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

導讀

那些沒有發出聲音的同類
寫作者．編輯／蕭詒徽

　　寺地春奈接受日本文學網站「COLORFUL」訪問時，說到自己是左撇子：

　　我是左撇子，過站閘門的時候，我經常會不自覺地用左手拿IC卡，導致操作不順暢。這並不是需要大喊「請為左撇子準備專用的閘門」那種程度的不便，只要稍加努力就能解決，但是在各種場合中不得不比其他人付出更多這樣的「小小努力」，這就是壓力所在。我寫這個作品，並不是為了解決這種壓力，而只是想表達「這種不便確實存在，這樣的人們也確實存在」的想法。

　　這場訪問中提到的作品，是她在二○二二年十月發表的長篇小說《站在河邊的是誰？》（川のほとりに立つ者は）：故事主角原田一直對工作能力極差的同事感到不滿，某天卻意外發現戀人藏在房間中的三本筆記。閱讀那些筆記的過程中，原田對世界的看法發生了劇烈變化。原先執著於行為的「正確性」的他，開始留意無法以肉眼看見的、他人的「生存難題」。

　　這個關懷主題，也出現在比《站在河邊的是誰？》早半年出版的作品《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中。相對於長篇的《站在河邊的是誰？》選定以「正常人」的角度看向他者，《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中的七個短篇更靈活地穿梭在常人與異類的觀點，讓讀者得以切換理解事件的主觀――

　　因為無法成為別人，所以我們註定「看不見」某些東西；而這份看不見所導致的苦痛、面對這份看不見的姿態，在《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中往往收束在帶有希望的、充滿可能性的行動或領悟。似乎寺地春奈總不忍心讓角色們真的流離，而她為他們準備的那些苦中帶甜的轉折，或許是她在中國被冠以治癒系作家的原因。

　　身為異類的不適與陣痛，及其如何尋求理解的掙扎，並不是文學的新命題。二○○二年，日本心理學者河合隼雄在他與作家吉本芭娜娜的對談集《原來如此的對話》中，曾提到他對當時社會彌漫的集體主義的看法：

　　現代，大家都染上了「社會」這種病。凡事都講求要對社會有所幫助才行⋯⋯在每個時代裡，總有些人能夠吻合當下的時代精神。這些人可以見風轉舵，但不能因為他們見風轉舵就說他們很輕浮。就當他們正好吻合了社會的需求，隨他們去吧。

　　當我們關注個人的痛楚，必須先指認痛楚的根源。正如河合隼雄將「群體」視為一種病灶，寺地春奈在《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中經常描繪一群對他人指指點點的配角，這些角色「吻合社會的需求」，能夠妥適地與他人交際，同時他們的生活被拿來當成異類的對比標準。不過，寺地春奈沒有停在這裡――

　　在〈代號暫缺〉、〈口哨〉、〈夢中情人〉等篇，她更進一步讓我們看見這些「常人」不為眾知的內面，這使得河合隼雄口中的社會病又再多了一層思考：能夠順應社會，不代表樂於順應社會。在寺地春奈筆下，社會在常人和異類身上落下同等的重量，有時，異類也反過來成為社會重量的一部分。

　　同樣在《原來如此的對話》，吉本芭娜娜則提到自己被稱為治癒系作家的這件事令她感到氣餒。她說：「當我們放一些舒服的音樂來聽，感覺心蕩神馳的時候，是不會因此被治癒的，那只是單純的放鬆而已。」河合隼雄表示贊同：「『感覺輕飄飄的，就能因此而治癒』，一般人都有這樣強烈的錯覺。但真正的治癒是要拚了命換來的⋯⋯『自我實現』這個詞，完全被誤用了。大家總以為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自我實現』，其實完全是兩回事。」

　　讀完河合隼雄的發言，再讀到寺地春奈筆下的異類角色，會忽然明白為什麼《如果無法搭乘時光機》會讓我們感受到更精確的治癒。七篇故事中，就算這些不被理解的異類最初決定放逐自己、漠視群體、遂行自我的實踐，但他們總會迎來那個讓他們「跨出一步」的契機：被排擠的孩童發現自己遁逃而去的內在世界中，有足以支撐他找到夥伴的鑰匙；總是被朋友利用的女子，遇到了願意將她看作一個主體的同類⋯⋯

　　二十年過去了，集體與個人的拉鋸不見減緩，寺地春奈顯然明白，在討論社會是否應該更加寬容之前，我們要先讓自己看見這個社會本來就已經存在的寬容，和那些或許沒有發出聲音的同類。小說中，那些看見的契機成為了角色的出口，而小說本身，則成為了現實中的我們看見的契機。

　　二○二三年，寺地春奈以《站在河邊的是誰？》獲本屋大賞提名，這是將評選權交給書市第一線工作的店員的文學獎項，再次顯示寺地春奈在日本市場受歡迎的景況。當記者詢問她希望讀者如何看待她的作品，她說：「最初讀到某個角色的時候心想『我討厭這個人！』但當讀到最後，卻想『這不就是我自己嗎……』這樣的感覺很不錯。」

　　通過她的小說，遠處的某個人或許會看見，原來有時被當成異類的你，也就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