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舜生回憶錄

導讀：名士風流／陳正茂

A 近三十年見聞雜記
一 開場白
二 記少年中國學會
三 自「五四」以來
四 「五四」以後的中國出版界和教育界
五 「九一八」以後
六 抗日準備時期
七 抗戰的第一階段
八 留在四川的八年
九 記民主政團同盟與延安之遊
十 勝利以後
十一 我眼中的中國農林事業
十二 結論
附錄 清民之際的長沙

B 散憶零簡
我的少年時期
香港三年（一）
香港三年（二）
香港三年（三）
香港三年（四）
香港三年（五）
香港三年（六）
香港三年（七）
香港三年（八）
香港三年（九）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
述最近留台觀感（上）
述最近留台觀感（中）
述最近留台觀感（下）
最近十年的香港
台北與大陸之間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一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二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之三

C 點指人物
書生建黨的曾琦（-）
附錄
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解剖
毛澤東最後的苦杯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
左舜生先生遺言

導讀

名士風流─從《左舜生回憶錄》談起
陳正茂（國立東華大學縱谷跨域書院兼任教授）

　　湖湘人物，自咸同以來，即不絕如縷，從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到譚嗣同、唐才常；自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到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等，此起彼伏，源源不斷，蔚為壯觀。饒富趣味的是，創造近代史者多為湘人，記錄近代史者亦頗不乏湖南人身影，這其中有第一流的近代史學者蔣廷黻，也有以一部《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而蜚聲中外的李劍農，還有一位少為人提及乃至漸被遺忘的左舜生。

　　左舜生，光緒十九年（1893）生於湖南長沙，譜名學訓，字舜生，別號仲平，黨名諤公。左是民國政治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為中國青年黨「曾、左、李」三巨頭之一，長期為青年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曾擔任青年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民盟」秘書長，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國府改組，青年黨參加政府，先生出任張群內閣之農林部長。嚴格說來，畢竟一書生，踏足宦海終非先生所長，亦非其所好。先生集政治家、政黨活動家、詩人和史學家於一身，然真正志趣則在文藝與史學，其雖然激於民族危機和時代洪流而涉足政海，但終其一生，始終未能忘情於史學研究，並為後人留下累累碩果，贏得同為湘人的著名史學家吳相湘的讚譽「左舜生為近六十年來，注意研究中國近代史三五先驅之一，與李劍農、蔣廷黻齊名，而各有樹立」。

　　先生著作宏富，撰述不少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但自己卻未留下回憶錄或日記之珍貴史料，此為相當可惜之事。是以，筆者過去鑽研青年黨史及其人物多年，曾為先生主編《左舜生先生晚期言論集》三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版，民國八十五年）；及編著《左舜生年譜》（台北：國史館版，民國八十七年）等著作，提供想研究青年黨史或先生者之學界人士一基本素材。今好友蔡登山先生，以其慧眼和史識欲出版《左舜生回憶錄》一書以嘉惠士林，自是美事一樁，承登山兄不棄，委筆者撰一導讀，敢不從命，茲略述如下：

　　《左舜生回憶錄》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先生名著《近三十年見聞錄》（按：原名應為《近三十年見聞雜記》），此書出版甚早，有好幾個版本，最早是由香港「自由出版社」於民國四十一年付梓發行。民國五十七年，沈雲龍先生將該書與先生另一名著《萬竹樓隨筆》合刊，由台北文海出版社再版，列為「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五輯。其後，民國七十三年，中國青年黨黨史委員會又將該書重新印行，由此可見先生此書之重要及風行之廣了。《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其實是民國四十一年（1952）三月，先生將其於香港《新聞天地》所寫的文章，收集出版成為此書。該書是先生於民國四十年四月寓居香港時所寫，內容敘其個人有關之少年中國學會、五四運動、中華書局編譯、九一八事變、七七抗戰前後數度應邀晤蔣；及參與國民參政會、民主政團同盟（「民盟」），訪問延安和毛及共黨高層會談，國共和談以第三方面立場調和鼎鼐迄於和談破裂的親身經歷，擔任農林部長等經緯共三十年間事，提供第一手資料，為歷史作見證，亦先生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大事記，說是先生前期的回憶錄亦無不可，故彌足珍貴。

　　第二部分，編者名為《散憶零簡》，收錄先生的〈我的少年時期〉、〈香港三年〉、〈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述最近留台觀感〉、〈最近十年的香港〉、〈台北與大陸之間〉、〈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等七篇文章。

　　〈我的少年時期〉可銜接《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附錄〈清民之際的長沙〉，可視為先生更早年的回憶錄，因為該文始於先生出生的光緒十九年（1893），終於民國二年（1913）先生赴上海求學止的整二十年之成長歷程。所記者有先生所處的時代背景介紹、對故鄉長沙風土民情的追憶，對長沙地理景觀的年少回憶，寫湘江春暖，敘岳麓秋色；更道「嶽麓書院」對其孩童時期的影響，當然更免不了提及鄉賢陳天華、蔡松坡等烈士對其少年心理留下的深刻烙印。文中內容主要是寫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先生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左莘農為長沙教諭，有聲於里，父親為一士子，在家中設館授徒，唯先生啟蒙教育反而是賴母親與三姐教導。進入「長邑高等小學」後，校長余子昭，教員唐濟渠、曹孟其等，俱一時名師，對先生學問思想影響頗大。總之，在先生少年的求學時期，偷閱梁任公《國風報》、逼校長剪辮、開始於《長沙日報》撰稿等驚世駭俗事，先生都詳述於〈我的少年時期〉。如上文所說，如果《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算是先生回憶錄的話，那麼〈我的少年時期〉即為先生回憶錄之前傳。

　　〈香港三年〉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連載於香港《自由人》三日刊的文章，《自由人》創刊於民國四十年（1951）三月七日，先生也是發起人之一，另外主要參與者還有：王雲五、王新衡、端木愷、程滄波、胡秋原、吳俊升、陶百川、雷震、阮毅成、劉百閔、雷嘯岑、徐道鄰、徐復觀、陳克文、成舍我、金侯城、張丕介、彭昭賢、許孝炎、卜少夫、丁文淵等三十餘知名之士。（見拙文，〈動盪時代的印記─《自由人》三日刊始末〉，《傳記文學》第八十七卷第四期（民國九十四年十月，頁二十一。）〈香港三年〉時序為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起，先生斯時正離台來港，文中先生提及在港島三年最愉悅之事是在生活上，無論精神或物質上，都沒有任何人予以干擾，此亦先生之所以離台的原因，在極權與威權的政治高壓下，想保有一點說話的自由，大陸固不可留，台灣也待不了，英國治下的香港，乃不失為不滿國、共兩黨的知識分子及政治異議者的首選之地，先生初履香江之心境大抵如此。

　　先生在香港三年中，有鑒於香港的繁榮與建設的進步，不禁大哉問了一個好問題「究竟政府是為人民而設，還是人民為政府而設？」先生有感而發的自問自答：「我深深的知道今天中國的老百姓覺不需要什麼『大同』不『大同』，他們所迫切希望的，只是政府能救衣食住行公共衛生這類基本問題，好好的給他們一點兌現。」先生的感慨之語，與同為湘人周德偉的「忍將功業苦蒼生」不謀而合。接著，順著香港百年來建設的突飛猛進，先生筆鋒一轉的批評中國人是有「想振作」的念頭，但是看見無數做官的人，目的不在做事，而在「光宗耀祖」、「揚名顯親」，因此「親親政治」不獨與「民主」絕不相容，希望中國會有現代的民主政治出現，恐怕總是南轅北轍吧!先生曾任行憲後短暫的農林部長，宦海浮沉感受頗深。在〈香港三年〉中，先生有提到「最近國際方面有一種從事救濟知識份子的活動，惜點到為止語焉不詳。此事為美國舊金山方面的民間團體，為營救滯港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斥資在香港成立的「中國知識份子救濟協會」，該協會曾請昔同濟大學校長丁文淵主持其事，當時避居香江一隅的知識份子，十之八九都向該會填表登記了，惜填表登記後，該會並無進一步拯救事實的表現，經過年餘，最後會務亦停止了。（見拙文〈懷才不遇─丁文淵〉，收錄於《逝去的虹影─現代人物述評》，台北：秀威版，二○一一年十二月，頁一七五。）當然，在〈香港三年〉中，先生亦觀察入微，舉凡香港的民生物價、文化出版事業、醫療衛生、衣食住行、教育制度、娛樂活動等面向，以其實地體驗，為吾人簡潔清楚的勾勒了五○年代初期香港的城市面貌。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副標為〈順便報告一點香港的見聞〉，文中提及民國三十八年大變動期間，先生「先台後港」的經過，先生說到其來台後，先寄居在台北「中華農學會」四月餘，約莫三十八年底才離台去港，而去港之因據先生言：「其時大陸的形勢已一天不如一天，但我還有好幾十位朋友，分別轉徙於廣州港九一帶，而且多數是攜帶家小，負擔相當的沉重，如果我拒絕他們的請求，不去為他們加以籌劃，實為我的責任所不許，這便是我三十八年到達臺北以後又匆匆離去的主要原因。」先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三年，其已赴港定居多年，但說到離台主因僅是檯面話，真正原因是當時其手下謝澄平已和美國搭上線，正準備辦《自由陣線》週刊，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謝為左任農林部長時之政務次長，為青年黨二線人物，論資望還不足以服眾，因此有需要奉先生為精神領袖以資號召；另外，先生日後也提到，台灣當時環境，對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在資料蒐集上，遠不如香港方便，此亦促其赴港的另一原因。

　　〈述最近留台觀感〉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在台期間，因當年為第二任總統選舉，先生以國大代表身分來台出席投票，利用來台開會之際，先生對國府治下的台灣，尤其是台北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大體而言，先生肯定國府治下的台北已有明顯的進步，舉凡社會秩序良好、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情況安穩等；唯讓先生不敢恭維者是台灣那時還是「文化沙漠」，台北的出版界仍是非常不景氣，因政府審查太嚴，以致很多圖書無法輸入，這是頗為可惜的地方。另外，針對台灣當年的生產事業與農業，因著先生當年擔任農林部長的敏銳度，對台灣農業的米和水產，工業方面的製糖、紡織以及化肥等都有一番觀察。難能可貴的是先生所述者都是以治史者的精神，查覈數據親訪當事人，因此所言有憑有據，非走馬看花徒託空言。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對台灣工業化的遠見，先生對當年國府的工業化政策，提出鼓勵民營企業以臻工業化之要旨。先生認為應該鼓舞人民對於經營企業之興趣，而使其自然趨向此途的方法有五：1.能獲合法之利潤。2.確受法律之保護。3.改良稅法及進出口管制辦法。4.購取原料及銷售貨品多予便利，盡可能使其成本輕減。5.減少各種手續上之麻煩。這五點便民之措施，倘政府能付之實行，先生說「則游資皆納入正軌，群趨於生產之建設一途，而工業化之目的，可以漸達。」先生高瞻遠矚的建言，證之五○年代台灣經濟發展的軌轍，竟有相當多雷同之處。除此之外，先生文中也提到如何培植人才和獎勵發明；甚至外資僑資問題，老成謀國之心，溢於言表。

　　當然通篇文章最大亮點是先生不諱言論及當時國府幾個最敏感問題，反攻大陸的準備、國、民、青三黨關係，「吳國楨事件」和言論自由等，先生都坦然暢談。例如反攻準備，先生即務實說到，一定要與整個世界反共行動相配合，決無法採取單獨的動作。朝野黨派關係，先生提到一秘辛，即蔣介石一直希望民、青兩黨合併成一有力在野黨，胡適則建議國民黨一分為二較為迅速有效。先生文中倒是說的比較實際，國民黨之無法可分，也正如民、青兩黨之無法可合，不是那麼簡單就一蹴可幾的，書生與政治人物之別就在於此。最後，先生不無嘲諷的說，據他觀察所得，台灣言論自由是有些許進步，一些持批評政府的報章雜誌如《星島》、《華僑》、《自由中國》、《民主潮》等都可以進口及存在，但媒體報導的遣詞用字，如提到行政院長陳誠用「陳揆」，遇著總統兩字一定要空一格，這些不良習慣，先生認為大可不必。

　　〈最近十年的香港〉所論者為香港在港督葛量洪統治十年下的所思所感，民國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是葛量洪任香港總督期間，這顆「東方之珠」在各方面的成就均讓外界刮目相看，因此有人稱此時期為「葛量洪時代」。先生於此期間也正好長住香港，對葛氏亦有相當高的評價，先生以為葛氏能容納民國三十八年後，自內地避秦南下的成千上萬之難民，使其能安居樂業於香江一隅，僅此一端即為了得。其次，將昔日的文化殖民地香港，發展為文化水準頗高的地區，這也是葛氏的功蹟一件，最後，默許香港居民有其反共、親共的選擇自由，此固然是英國的既定方針，但葛氏以其優異的政治才能，讓中共無機可趁，這也是葛氏政治手腕高明之所在。當然，以香港為前哨的對中共文化鬥爭，先生仍憂心的鼓勵大家要團結配合，重點是要加強自我的實力，世界局勢不斷的在變，我們更要審時度勢，順應潮流的演變才可。

　　〈台北與大陸之間〉這篇文章，恰逢大陸與台灣兩地各發生了幾件大事而引起先生連想寫就。民國四十七年，正值大陸毛澤東發動「陽謀」，引蛇出洞大鳴大放，整肅黨外「右傾知識份子」運動熱火朝天之刻，先生很多昔日老友如章伯鈞、羅隆基被打成「章羅同盟」，正日以繼夜遭到調查清算；一大群知識份子如費孝通、潘光旦、錢端升、吳文藻、儲安平等「反動學術權威」也遭牽連受審時。對毛的這一「反右運動」，逼得如沈鈞儒、黃炎培、邵力子、張治中、李濟琛之流，各個噤若寒蟬、誠惶誠恐的感激「毛主席」的不殺之恩，從此願把心交給黨，永遠不再放言高論。先生對此現況有感而發的說：「千古艱難惟一死」，在死亡面前，這些過去標榜清流的知識份子及政治人物，如今氣節何在？

　　關於此事，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續篇》提到：「章、羅在北京掉進政治網羅的時候，在香港的左舜生不去伸張正義，反而說他倆是『咎由自取』。這話很有點像說話刻毒的聶紺弩。為什麼要說刺痛老友的話？左舜生有才氣，但是才氣並非是唯一重要的人格構成，真正有用且極為難得的是經過豐富實踐經驗（特別是政治經驗）而形成的認知能力。左舜生說『章羅咎由自取』，就是這種能力的體現。」章詒和不愧是章詒和，垂暮之年，回首前塵，人世滄桑閱歷已深，對當年先生批評其父章伯鈞，不僅不慍不怒，反而肯定先生對毛及共產黨的先見之明，較之其父高明多矣！另一方面，台灣當時也是多事之秋，除「出版法」修正案在立法院引起軒然大波外，最主要是關於當局允許《胡適與國運》的發行來圍剿胡適之事，先生諷刺此舉與大陸的清算「胡適思想」遙相呼應，與共匪合謀令人費解。最後，先生不無自我解嘲的說「我自來對台灣直接發言總是採取避重就輕的一貫態度，我坦白承認：我是投鼠忌器！」妙！好一個「投鼠忌器」，令人會心一笑，拍案叫絕。

　　〈記新春的雜感與瑣事〉分三篇連載於《聯合評論》週刊上，時序已到民國五十一年新春，台灣仍處在白色恐怖的戒嚴年代，「禁書」戲碼還是天天在台灣上演，連《兒童樂園》這樣的刊物也遭禁，不禁使先生想到當年在上海中華書局編書時，也是動輒就接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禁書清單，如今三、四十年過去了，國民黨的觀念做法絲毫不改，毫不長進。先生舉例言之，有一國文老師，因買了大陸出版的《馬氏文通》和《列子》二書而遭禁，國文老師說「或許他們懷疑我是馬克思列寧的崇拜者，所以要給我這一嚴重懲罰！」先生嚴肅說，他不是說玩笑話，是經過查證的，因此不客氣的批評道，一言以蔽之：兒戲！另外，先生於此文亦提到因胡適發表的一篇演講而引起港台一片圍剿聲浪，尤以徐復觀的批評最為嚴厲，對此先生倒沒任何評論，只說我的內心，卻依然是站在胡先生一面的，並勉勵年輕朋友，解放小腳都要耗上百年以上歲月，爭取民主而遭受挫折不要灰心，可能需要更久的時間。巧合的是，此文發表於民國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正是胡適去逝的前一日，冥冥中似有意思。

　　第三部分，命名為《點指人物》，內中撿拾先生〈書生建黨的曾琦〉、〈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解剖〉、〈毛澤東最後的苦杯〉、〈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田漢、李達及其他〉等五篇文章；另有附錄〈左舜生先生遺言〉一篇。

　　〈書生建黨的曾琦〉（1892-1951）寫於民國四十年（1951）五月，青年黨黨魁曾琦病逝美京華盛頓後不久，當時香港有人在報端發表若干評論，文中有不實誇大的批判記載，先生基於義憤和幾十年老友身分，強調執筆之人，大概對於慕韓生平不甚了了，因此在高下抑揚之際，不免失實。先生說的好，捧場決不是一個已死去的慕韓所需要，厚誣卻是大大的不應該。因此，先生平實的寫下此文，就某種視角觀之，該文所述內容其實也是先生生平回憶錄的一部分，其中有幾處是先生一生的關鍵節點。早期研究「少中」史的郭正昭在〈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1918-1936）〉文中提到：「師生與同學關係在傳統倫理社會中，往往是血緣的意識化，從這一角度窺測，少年中國學會的原始結合，還是殘存著血緣性和地緣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民國六十年六月，頁一一九－一二一。）

　　先生初識曾琦是在上海震旦大學肄業時，雖然不同班但有過接觸，先生說其不在曾琦的圈子裡，此言恐有斟酌餘地，合理推論曾琦對先生的影響應該還是蠻大的，此從李璜的《學鈍室回憶錄》上可知道當年「曾、左、李」中青三巨頭在震旦大學嚶嚀求友的一個側面。李說他在震旦大學時，「最大收穫為與同學曾琦、左舜生、黃仲蘇、陳登恪及鄭伯奇等人訂交，其中以曾琦及左舜生對先生影響尤大。」又言：「在震旦讀書，對我私交較深，後來同為國家主義與民主奮鬥的兩位同學：曾琦與左舜生，……慕韓大我三歲，四川隆昌人，舜生大我兩歲，湖南長沙人；慕韓曾參加辛亥時同盟會光復重慶的革命行列，且曾在重慶辦報；舜生則在長沙時即早聞革命政治人物及其故事甚多，故他兩人對於我的政治知識與興趣，發生了傳染的作用。」（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上卷），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一九七九年十月初版，頁二七。）

　　先生說，到民國七年，他（曾琦）和王光祈、陳淯（愚生）、周無（太玄）、雷寶菁（眉生）、張尚齡（夢九）、李大釗（守常）等在北京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經過王光祈的一度南下，便把我介紹入「少中」做了一個會員，並且非正式的要我在南京負起了發展會務的責任。民國十三年冬，曾琦由法返國，未幾，即與先生共同定居滬上。十四年春，一個與青年黨歷史不可分的《醒獅周報》創刊，曾琦雖掛名總編輯，但真正刊務全由先生一手包辦，先生不無得意的說：「我生平辦過的日報期刊，不下十餘種，但在營業上成功的，卻只有這一次。」世人常將青年黨稱為「醒獅周報派」或「醒獅派」，由此可見當年先生辦《醒獅周報》之成功。先生又說：「其時國民黨正在聯俄容共，我們在言論上不只反對共產黨，同時也反對容共的國民黨，要在中國談『第三勢力』，我們也真可以算得是『第三勢力』的老祖宗。」言談中，彷彿也為其當時在香港從事「第三勢力」運動作一說明註腳。該文還提到，有人責備曾琦和若干軍閥有所接近，先生為老友抱不平的指出：「他所領導的一個黨，一個愛國而反共的黨，簡直弄得無法可以生存，剩下可以接近的，就只有寥寥的幾個軍閥，他不去和他們接近，還和誰去接近？」言外之意，青年黨固然和軍閥有關係，但是較之於國、共兩黨的依附美、蘇，青年黨有何可議之處。

　　〈給毛澤東一個初步的解剖〉，個人認為是登山兄慧眼獨具選在此《回憶錄》上最好的文章，近六、七十年來，中外研究毛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能夠有地緣關係、能與毛熟識到可以共躺床上談女人、能從湖南「湘學」背景的歷史脈絡來論毛的人格心理與內心幽暗意識，大概沒有幾人，而先生即為那極少數的幾人之一。先生首先言毛遲早必敗，接著先生言要研究毛，可以將毛放在湖南這個特殊省區來分析，先生說：「在現代的湖南人中，何以會有毛這樣一個怪物出現，最低限度，我們應該懂得咸同以來以迄今日約一百年間，由湖南人所扮演的若干史實，及其代表人物的個性；尤其對清末民初湖南教育界的風氣，更非有一番親切的體驗不可。自聖賢以至一切渾蛋，都逃不出其所生時代與環境的影響，毛當然也不是例外。」基本上，先生以湘省風氣的特質來論湖南士子的演變，湘省風氣特質為何？即自曾國藩、胡林翼以降的篤實謹嚴、倔強不屈、勇於犧牲為天下先的精神，因此，先生肯定曾、胡、黃克強、蔡松坡、陳天華、唐才常、譚嗣同等鄉賢的事功，認為是湘省風氣一脈相承的典範。然接著筆觸一轉提到，大抵湖南知識份子的墮落始於楊度、章士釗，到劉揆一、胡瑛、李爕和的晚節已趨於變種，以迄於等而下知毛的出現，從湖南學風的再衰三竭，「五四」運動的影響及歐戰以後的世變，先生說那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最後，先生從清末民初的湖南教育立論，談即如徐特立、曹孟其幾位鄉前輩對湖南教育的影響，此影響表現在對社會改造要求的異常激烈最明顯，尤其湘省知識青年所受影響最巨，毛即為此一風氣中的一個產兒。先生說，湖南人本有股不服輸、蠻幹勁的精神，毛的老師徐特立即有此特徵，毛受此老影響最大，不懂得徐特立，便無法了解毛澤東，此話並不為過，毛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凡事胡幹蠻幹但又敢作敢為甚至胡作亂為，都可從老師徐特立身上看到影子。文中，先生特別提到其與毛在「少年中國學會」及後來的延安之行的交往晤談，為我們留下一段珍貴史實。另外，先生也告誡我們，莫誤會毛一無長處，畢竟毛有湖南人「不信邪」的精神，富有實踐性，有頗強的組織能力，因此，不能低估毛做壞事的本領。

　　〈毛澤東最後的苦杯〉寫於民國五十二年，文中先生首先細數中共早期的兩位領導人陳獨秀與李大釗，先生認為陳只不過是敢於武斷擅於煽動之新文人而已，而李大釗則更屬新政客類型人物，至於毛澤東在國民黨容共以前，僅係陳、李下面的三流腳色。先生說，以其所認識的共產黨人而論，能力比毛強而又受過高等教育者乃多到不可勝數。但看出中山先生將不久於人世，國民黨地位確可由中共取代者，要以毛最早。先生言之鑿鑿此事為真，因為是毛親口告訴鄧中夏與惲代英，鄧、惲二氏再轉告先生。其後，毛以兇狠手段逐一翦除黨內競爭者而定於一尊，但此中也有國際因素在內，先生分析的很精確，「始終對它扶助指導之者為蘇聯，給予機會者為日本，名為援助國民黨，實際為中共幫了大忙者則為美國。」當時，毛與俄共赫魯雪夫正鬧得不愉快，中共中央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來批判蘇共的「修正主義」，表面上似乎「理直氣壯」，但先生認為一個依附蘇聯的中國共產黨，有何資格向別人要求「獨立」「平等」，所以在與蘇修和美帝鬧翻之後，毛的最後苦杯是自食惡果外，中共幾乎沒有幾條路可走。

　　〈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寫的是毛掀起滔天巨浪的「文化大革命」如何收拾問題，先生憑其直覺首先就說對了，「這次的亂子，醞釀的時期很長，牽涉的範圍很廣，一經發動，絕不是短時間所能結束得了。」其次，先生此文主要圍繞從中共高層彭德懷、朱德、劉少奇、周恩來、林彪與毛的合縱連橫之權力鬥爭，來看「文革」運動的演變。其中，先生最關注周恩來，先生說：「以中共的上層分子來說，我不認毛劉是中心人物，周才是中共內部左右全局的一個腳色，中共這個政權勉強支持了一十八年，也以周的關係最為重要。」精彩之處是先生以其和周交手多次，對周的雙重個性知之甚詳，故能從周之所以支持毛而鬥劉少奇的權力角度切入，剖析的有理有節入木三分，尤其談到「文革」有收拾可能有賴周的力挽狂瀾，證之後來的發展確是如此，可見先生觀察時局之洞若觀火了。

　　〈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主要述及幾個先生熟識的朋友張聞天、田漢、李達等人。張聞天為先生與黃仲蘇介紹加入「少中」成為會友，先生對張印象不錯，民國九年，先生還把張引薦入中華書局為同事。其後，彼此各自忙碌到民國三十四年先生與傅斯年等六人同訪延安才再次碰面敘舊。因著張聞天後來留俄成為「國際派」，毛雖猜忌他們但還沒動手整肅，所以張還歷任過一些高職。除談張外，文中先生也略敘其與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等人於抗戰期間在國民參政會的往來以及在延安的晤談。

　　至於田漢（壽昌）與先生的關係淵源就更深了，兩人同為湖南長沙人，民國元年即為長沙縣立師範同學，但兩人的深厚情誼是在長沙定王台省立圖書館建立的，因兩人幾乎都風雨無阻的相約到圖書館閱覽群書。以後，先生與田漢同為「少中」會友，在先生主持《少年中國》月刊時，田漢也提供不少稿子於其上發表，後來，先生賞識田漢才華也拉其進入中華書局，田漢很多劇本著作和翻譯，如《咖啡店之一夜》等，均由中華書局幫忙出版。先生非常感念地說：「日本的作家如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之類到了上海，因壽昌的關係我也和他們見過面；中國方面從事文藝的人，凡與壽昌有往還的，我大抵也有過接觸；我對當時的所謂新文學能感到興趣，並且知道這件事的重要，為中華書局出過許多文學部門的書，壽昌對我可說是最有影響的一個。」

　　田漢雖沒因為先生關係加入青年黨，但與先生的特殊交情，田當年辦的「南國特刊」即附在《醒獅週報》發表，後來，先生也因田辦的「南國社」而與戲劇藝文界多有來往。文章中當然也提及田與郭沫若等人之秘辛，值得留意新文學史料者參考。至於李達與先生亦有若干過從，在武漢大學任上遭毛清算，先生以其對共產黨及毛的了解，認為此乃不足為奇之事。

　　最後，尚有〈左舜生先生遺言〉一篇，當作附錄置於書後，先生逝世於民國五十八年十月，是時，大陸仍在文革動盪中，台灣也還處於反共的威權轉型期。嚴格說來，先生臨終時並無遺言，是青年黨將先生過世前的一些言論摘錄十條刊行，其中有對國是的建言，對青年黨團結的勉勵，對反共復國的信心等，老成謀國之心，令人感佩。

　　感謝編者登山兄的費心，民國三十八年以前先生之完整經歷，〈我的少年時期〉與《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已道出經緯梗概，如同先生五十歲以前之回憶錄。而從三十八年至五十八年先生辭世的這二十年，除曾經短暫訪問美、日兩國外，長期定居的香港和國府所在的台灣，就是先生晚年主要往返活動之地及關懷的場所。是以，編者以其豐富的經驗，在文章取材上，盡量以先生在港、台兩地的所聞所見、所思所感為主，以時間為經，以事件為緯，無縫接軌的串連起先生後二十年的生命史，建構編輯出「類回憶錄」的《左舜生回憶錄》一書，這是編者對歷史負責的用心，也是筆者欣喜此書出版深受感動的地方。《菜根譚》言：「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先生的名士風流當之無愧，「千言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也足稱是先生之寫照。先生逝世已過半世紀了，五十多年的風雲變化，時空世道的物是人非，人稱「半部近代史」的先生，當年點評人物或有偏頗、評論時事容有差池，然「書生論政」的本心，「諤諤之言」之耿介，「名士風流」的瀟灑自在，觀之現世，已復不見，因此，先生行誼更令人懷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