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反抗運動》
作者序
重返榮耀
歷史如此晦暗難明，掩蓋的檔案一層、政治色彩的塗抹一層，時空的隔離好幾層，我們始終無法觸摸到真實跳動的歷史主體。
從家屬或當事人身上，我們有個別的記憶，卻欠缺整體的圖像；從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如頭戴探照燈進入地底採礦，卻難說成一個故事，我自己一樣突破不了。一次演講完，年輕人直接問我，你讓我們看了很多圖片，知道一些事，但如果我想告訴別人二二八是什麼？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說。
這成為不斷考驗我的問題。
年年二二八一到，現實就變得相當惱人。太陽花學運後，興起一波對台灣歷史的探索，受邀演講時我問年輕人能不能說出二二八受難者的名字，一個就好，全場鴉雀無聲。我們國家的故事、我們自己的臉孔，不認得；誰為我們犧牲，不知道。二二八年年放假，但二二八是什麼？
大部分的人說不清楚。就連國小五年級的學生都能懂得，如果只是緝菸血案的話，台灣菁英是不會被大規模屠殺的，但教科書還是這樣寫。更怪誕的是總統每年道歉，但政府到底哪裡錯了，講不清楚；每個政治人物都說要做轉型正義，卻不知道要轉到哪裡去。我在這巨大荒謬感的襲擊下，開始寫作，一寫，兩年，從跑百米的人變成跑馬拉松。
在這之前，我是紀念館的策展人，我寫展覽的文史腳本，跟藝術家一起工作。展覽無疑是更為視覺的，檔案、照片、新聞、日記、書信，我都必須尋尋覓覓且親眼看見，因我的工作是把這些承載著歷史流動、仍有溫度的物件帶到大眾目光下，讓人們藉此感知歷史。這種視覺的必須，變得很難去複製既有的看法或說法，也會對史料的輕重，產生不一樣的感知。
一場有靈魂的抗爭
二○○六年在撰寫台南二二八的文史腳本時，看到一則剪報，是二二八事發第三天《中華日報》的號外，頭版頭題寫著：台南市民大會要求立即實施市長民選。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輕輕擦過的一則訊息，但我停留下來了。
我意識到群眾的力量，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訴求，我知道這是有靈魂的一場抗爭，而不是如過往所聽到的：「我父親什麼都沒做，就被抓走了⋯⋯。」有這樣的生命嗎？有的，軍隊殘殺下確實很多。但我更想知道的是那跳動的歷史主體，那敢將生命燃燒獻祭給台灣的人，如果他們承受難忍之痛，讓子彈穿過胸膛，他們到底身處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想改變的又是什麼？
十年來我潛入歷史，找尋何以二二八時人人躍起。白色恐怖黑幕一片，今天五十歲以上的人，都曾有過某種程度的不敢喘息、不敢揚聲，竟也不敢想像那黑幕降臨前，二二八世代曾有過的民主響動，激烈、熱情、鋪天蓋地。
而必須突破的還在統治者長年以光復之姿斷開的日本時代，對二二八世代的人而言，是同一本未撕完的日曆，沒有一天斷開過。所以我們必須重返，否則如何能了解他們的集體心緒，何以歡迎曲變了調，而以全面的反抗終結。我以兩個時代的掙扎，做為本書的序曲。
走過日本時代的自治運動，二戰一結束，一步跨過來，這些人還活著，對平等的渴求、對民主的追尋、對自由的嚮往，沒有不同，只有更加強烈。打開當時的報紙，你會看到面對政治惡劣，人民沒有噤聲，二二八世代的人全面反擊。
拆解統治者面具
而統治者的面貌必須被拆解，面具必須被摘下，我將當年的報紙，與民主化後才能看到的公文檔案，天天並列，你會清楚看見統治者如何張著兩張臉孔，一方面透過媒體說著人民想聽的甜言蜜語，但回到辦公室，他立即發電報請兵。何為轉型正義，就在揭露專制統治者的罪行，當時張著兩張面孔的，不是只有一個人，而是整個軍政高層。歷史留下清楚記錄。
如果統治者的謊言，在今天看來昭然若揭，這一切並非庸常，而是革命所得，且以生命為代價。官方媒體《台灣新生報》的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及總經理阮朝日，即是因策動報社改組，全面報導二二八反抗運動，不讓媒體受制於官方才受難的。
誰被強迫失蹤
而統治者到底在恐懼什麼？他的恐懼如此之大，竟以強迫失蹤的方式帶走二二八世代的領袖。到底誰被強迫失蹤？是媒體、類反對黨及法律界的領袖。這份暗殺名單，陳儀親手一個一個寫下，是目前可以看到的第一份二二八受難者名單，也是家屬口中在三月十日到十二日間，被帶走後一去無回的名單。今天民主國家的人都知道，這三類人代表什麼？民主血液澄清與否，他們扮演重要角色，他們也是有能力監督政府，甚至取而代之的人，但是卻遭專制統治者暗殺，至今不知遺體何在。
誰沒有父親，要承受這樣的痛苦，不知忌日何時，再又無墳可拜。更重要的是，他們是當時為我們爭取平等與民主自由的人，是國家要迎靈祭拜的對象，是轉型正義要恢復其榮耀的對象。
但國家既無對其民主貢獻的肯定，也從未正視此一嚴重違反人道的罪責。
我不否認，讓我有動力往前走的，是對其犧牲未受重視的難忍。
民主的進擊是我原先的研究理路，但心裡的遺憾是，我始終未能把當年武裝抗爭者的靈魂寫出來。一九九七年我在研究美麗島事件時訪問施明德先生，他一直提到他親眼看到學生軍拿槍與政府軍作戰，前面的倒下，後面的沒在怕，繼續往前衝。他用他的記憶對抗「冤魂論」，每見到一個二二八學者或受難家屬，他就抗議。我一直將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卻始終沒有能力處理。
在長達兩年的寫作路程上，我不停絆倒，只知有犧牲的和平使節，每每隨著他們的遺書掉淚，卻不知武裝抗爭的嚴烈。因為沒有看到一手史料，我不敢下筆。但史料一直存在，只是我沒有走向它。直到有一天終於鼓起勇氣打給素未謀面的江榮森先生，他在電話那頭，跟我從暮色昏昏講到黑夜襲來，講到飢腸轆轆，一一為我解答七十年前《和平日報》記者張岳楊的新聞手稿，那些僅以代號註記的人名，究竟是誰。我終於聽見潘木枝、盧鈵欽及陳澄波等人，殉難前站在人民立場講話的聲音，我手捧當年的新聞手稿，顫抖不已，終於懂得潘木枝的遺書「為市民而死，身雖死猶榮」，是在怎樣的一個時空飄搖下，讓我得以完成「戰鬥曲」以及「殉難之愛」的篇章。
而雲嘉南地區武裝犧牲之烈，我以「亡者之姿」紀念他們不屈的身影。
武裝對抗逼出民主承諾
至於當時全台灣連成一氣要求縣市長民選，以此改換接收如「劫收」的統治集團，但同時又有武裝抗爭，這當中沒有關聯嗎？長年以地域為主體的研究及呈現確實切斷了某些可能的聯繫，我嘗試突破。
而嘉義的突破，是整體的突破，也才能大膽下筆，以軍事對抗逼出民主承諾，並非不存在於二二八事件中。嘉義的武裝抗爭確實對陳儀產生巨大壓力，迫使他在三月六日晚間宣布「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與他談判的條件：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縣市長訂七月一日民選。
所以請不要再說台灣的民主是沒有經過流血的，三十二條要求中一條又一條、一條又一條寫著「任用本省人」，要的不是平等是什麼？傾全台之力要求縣市長民選，不是爭民主，是爭什麼？
民主運動的魂魄
本書於二○一七年出版，二○二二年增訂。由於我的關懷始終聚焦於遭密裁（暗殺）的受難者，所以進一步研究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而有第三章「民主奏鳴曲」的增補。此章改寫自我二○二一年出版的著作《二二八消失的政黨》，主要是闡明日本時代台灣解放運動與自治運動者，戰後以準政黨之姿，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半年，發動爭普選運動，他們藉中華民國憲法通過之機，順風吹火，捲起民主運動浪潮，乃至與當局交鋒於二二八。
此一研究，更確立二二八事件為大規模的爭普選運動。所以，如果不是蔣介石派兵鎮壓，二二八的反抗運動已經成功，官派的、貪腐的縣市首長，終需下台。而陳儀及其所派縣市首長密裁與槍殺人民領袖，其實是專制統治者在憲法通過的時刻，仍不願還政於民的作為，其轉型正義的罪責，是殺害民主運動領袖，是殺害各地可能當選的縣市長候選人，這是台灣人民領袖遭到屠殺的重要原因。
一份密裁名單，透露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訊息，更道出他們受難的原因。一步步努力著，盼台灣有一天還給二二八事件民主運動的魂魄。
這本書在二二八過往研究者所點起的燭光下前進，書籍最後的參考材料，應該是他們頭上的桂冠。最後感謝我的母親白美珠女士，讓我始終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沒有她，我不敢說自己有能力把現實擋在門外。
而我所有的努力，只有一個心意，希望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
《激進1949》
節錄，詳細內容請見書籍
序言
重建一個激情年代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軍人出身、蔣介石心腹的陳誠接任台灣省主席一職未滿三個月，他遵循著蔣的指示，忙著將台灣島部署為國共內戰中一路潰敗的國民黨政府最後的容身之處。當日，約莫下午四點半，春分未久的台北城上空，飄著綿綿細雨，來自台灣各地超過四百名憤怒的郵電工人代表，步出了原本正在進行中的「台灣省郵務工會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會場，他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布條與標語，浩浩蕩蕩喊著口號，無畏地一路從台北郵局遊行至台灣省政府（今行政院）。沿途陸續加入支持與聲援的群眾漸增，到了省政府前，以台灣郵電工人為主體的兩千名群眾，已經包圍了省府大樓，衝突一觸即發……
這場由台籍郵電工人發起的爭取「歸班」與「同工同酬」的請願遊行，是經過兩年前慘烈的二二八事件後，台北街頭再一次爆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事件不久，由於國共內戰戰局與政治局勢丕變，台灣省政府在同一年的五月宣布台灣地區戒嚴，隨後公布施行《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針對光復初期以來的工會力量、進步人士、地下黨進行逮捕、審訊、關押與刑殺。
一九五○年二月，隨著計梅真、錢靜芝兩位台灣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老師被捕，光復初期一批投身郵電工人運動的郵局與電信局員工也相繼被捕入獄。同年十月，計、錢兩位江蘇籍的女老師被槍決，許金玉、劉建修等台灣籍郵局與電信局員工共三十三人被判處七至十五年不等的徒刑。至此，戰後台灣工潮的第一朵浪花被遏制在襁褓之中。
本書所要講述的，就是隱藏在這個塵封七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案件背後，這一群郵電工人和他們抗爭的故事。
故事要從台灣省郵務工會設立的國語補習班說起。
郵電工人的國語補習班
一九四六年九月，剛成立一個多月的台灣省郵務工會，開設了「國語補習班」，上課地點就在台北北門郵局內的大禮堂，由兩位來自大陸的江蘇籍年輕女老師計梅真、錢靜芝擔任教員。計梅真負責教導台北郵局與電信局的員工，而錢靜芝則是針對郵電管理局的員工進行教學。
對於當年參加國語補習班、日後因「郵電案」判刑入獄並倖存下來的郵電員工來說，計梅真和錢靜芝絕非僅僅只是「國語老師」而已，她們對郵電員工的思想啟發和關懷鼓勵，深刻地影響了這些郵電員工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郵電案中遭判刑十五年的電信局員工劉建修就提到：「計老師在上課時，曾經讓我們讀過一篇叫〈牆〉的文章。她透過解說文章，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有一堵看不見的牆，牆的這邊是做官的跟富有的人家，牆的另一邊則是像我們這樣的窮困的、受壓迫的人們。這個過程，我逐漸明白了什麼是階級與不平等。」
《野草》的發行
一九四八年三月，計梅真與錢靜芝經過一年半對每一位同學深入觀察與理解後，便鼓勵補習班的同學們組織起「補習班同學會」，並發行同學會刊物《野草》。
《野草》由補習班同學會成員劉建修、李熒台等人自主編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第一期，一直至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發行最後一期（第二年第九期），一共持續發行了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共計二十九期，每期發行份數大約一百多份。
《野草》除了是補習班同學會的刊物，也向全台灣的郵電員工徵集稿件，刊登的文章涵蓋郵電工人所寫的散文、詩歌、報導和團體活動紀錄，還曾舉辦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徵文活動。第一次徵文題目為「忘不了的事」，第二次徵文則以「紀念光復節特刊」為名，這些文章內容反映了台籍郵電工人的所思所想，以及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狀況。
郵電工人歸班運動
台灣省郵務工會在籌備創立之初，願意參加工會活動的郵電員工並不踴躍，直到上海來的第一任工會理事長陸象賢發現，郵電管理局內部存在兩種不同工資制度，導致台灣省籍郵電職工工資明顯低於大陸各省郵電職工工資。陸象賢隨後提出「實行同工同酬」、「要求解決台灣省籍職工的歸班問題」等口號，也因為這樣的訴求切合台灣郵電工人的切身利益，很快得到全台郵電工人的支持。
依據許金玉在《台灣好女人》一書中的描述，台籍員工對於無法「歸班」不滿歸不滿，大家卻都不知道要如何去推動。許金玉說：「有天上課的時候，當計老師和我們討論社會問題時，有一個同事就向她提出這個問題，請教她，我們該怎樣來推動這個『歸班』運動？」
許金玉回憶計梅真當時的回答：「自己的權益，一定要自己去爭取，自己如果不去爭取，是沒有人會替你爭取的！」計梅真接著建議同學：「你們可以充分利用工會，通過工會爭取發言權，並且爭取你們應有的權益。」
計梅真和錢靜芝對郵電工人的循循善誘、親自指導《野草》的編輯，乃至於協助推動「歸班」運動等付出，也使得她們雙雙遭到槍決後，仍受到許多郵電案受難者的追思懷念。許金玉在《魂繫台北──紀念台灣郵電工人運動先驅》一書中提出，對計梅真與錢靜芝的追思紀念，不僅是懷念老師，更重要的是，要把兩位老師在台灣領導工運的史實供諸於社會，讓社會知道他們在台灣為工會爭取利益的歷史。
七十年前的請願遊行
郵電工人的「歸班」運動在一九四九年來到高峰，報紙上大量湧現台灣省籍郵電員工要求歸班的報導。該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因不滿郵電管理局對歸班的訴求敷衍了事，來自台灣各地超過四百名憤怒的郵電工人代表，魚貫湧出「解決歸班問題代表大會」的台北郵局會場，集結在中正西路（日據時期的北門町，一九七○年後改名忠孝西路）街道上，隨即冒雨展開遊行，沿途喊著「要歸班」、「反對不平等待遇」等口號，朝著台灣省政府，即今天忠孝東路的行政院前進。
郵電工人突襲式的遊行，雖然只是短短一千公尺左右的路程，卻是台灣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在一九三○年代遭日本殖民政府全面鎮壓後，相隔了近二十年，規模最大的一次以工人為主體的集體行動。更重要的是，爆發這場遊行的兩年前才發生「二二八事件」，國民黨當局正是在同一地點以機槍對著近千名往官署集結的抗議民眾掃射，造成無數傷亡。
僅僅事隔兩年，台灣郵電工人竟如此毫無畏懼地以集體遊行的方式重回當年的「案發現場」。根據參與遊行的見證者回憶，隊伍行進至長官公署的路途中，陸陸續續還有聲援的民眾一同加入，因此，遊行隊伍到了省政府時已經超過千人。
遊行之後，四月一日，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家。雖然當局仍然維持了考試才能歸班的堅持，但考試基本上接近形式，絕大多數的台籍員工都在考試後納入正式編制，極少數考試不及格者也能留用日後再考。歸班考試在七月二十六日最後一批郵佐考完後告一段落。「歸班」問題的這場長期鬥爭，總算獲得解決。
白色恐怖大逮捕來襲
然而，台籍郵電工人儘管取得了抗爭成果，卻未能躲過接踵而至的白色恐怖風暴。一九五○年二月五日，計梅真、錢靜芝遭到逮捕，三十三位郵局與電信局員工也相繼被捕入獄。根據國安局檔案「台灣省工委會郵電總支部計梅真等人案」中的偵破經過記載：「依據計梅真所供之線索，即研判有關資料，進行擴大偵破，自二月七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先後復將錢靜芝等三十五犯捕獲歸案訊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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