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差浪潮：從家庭、教育、工作、地域到消費的後疫情社會學讀本

第一章  家庭格差──戰後型家庭的極限
 
自殺的年輕女性增加
 
在這些資料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十幾歲到三十幾歲年輕女性的自殺人數不斷增加。直到二○二○年六月為止，自殺人數明明都比去年同月來得低，但七月開始就比前一年同月的數字高出許多。以男性自殺人數為例，八月的數字比去年同月增加了百分之十，但女性整體的自殺人數則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要是進一步將範圍限縮至二十歲以下的女性，那麼自殺人數也比去年同月增加了三．六倍。就日本警察廳的速報值來看，二○二○年女性自殺人數共約七千人，在這七千人當中，未滿四十歲的女性更攀升至一千六百四十三人。
 
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新冠疫情在社會上造成的各種「扭曲」對社會成員中身為「弱勢族群」的女性帶來了莫大的負面影響。原本就處於經濟弱勢的年輕女性因疫情造成收入銳減或失業，也與向來支持自己的家人發生衝突，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最終導致自殺人數攀升。
 
二○一九年日本內閣府的民意調查便指出，年輕族群是生活滿意度最高的年齡層，而其之所以在經濟上最弱勢、滿意度卻最高，就在於有家人得以依賴。假設與父母同住就能依靠父母，如果是已婚女性，另一半或可給予經濟上的支援，所以就算收入少也不成問題。因此這個年齡層的女性自殺人數攀升，應該是由於收入減少、無法依靠家人、自覺未來一片黯淡的年輕女性增加了。
 
從女性自殺人數增加這一點可以推測的是，新冠疫情雖然同步對社會的「上流階層」與「下流階層」造成影響，但對下流階層的影響卻更為深遠。對於以每月所得勉強維持中產階級生活的家庭來說，一旦因為疫情而暫停營業、收入減少或遭到解僱，都將是攸關生死的問題，會讓他們不得不面對「是否還能維持過往生活」的現實。
 
以目前的日本社會來看，就算丈夫是工作穩定的上班族，許多家庭的生活仍只夠「勉強」維持水準而已。比方說，四十幾歲的丈夫靠著每個月加班多領的加班費賺到三十萬日圓的月薪之後，十萬圓要拿來付房貸，剩下的二十萬圓才是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如果還要付車貸，就要利用一年發兩次的業績獎金來支付，正在念中學的小孩若要上補習班，妻子就得去打工貼補──許多家庭都是好不容易才維持著這種中產階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