重建的角度重新審視處於劇變時期的思想文化進程，並以嚴復思想研究為切入點，與當世的幾個重要人物的思想進行比較，從而，對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轉型的主題作出開拓性研究。

　　掩卷沉思，不禁為青年學者的茁壯成長而感奮。當然，國燦同志的成就不是偶然的。他對社會科學事業十分熱愛，長期從事史學研究，鍥而不捨，孜孜以求，確實難能可貴，令我欽佩。但是，國燦同志和我都確認在科學領域中的攀登永無止境。即以嚴復研究為例，他那「闊視遠想」的氣度和視野，「苞中外而計其全」的博學與深思，顯然有待持續的探究。內涵十分豐富的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更需要深化和拓展，自不待言。我切盼着作者能夠早日完成關於「嚴復與近代文化轉型」的專著，並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學術史領域中辛勤耕耘，多結碩果，奉獻於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