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豈意孤臣空白首
鈕則堅
我是在什麼心情下想寫《交手：鈕先銘與二廳‧警總‧大陸工作處》這本書呢？
民國一○九年下半年，我隻身回到我出生、長大的臺灣。當時，冠狀病毒肆虐，全球人心惶惶，有些國家、地區甚至限制人民非必要性的外出，臺灣人因為防範意識高，自發性地減少外出，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那一年，幾乎隔三差五的就在《臉書》上為文，抒發一下心情。因為是以旅行的方式回來臺灣，只備了一些應用的資料，每次想到要寫的題材，卻多因為手邊沒資料而作罷，所以幾乎每篇的貼文都不長，而且全憑記憶寫。
民國一一一年夏天某日，我與講台文化的負責人陳錦昌約敘。當我們決定出版一本關於我父親鈕先銘將軍的軍旅生涯的書之後，我負責開始寫我知道的內幕，錦昌兄則專注於資料的查證，屢屢為一細節而付出相當多的心力，這也是讓我看到錦昌兄敬業的一面。
由於主軸著重鈕將軍跟臺灣的一些事跡，因此我立刻聯想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尾聲至芷江洽降期間一位臺灣親身見證歷史的故事。
這是一件令臺灣人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當時牽涉的人物有時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國陸軍總部第二處處長鈕先銘、中國陸軍總部參謀王武、中國陸軍總部參謀吳文華，以及中國陸軍總部第二處副官黃金發等位將領、官佐。
黃金發先生，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生，宜蘭人。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他被日軍徵召入伍，三個月後即被派往緬甸日軍第十五軍團當文書收發工作，二年後，他逃離日軍部隊，遭緬甸警方逮捕後送交英軍，英軍再把他交給駐緬的中國遠征軍。在遣送回中國的路上遇到交通事故，全車同僚都不幸身亡，唯有黃金發先生倖免於難，大難不死的他康復之後，在雲南昆明的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第二處擔任副官。
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決定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湖南芷江接受日本的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代表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洽降。鈕將軍是芷江洽降幕僚作業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在民國五十一年留下的文書記錄：
日軍的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少將飛到芷江的日期是八月二十一日上午的十一時，偕行的有情報參謀橋島中佐和幾位隨員。主持洽降的是蕭毅公參謀長，將《第一號備忘錄》交給今井，內容是指示岡村如何布置投降的事宜，正本是中文的，附有一件日文的副本，由王武上校筆譯，當時找不著人會寫日本的小楷，恰好我處裡有一位臺灣籍的書記叫黃金發，他是從緬甸戰役中由日軍逃回來的，他用了一夜的工夫抄寫那個副本。日本投降後第一道公文的日文副本，竟出諸一位臺籍同胞之手，這是值得我們大書而特書的。黃金發同志退役後，一直在宜蘭的家鄉營商。
證實黃金發先生負責謄寫給岡村寧次的《中字第一號備忘錄》。
由於黃金發先生在整個洽降、受降工作中的表現，加上他是典禮中唯一的臺灣人，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部總司令何應欽的侍從參謀吳文華就在一張便條紙上蓋上「臺灣總督之印」暨「臺灣總督府印」這二方鈐印，並題「臺灣受降紀念 金發兄惠存 弟文華敬贈」，予之紀念。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黃金發先生又將這亟具歷史意義的文物致贈給當時的臺灣省政府主席宋楚瑜先生，並以毛筆寫下鈐印的來歷。其言：
上印兩方曰「臺灣總督之印」暨「臺灣總督府印」緣因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九時九分在南京中國陸軍總部大禮堂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代表中國接受日本駐南京總司令岡村寧次受降典禮時呈獻此二印用以表示日本對台灣之統治於焉結束此印鑑由吳文華參謀特別將兩印鑑印贈當時擔任日語繙譯之台灣青年中尉繙譯官黃金發君以茲紀念
民國一一○年八月中下旬，我透過好友──《風傳媒》總編輯夏珍代為聯絡宋主席，表達拜訪之意。因為宋主席的尊翁宋達將軍與鈕將軍同為革命軍人，又先後在國防部、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共事，因此拜會，同時向他報告紀錄片《還俗記》的籌備經過。在其辦公室與之閒聊時，我無意間看到一幅裝裱精緻的手稿，仔細一看是黃金發先生敬贈的
時，年方二十的臺灣青年因通日語文並寫得一手好字，因緣際會地被鈕將軍遴選參與受降作業，並由其繕寫中國陸軍總部《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的日文副本。這段歷史，我雖有印象，但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會出現在此，乃攝影留念，或許這就是一種緣份，對我這般喜愛文史工作的人來說，感覺就很不一般，冥冥之中似乎賦予了我更大的使命，鞭策我繼續前進。
由於《交手》是我的第一本書，加上這段歷史淵源與一連串的關連，我因此動念敦請宋主席為序，因為只有宋主席才能還原其於省主席任內是如何認識黃金發先生的？黃金發先生又為何會將這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物𨍭贈予宋主席？我本希望借由宋主席的序表達出這段歷史的重要性，相信讀者也會想知道其細節。惟宋主席公務繁忙。
《交手》能如期完成要感謝許多朋友為我加油打氣，如今能順利付梓，心中充滿了喜悅與感恩。唯獨〈序〉是最令我感到遺憾的一塊「空白」。
這「空白」不禁讓我想起鈕將軍留下的那部《鈕將軍手書孝經》。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南京大屠殺的陰霾尚揮之不去的時候，藏匿在永清寺的三僧三俗搬回老廟雞鳴寺。奉日軍之命將附近的考試院中的《大藏經》搬來寺的師兄「二空」拾到刻有「孝園書翰」的格子小楷用紙。「孝園」是中國國民黨元老戴傳賢晚年的號，而其夫人鈕有恆則是鈕將軍的族長輩。法號「二覺」的鈕將軍懷念母親，特意用「孝園書翰」抄了一部《孝經》。對此，他在《還俗記》中回憶道：
有一天，我看見日曆，是戊寅年的五月二十五日，正值家母的誕辰。我就開始恭錄一部《孝經》，這也用孝園書翰的格子紙所抄寫的，也許是「孝園」這個「孝」字啟發了我，才用《孝經》來以誌孺慕之忱。
因為有這樣一個值得紀念的原故，所以在我離開雞鳴寺的時候，只帶了這一部《孝經》……。
這部《孝經》一直到我來到臺灣才加以裝池的，這是三十六年夏秋的事。因為還賸了幾張空白的「孝園書翰」，我就將它付裱在冊頁的前後，以備諸前輩得以揮毫獎飭，可是最大的目的卻是希望戴公季陶有所應證。所以雖然有于右老、居覺公、李石曾老伯為我題詞，梁鼎銘先生為我畫佛，可是我還保留著最前的一頁，以待我那位姑父季陶公能賜予墨寶。
可惜戴公竟以悲天憫人之心絕世於黃花崗畔，使我這部《孝經》第一頁，終成了一張永久的空白！
豈料，隨之而來的戡亂、遷臺，一再地失之交臂而事與願違，《鈕將軍手書孝經》的首頁就此空白，二位長者的遺憾，恐怕是言語無法形容的。
憶遇高皇識隆準，豈意孤臣空白首；
即今埋骨丈五墳，骨會作塵心不朽。
──陸游‧〈悲歌行〉
其意，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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