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穆勒及其效益主義
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的倫理學著作中,已經出現「效益主義」的思維,而第一個使用「效益主義」這個名詞的則是英國哲學家和社會改革者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但是讓「效益主義」對後世發揮極大影響力的人,則是約翰.穆勒。穆勒是十九世紀在當今最著名的哲學家,他的兩本著作《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和《論自由》(On Liberty),在當前歐美各大學校園中是重要的教材,被學生廣泛地閱讀。
早期台灣哲學界承襲過去的翻譯,將utilitarianism譯為「功利主義」,但是「功利主義」在民間的用法是負面的,一般人對「功利主義盛行」這句話的理解指的是:社會上自私自利的風氣普遍瀰漫,然而這和utilitarianism的本意大異其趣,所以譯為「效益主義」比較不會扭曲原意。「效益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學說,並不具有「自私自利」這樣的蘊涵。在說明效益主義是什麼之前,先介紹穆勒這個人。
(一)穆勒的生平
哲學思想是經過反覆論證、深思熟慮的過程,所以一般而言哲學家比較容易言行一致,因為哲學家對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自然會在行為上體現出來。因此要理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有時候從他生平可以透露一些端倪。
穆勒的一生就是一個傳奇。如果蘇格拉底被後人尊崇是由於他忠於自己的信念,不惜以身殉道──他放棄逃亡,選擇接受雅典的法律制裁,在獄中喝毒酒而死亡,即使他的罪名在今人看來實在是「莫須有」;穆勒則是忠於自己的愛情,任謗任怨、孤老一生。在當代這樣的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中,鼓勵年輕人「做自己」、不隨波逐流,似乎是老生常談,但在十九世紀那種貴族階級仍然存在的英國社會,「做自己」則需要很大的膽識和智慧,穆勒應該是此一價值觀最堅定的論述者。
穆勒於一八○六年在倫敦出生,他是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的長子,沒有一個小孩經歷像穆勒一樣不尋常的童年。
在穆勒兩歲的時候,他父親遇到邊沁,不久就成為邊沁的忠實信徒,而將其餘生完全奉獻在實踐效益主義的改革,他也因此選擇了其長子作為此一效益主義傳統的繼承者,由於他父親信奉經驗主義(empiricism),經驗主義的基本假設是「人天生是一塊白板」,所有的知識都是來自於經驗,而且由於人本身也是經驗的一部分,所以研究人類的方式可以像研究動物、植物或物理一樣,建立在穩定的經驗基礎之上。老穆勒相信,透過合理的教養,可以使受教者避免無知和脆弱,而無知和脆弱則是不合理的思想和行為的主要來源,也是人類災難和邪惡的原因。所以他要透過一系列的教育設計,想將穆勒塑造成一個純綷的效益主義心靈。
因此,穆勒的正式教育完全在他父親直接教導下進行,他在三歲時每天的功課是希臘文和算術,七歲以前已經熟知柏拉圖的前六個對話錄,接下來五年他把其餘的讀完。八歲開始學拉丁文,接著讀古典名著和歷史,十一歲幫他父親糾正其著作《印度史》(History of India),十二歲開始嚴肅的探究哲學。老穆勒不讓兒子接觸宗教、形上學,也很少讓他接觸詩,所有邊沁認為造成人類愚笨和錯誤的東西,都不允許他兒子接觸。所有的藝術中只讓他碰音樂,也許因為音樂不會錯誤地呈現真實的世界。在這樣的教育下,穆勒在滿十二歲時,他所學到的東西相當於一個三十歲的飽學之士。
十四歲時雖然離家在法國住了一年,但是這期間並沒有中斷心靈陶冶,十五歲回到倫敦攻讀法律。研究心靈哲學是他嚴格學術訓練的頂點,但是穆勒的教育還包括和學術大師的認真對話,譬如:政治經濟學家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以及一些常到他家的邊沁學派的重要學者。在每日訓練、背誦、演講、對話之中,其父親盡可能將他塑造成合乎邊沁印象的心靈。
一八二三年穆勒被任命為父親的助理,就職於東印度公司,這才結束他的正式教育而開始其職業生涯,老穆勒一直到一八三六年去世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辦公室任職,同樣的,約翰整整三十五年的職業生活也在東印度公司度過,一八五六年他升為首席審察員,是一個僅次於秘書長的職位,直到一八五八年這個公司解散,他才離開這個職位。隨後穆勒拒絕一個政府職務,他決定從行政工作退休。一八六五年他被選為下議院議員,一八六八年競選連任失敗而離職,晚年穆勒完全投入寫作,大部分時間都和妻子前夫所生的女兒同住在巴黎,一八七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七歲。
穆勒是一個好奇心強的人,所以他對各種思想都有極大的吸收力,他自己也承認其思想和人格受到許多不同論著的影響,而對他思想的形成影響最深的是他的父親和妻子。穆勒年輕時正如其父親所計畫的一般,是邊沁的忠實信徒,效益原則對他而言是一個信條、學說、哲學,也是一種宗教,他在十七歲時組成效益主義社團,以鼓吹效益主義的激進改革。所以年輕的穆勒是效益主義信條的熱情擁護者。老穆勒一點都不懷疑自己的實驗,他成功教養出一位極有知識和完全的理性人,邊沁的教育觀得到證實。在那個心理學知識極為幼稚的年代,沒有人會對老穆勒的教育方式感到驚訝。
然而穆勒在二十歲時經歷他後來稱為「精神危機」時期,他描述自己是一個情感上飢餓、心智上過度發展的人。在這段時間,他對父親知識的宰制逐漸產生反彈,一直到老穆勒死後好幾年,他還在嘗試擺脫父親的知識陰影。穆勒將其精神危機歸因於童年的教育,認為他早年的受教方式是錯誤的,因為其道德感並未得到充分的培養。穆勒相當尊敬他的父親,雖然他對父親並沒有什麼感情,在穆勒死前幾年他還抱怨他父親把「理性」當成宗教,而永遠貶抑感情和情緒。穆勒認為父親待他不夠親切,老穆勒永遠只努力啟迪其智能卻完全忽略他們之間的情感。所以在他精神危機時,穆勒無法找父親幫忙,因為他認為父親不能瞭解他的困境。
年輕的穆勒就是缺乏情感,他覺得沒有使命感,生命沒有目的、意志麻木、精神極度沮喪。基於他的訓練,他將情感的不滿足簡化成一個問題,他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他被教導去相信的邊沁理想實現了,這個事實會使自己的所有欲望實現嗎?」他害怕的發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是這樣,那麼生命的目的是什麼?他找不到存在的目的,現實世界中的任何東西似乎都是蒼白無趣的。他試著分析自己的情況,問自己是不是完全沒有情感?他覺得自己沒有繼續活下去的動機,而且希望自己死去。直到有一天他閱讀一位法國作家的回憶錄,其中一個悲慘的故事忽然讓他感動的落淚,這件事使他說服自己,原來他是一個有感情的人,這開啟了他的復原之路。
為了尋找心理折磨的出路,穆勒採取的是一種革命的形式,對抗其父親和邊沁教導的人生觀。穆勒開始治療其父親嚴格的知性訓練所形成的缺陷,為了滿足其對情感之渴求,他轉向音樂、詩和藝術,他研讀詩人和文學家的作品,而不是哲學家的理論,他的人性觀、歷史和命運完全轉變。在這段過程中他得到兩個和其父親對立的信念:(1)幸福不能直接追求,而是追求其它目的的副產品;(2)情感培養對人格的均衡發展極為重要。穆勒經過好幾年的默默掙扎,企圖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方向,這個心理危機直到他遇到他所謂「生命中最珍貴的友誼」時才告結束。
穆勒並不是一個本質上就具有叛逆性的人,他深愛他的父親,而且也被其主要的哲學主張所說服。他支持邊沁對抗獨斷主義、超越論,因為這些都抗拒理性、分析和經驗科學,這些想法他一生都堅定相信。但是他對人的觀念產生重大的轉變,他對原始的效益主義運動,成為一個不太公開的反對者,保留他認為真或有價值的部分,他繼續信仰幸福是人類存在的唯一目的,但是對於什麼樣的東西有助於幸福,則不同於他的導師,他後來認為最有價值的不是理性和享受,而是差異、多樣、生命的豐富、創造性和獨特性,他最痛恨和擔心的是狹隘、單一、權威或大眾習俗對個性(individuality)的壓制。
穆勒十七歲前在精神上已經充分成形,他在智性上的成就在那個時代甚至任何時代都是非常傑出的,他頭腦清楚、坦白、口齒清晰、極為嚴肅,沒有任何一絲的恐懼、虛榮或幽默,往後十年,他撰寫文章和評論,這些使他成名。穆勒二十五歲時已經是英國知識界的傑出人物,這年他遇到一位富商的妻子泰勒夫人(Mrs. Harriet Taylor),後來他們成為非常親密的朋友,這份友誼由於泰勒先生的縱容得以充分發展,維持了超過二十年。穆勒常到泰勒家中而且和泰勒夫人合作許多計畫,由於他們過從甚密,倫敦社交圈盛傳他們之間的醜聞。過了些年,穆勒和泰勒夫人覺得他們並沒有把這件事處理好,所以泰勒夫人就和她先生分居,一直到一八四九年泰勒先生癌症去世。一八五一年他們結婚,結婚典禮非常平靜,只有泰勒的兩個小孩參加。他們在一起八年,健康情形並不好,幾乎遺世獨立,儘可能避免和老友打交道,但是他們顯然過得幸福而且滿足,他們花很長時間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一起寫作。一八五八年的一個假日,穆勒的太太突然去世。
穆勒對妻子的美德大力推崇,稱她具有深刻的智慧、詩人的氣質、高度的想像力、溫柔的靈魂,不論這是否為溢美之辭,他在父親身上找不到的特質,在妻子身上得到完全補償。穆勒曾說:「給予和得到情感的欲望幾乎是我性格的全部。」他認為妻子給他的影響是有益的,而她對他思想的深刻影響也是無庸置疑的,他們是彼此熱愛而且氣味相投的伴侶,也是創作上非常合適的伙伴,穆勒最佳的作品可以追溯至和她在一起,而且她的特點顯然影響穆勒以後的著作。事實上穆勒自己承認,他晚年的作品實際上是他們兩個人的合作成果,只是由他執筆而已。
穆勒並非職業作家,將近五十年的寫作,他完成了不少作品,而許多重要著作都是在下班、週末和假日完成,至少在他五十二歲退休前都是如此。他在十六歲就開始寫作,第一部主要著作是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邏輯體系》(The System of Logic),一八四八年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這兩本書都發行好幾版,穆勒的學術地位也因此穩若磐石。最為膾炙人口的著作當然是《論自由》和《效益主義》,後者在一八六三年出版;前者則是他妻子死後一年的一八五九年出版,穆勒堅稱這本書是他和妻子的合著,書的內容他們已經討論過許多次。熟悉《論自由》內容的讀者,應該很容易接受這本書是二人合著的說法。(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