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編者的話
從《愛的藝術》，到《聆聽的藝術》
二〇二一年九月木馬文化推出佛洛姆博士全新中譯本《愛的藝術》，在疫情正熾期間，人們惶惑不安之際，給予關於「愛」，如何相信、如何學習「去愛」能力，以及如何實踐的明晰理論與方法。
佛洛姆六十五年前因個人生命歷程的變故，同時憂心核武軍備競賽的威脅與傾軋，造成國際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將他多年來對於「愛」的思索，擴大為「愛生命」的情懷，完成《愛的藝術》（1956），呼籲人們避開「死亡」的魅惑，回到自身人格的重塑，完整自我，成為一個有「創造力」取向的人，愛自己、愛他人、愛生命、愛世界，生氣蓬勃，滿心快樂。
《愛的藝術》感動也激勵了跨世代的人們，直到現在。
緊接著《愛的藝術》之後，身為社會學家、心理治療及精神分析專家等多重身分的佛洛姆，更積極在他精神分析的專業領域，強化關於「愛的能力」、「愛的實踐」的深化。
《聆聽的藝術》（1991）即收錄了第一部分，一九六四年，他在沙利文學會的演講，以及第二部分，一九七四年，他與學者藍迪斯為美國心理學學生所開的三星期的課程內容。本書的最後一大節「精神分析『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則是他一九八〇年過世前不久打算將第二部分的內容出版成書的導論。
從上述導論的題目為「精神分析『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可知，佛洛姆在心理治療專業領域的「技術」（聆聽）的論說與方法，實則可普及應用於「對一般大眾維護身心健康的建議」。
他說：「自我分析就是一輩子不斷地積極覺察自己，以及更加覺察自己的無意識動機、心靈中一切重要的事情、自己的目標、自己的矛盾和不一致。」（《聆聽的藝術》）
他也說：「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專注的首要意義是能夠傾聽。」（《愛的藝術》）
於是，經過提醒及練習，我們會明白，「覺察自己」，來自於「傾聽自己」，理解他人，來自於「專心傾聽他人的話語和自己的回答」。
由此我們可以說，愛的能力學習的起點在於「傾聽」。「傾聽」和「愛」一樣，都是一門藝術，一如佛洛姆一再敦促的，「愛的能力」和「傾聽的能力」需要「整個一生保持紀律」去實踐。
邀請各位親愛的讀者，同來傾聽這位深愛人類的哲學家，獻給全世界「認識自己與體察現代人心靈」的諄諄叮嚀。
導讀
聆聽自我的生命責任——佛洛姆拯救的新人類
蘇俊濠（諮商心理師）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跟沙利文（Harry Sullivan）與霍妮（Karen Horney）等人都被稱作「新佛洛伊德主義者」（neo-Freudian），意指他們皆追隨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的觀點，堅持將精神分析置於社會和文化條件，乃至記憶與歷史的脈絡下去檢視。更多對「佛洛姆是誰？」的標籤，如人本主義哲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社會心理學家、社會文化派精神分析師等，也許對研究者們有座標式功用，了解到佛洛姆和不少遭受納粹迫害的德國猶太移民一樣，強調以精神分析為基礎，對歷史、體制及社會作批判思考。
然而，如果忽略佛洛姆更深層的宗教情懷，我們便錯失他不論從社會學角度或精神分析所真正追求的目標：革新性格，轉化人成為「新人」（a New Man）！
按與佛洛姆同期受訓成為分析師的芮克（Theodor Reik）的說法，出生於正統猶太家庭的佛洛姆，原本打算如同他的祖父與曾祖父，成為猶太教的律法導師「拉比」，雖然他後來放棄了這份信仰的實踐，但骨子裡仍然有根深柢固的猶太人品味與個性，以及某種貫穿各種學說的宗教質地。這質地可從他明顯帶有基督宗教色彩的〈信經〉（Credo）裡感受得到：
「我相信沒有人能透過為他人做選擇來『拯救』他的同胞。一個人能為另一個人做的，就是不帶多愁善感或多餘幻想，只真實且全心地向他展示餘下的替代選項。面對真正的替代選項可能會喚醒一個人所有隱藏的能量，並使他能夠選擇生命而非死亡。要是他不能選擇生命，那麼就沒有人能為他吹入一口生命。」（出自佛洛姆作品《Beyond the chains of illusion》，1962）
在「有限的自由」中，人仍要對生命或死亡作出「選擇」，代表人對自身能否得救一事，有無可避免的「責任」。為了跟所有在痛苦中守候的人類宣講攸關如何「救贖」的信仰觀，佛洛姆的書寫總是平易近人，又直截了當地要求讀者作出改變。他不走那些真理派分析師令人難消化的書寫路徑，但相對當時美國的學界氛圍，他又提出許多充滿獨到創意的分析治療觀點。
技術之外的批判式分析態度
簡單而言，佛洛伊德認為人的精神結構是由驅力和與之角力的防衛持續形塑的，環境的影響力遠不及幻想與慾望等等的潛意識內因來得首要；藉由把個案的心靈當作不怎麼受外界影響的獨立機器來處理，這使得傳統的精神分析師能站在遙遠而被動的觀察者位置去工作。佛洛姆則把個人的歷史視為他所身處的社會環境的縮影，即在驅力以外，人的精神與性格其實與社會及文化脈絡密不可分；分析師與個案既一同身處某種社會結構之中，分析師的個人文化背景和歷史又塑造出類似或異於個案的個性，二人在個體及社會層面都持續在碰撞與交流；獨立運作式心靈機器的假設在此被動搖及解封，使佛洛姆能踩上主動的參與者位置去進行治療。
《聆聽的藝術》作為佛洛姆對分析治療的長篇論述，彌補了他過去側重精神分析式社會批判的另一端：具社會學批判的精神分析理論。但這說法仍不夠精確，因為我認同原書的編者芬克（Rainer Funk）所指，本書並不能視為佛洛姆的精神分析教科書，裡頭呈現的更多是佛洛姆基於臨床經驗而高度個人化的「批判式治療態度」，而非系統式書寫的「治療技術」。
在本書第一部分，佛洛姆首先把精神官能症（neurosis）的構成從佛洛伊德那套「驅力」與「自我」之間的衝突，修正為「惡性激情」（malignant passion，死亡）與「良性激情」（benign passion/Eros，生命）間的衝突。在體質因素（基因、驅力／自我強度、性情、氣質、生命力、勇氣等）到環境因素（人際、家庭、學校、社會體制與文化觀）的光譜上，創傷、症狀、療效之間的關係有百百種推論，但佛洛姆認為人的康復契機取決於一個至關條件：投入良性激情，提升對世界與他人的愛與興趣，和減少惡性激情的極端自戀。兩種激情的火花點燃了治癒的能量：「分析治療的治癒寄託在人格的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相遇時所產生的衝突」。
本書第二部分是橫跨八個章節的課程文稿，始於佛洛姆批判佛洛伊德對他所處的（維也納）社會結構沒有任何批判，即佛洛伊德毫無質疑地擁抱「自由派中產階級」的世界觀，把影響人「去愛、去工作」的能力的症狀才視為疾病，純粹用社會功能來粗淺定義心理健康。一百年前，讓人受苦的症狀以歇斯底里或強迫症為主，而今天看到的，更多是憂鬱、失眠、空虛、無意義等的難言苦楚（且伴隨各種精神科診斷）。顯然，症狀及人的精神面貌已隨著時代與社會結構在變遷，每個人都被所屬的社會模塑出某種社會性格，因此佛洛姆主張社會分析與個人分析是一體的兩面！
由此，我們不妨思考台灣社會結構會模塑出怎樣的性格？是服務業滋養的討好與奴性？是教育規訓的聽話好學生？是長年面對政治威脅時的妥協、畏縮與自貶？還是想反叛一切的「恁爸昧爽」挑釁格調？抑或者，在「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的門面下，有著友善與熱情背後對攻擊慾望與自尊受挫（無法自戀）的壓抑，使得人們表現出過度友善與自我膨脹、天真與偽善的分裂複合體？上述也許都不夠正確，但我感受到台灣人的社會性格是在多元的社會（微／次）結構中重疊與折疊地生成的。
人有著主動改變的責任
藉由抹去社會不適與個人不適之間的分野，佛洛姆抱負遠大：改革社會即長遠地治療個人，而治療個人亦隱含社會結構的改革。我認為其中一個創見，在於他在當時就指出了當今心理治療圈不自覺衍生的自我疏離狀態（self-estrangement），使人無法真正去除內、外在束縛以達到獨特個性的完全實現。
人可以宣告之所以過得悲慘，皆源於未處理且隨年月惡化的童年創傷，讓今天的自己只能以某種特定（不成熟、不健康）方式回應他人與環境，才造成關係破裂、生活挫敗，最後貼上治療師一句「這不是你的責任，錯在於童年時期怎樣對待你的父母／他人」的安心保證封條。另一種宣告則是「我有某某症／某某人格障礙的診斷」，診斷彷彿成了與自我無關的附加腫瘤，只等待哪天一刀切除掉。當代的精神分析師麥克威廉姆斯（Nancy McWilliams）認為以上行為會隱晦地教人們偷偷否認自身的責任、阻礙去靠近自己和他人。把問題丟給過去的心理創傷或醫師的診斷，也許能舒緩部分心理痛苦，卻無法帶來真實的改變；相反的，按佛洛姆和麥克威廉姆斯的警示，當我們用「我是一個憂鬱的人」、「我很邪惡」、「我十分自戀」等的「我是」（to be），來取代「我有憂鬱症診斷」、「我對他人有惡意」、「別人說我有自戀的議題」等的「我有」（to have）表述時（我謹期望讀者不要把它混淆至精神疾病的汙名化上），人們就承認了生命之難處，不再無意識地推卸、卻是肯定起行為的自我責任（responsibility）：「這是我的人生！我要主動改變！」
「我（佛洛姆）心目中的分析治療最重要的是，必須喚起病患自己的責任感和積極性。」自由與責任是共生的，人得去擁抱而非逃避自身的體驗，不願背負責任便無法享有自由。換言之，雖然「心理困擾像感冒」能改善民眾過往抗拒因精神疾病就醫的心態，但這觀點的轉變也演化為個人與自身的疏離關係結構，現在需要回到文初所說的目標：這份革新性格的責任，得涵蓋思想、行為、情感、各種價值與信念等方面的系統式改變，否則這人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人」！
佛洛姆鼓勵人們在痛到極處時認真尋求改變，好放下平庸之見而追尋真實，這需要「皈依」般主動渴求拯救的努力與意志。相對的，是人們每天默默供養的自戀「舊人」，自戀者無法看見他人、無法批判自我，他們在自憐上無比自我中心，又缺乏實質的改變行動。「在自戀中，別人可以是定向點。他們可以指出你的想法是胡說，還是你空想出來的。」佛洛姆認為精神分析治療的價值在這裡得到完全體現：人把自己交出去，讓分析師去聆聽他不認識的自己「是」誰。
分析始於聆聽，聆聽生於去愛
聆聽是精神分析治療的起點。本書最後一節雖然因佛洛姆的去世而無法完筆，教人遺憾，但某程度而言，我想他早就在《愛的藝術》便寫好了這篇〈精神分析的「技術」，或者聆聽的藝術〉該有的態度：唯有去愛（loving），我們才能全心全意地聆聽（listening）另一個人類的靈魂之聲。
有時候佛洛姆的主張被批評為缺乏個人心理（微觀宇宙）與社會要求（宏觀結構）之間差距的深度心理學解釋，像是當他強調人要敢於面對與招認自戀才可能碰觸真理時，我們不妨設想他解釋不足的部分：社會結構（如極權、極左／右政治等）又會如何反過來阻止發生自我聆聽的可能性？
事實上佛洛姆也無奈在某些境況下，人類註定生病，但此症狀亦是他們「用殘缺的方式尋求他們的救贖……因為那是他唯一照到陽光的方法。」渴望救贖的受苦者已用盡方法獲取陽光，即使面目殘破不堪，但我們又是誰，可以評斷他們並非對生命虔誠的信徒呢？
——2023年5月6日於台北
（本文作者為心理諮商師，精神分析主題作家，臉書、方格子「哈理斯的精神分析躺椅」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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