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蕩寇志(上/下)(二版)
SKU: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958496

引言

　　蕩寇志一名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清俞萬春撰。屬近代俠義小說流派，是水滸傳續書的一種。它篡改了水滸傳後五十回的內容和結局，重新敷演了七十回，讓梁山好漢一個一個悲慘死去，成為水滸傳續書中的別類作品。

　　蕩寇志是中國近代時期產生的一部長篇章回小說，然而它並無近代轉變期小說的新時代特點，仍屬於傳統意義上的俠義小說流派。它以立意和命題，對經典小說水滸傳的拮抗與對立，被視為傳統小說中的另類，並以它的認識價值和欣賞價值，確定了它在中國小說史中的地位。

　　蕩寇志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小說？不少人視其為「反動文學的代表作之一」，斥之為「反動小說」，評價頗為偏頗，不夠實事求是；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則認為，「在糾纏舊作（按指水滸傳）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並說「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寫也不壞，但思想未免煞風景」。可見蕩寇志應屬上乘之作，而其立意和思想，魯迅謂「然此尚為僚佐之見」，也就是說，這是當時部分官僚士大夫階級對現實政治的態度，或開出的救世良方。作為小說作家，也反映了作者的創作心態和心路歷程。

　　作者俞萬春，字仲華，號忽來道人，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他生於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死於道光二十九年（西元一八四九年），享年七十五歲。他出生在一個封建官吏家庭，卻也生活在一個清嘉慶、道光間的衰世。他自少「於古今治亂之本，與夫歷代興廢之由，罔不窮其源委。下至稗官小說，風俗所繫，人心攸關，尤致意焉」（俞灥蕩寇志續序），可見他對政治敏感，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對生活的洞察力。其子俞龍光敘其父經歷時說：「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猺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中技，遂以功獲議敘。」（識語）作者在青壯年時期，曾隨父鎮壓廣東猺民起義，受過官府嘉獎，但卻未功成名就，最終也不過是個秀才。他的家庭、經歷以及社會環境對他的思想形成和小說創作無疑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不言而喻的。

　　「不懂得嘉慶、道光間的遍地匪亂，便不懂得俞仲華的蕩寇志」（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我們應該用歷史的眼光去剖析俞萬春和蕩寇志。亂世使他思定，理想就是「天下太平，朝野無事」（第一百四十回），而安定之法就是平定、鎮壓作亂者，這是他從生活經歷中得來的士大夫階級的體驗。他認為「邪說」盛行，特別是水滸傳中梁山造反者的行為，影響了現實中的叛亂者，其實那不過是他文人的一孔之見，社會矛盾才是基因和根本。他解決不了社會的根本矛盾，於是企圖用寫作蕩寇志來製造影響，以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關於時代影響了他的創作這一點，同治辛未（西元一八七一年）俞灥序說得很明白：「海內升平日久，人心思亂，患氣方深，仲華獨隱然憂之，杜邪說于既作，挽狂瀾于已倒，其憂世之心，可謂深也已矣；其立說之旨，可謂正也已矣。然而附仙女之真靈，托長安之一夢，抑又何其誕也！」序中指出作者所謂仙女託夢而著書之說是荒誕無稽的，為何不公開直接宣示自己是為憂世而著書，是為杜絕造反邪說的影響，為挽救世道人心開出的一個救世良方呢？實質上他不過是要將自己的理想，塗抹上天命的色彩而已。

　　嘉慶、道光以來，清王朝的統治由盛轉衰，各地民眾的反抗此起彼伏。影響較大的就有天地會、哥老會、白蓮教等，而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正在孕育之中。對嘉、道以來的衰微國勢，對腐敗昏憒的朝廷，有識之士主張變革。如與作者同時代的詩人龔自珍，就提倡「更法」、「改圖」，以拯救時弊。他「往往引公羊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二）。他在己亥雜詩中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表達了他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不滿和批評，要求擺脫專制淫威，改革政治的理想。然而俞萬春卻不是這樣。對沒落的清王朝，作者仍然情有獨鍾，充滿希望。他主張安定和諧，反對造反起事。末回張叔夜剿滅了梁山後歌頌說：「不數月，內外頒詔，聲震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郅治無為，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表達了作者的心聲，也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部分士大夫文人的心態。然而，這不過是他的一廂情願的幻想而已。末回評語指出：「安邦一段，按切時勢立言，不同浮響。」一針見血指出了蕩寇志的主旨是針對現實而發的。聯想他在第九十八回借筍冠仙之口訓斥宋江道：「貪官污吏干你甚事？刑賞黜陟，天子之職也；彈劾奏聞，臺臣之職也；廉訪糾察，司道之職也。義士現居何職，乃思越俎而謀？」就體現出作者的政治觀點和創作思想，那就是安於職守，做個良民，維持朝廷的穩定。作者煞費苦心地拖出一個水滸傳中最早受迫害的王進，讓他現身說法，指責林沖說：「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何嘗不生事害我？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著了機關，不會閃避；……難道你捨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第一百三十三回）公然反對林沖反抗官府的行為。作者承認社會有太多的不公平，但為維護、創造太平、安定的局面，面對官府的橫行，你或逃避現實，歸隱山野；或只能俯首貼耳，聽任宰割，當好奴才。這就是俞萬春對時局的態度，對受迫害、被剝削者開出的一劑藥方，也是小說所表達的理念。

　　於是，他的同道者，就由衷地讚揚此書的出版和產生的影響。半月老人在同治十年（西元一八七一年）重刻本續序中說：「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托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仲華先生之蕩寇志，救害匪淺，俱已見之於實事矣。」這是從一個後來者的眼光，看出此書的創作目的和效果。然而蕩寇志挽救不了清朝，反抗者的血也不會白流。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妄圖阻止歷史前進的步伐，這無疑是作者的悲劇。作者去世之次年，即爆發了太平軍起事；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軍攻占南京，並定為太平天國國都，與清王朝對峙十一年，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反抗者對蕩寇志的批判。

　　據其子俞龍光所稱，蕩寇志草創於道光六年（西元一八二六年），寫成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歷時近二十二年，經俞龍光修飾後，咸豐三年刻印於南京，並以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古月老人之序，題曰結水滸傳。

　　小說故事承接金聖歎偽作水滸傳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續起，並有結子一回。小說以陳希真父女為中心，寫了陳希真、雲天彪及張叔夜征討梁山，擒殺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的故事。作者認為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中，七十回以後的內容，包括梁山受招安、征方臘事，係羅貫中偽造。他在第七十一回卷頭語中明白地說：「乃有羅貫中者，忽撰出一部後水滸（案：指水滸後五十回）來，竟說得宋江是真忠真義，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心裏強盜，口裏忠義，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義。看官你想，這喚做什麼說話？真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貽害無窮。……因想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如今他既妄造偽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絲毫不容假借。」他指責羅貫中所作的七十回以後的水滸傳，完全是「邪說淫辭，壞人心術」，於是做起了翻案文章。他把水滸傳中忠義的代表宋江，變成了強盜的代表，又另外塑造了一個他理想中的「草野忠臣」陳希真，一個不與朝廷對抗、一心只為朝廷平叛的真忠義、假強盜。於是俞萬春就編造出了這樣一部真正偽言的結水滸傳，即蕩寇志來。其友徐佩珂吹捧說：「余友仲華俞君，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故繼耐庵之傳，結成七十卷光明正大之書，名之曰蕩寇志。蓋以尊王滅寇為主，而使天下後世曉然於盜賊之終無不敗，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幾尊君親上之心，油然而生矣。」（咸豐二年序）其實，水滸傳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在「忠君」這一點上，與俞萬春並無不同。明代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中說：「宋江身居水滸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卒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縊，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李贄的話是符合書中實際的。然而在俞萬春生活的時代裏，這部分文人士大夫的心態，是需要陳希真這樣的假強盜、真忠義，不與朝廷對抗，不與官軍對敵的「草野忠臣」，而把宋江等梁山好漢，寫成水滸傳中類同方臘那樣真造反的「強盜」，讓他們非死即誅，徹底覆滅。很明白，作者創造此書的主題思想就是「尊王滅寇」，在動蕩的年代裏，反對起事，也反對招安，必滅之而後快。這反映了反對變革，維持現存秩序的「僚佐」們，與統治者一樣，害怕群眾的恐懼心理，同時以「尊王」為號召，維護搖搖欲墮的封建王朝，美化行將滅亡的封建統治。總之，作為續書，他以正統的保守者思想作支撐，重新改寫了水滸後五十回的內容，杜撰了梁山被剿滅的情節，歪曲了梁山好漢的性格，增加了三十餘位反梁山的主將，用這樣的創作思想和藝

術構思，以完結水滸傳。於是就產生了這部蕩寇志。

　　蕩寇志一反水滸的寫法，將魯達「聽潮而圓，見信而寂」的心已成灰的死法，處理為發狂而死。魯達對梁山感情最深，作戰最勇。而對梁山即將被張叔夜大軍摧毀的危難關頭，魯達更是奮勇殺敵，不肯收兵。宋江詫異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為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對梁山命運的深切關注，加上力疲神亂，使魯達著了瘋魔。他對宋江道：「兄長要殺上東京，灑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第一百三十五回）他狂奔酣呼，大罵高俅，道：「今日灑家打殺了你，為民除害。你們這班狗才，教你們死個爽快！」又誤將忠義堂當作金鑾殿打得粉碎，大叫「灑家今番大事了也」而死。魯達的瘋狂，是他至死不改對奸臣昏君的痛恨、堅決造反到底的美好心靈的反映。

　　人間只要有不平，群眾的反抗就不會停止。梁山好漢爭取自由和做人權利的鬥爭精神，永遠值得歌頌，也是任何力量所鎮壓不了的。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評論蕩寇志說：「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事實確實如此。第八十四回評語中也說：「仲華深得耐庵之法矣。」並在評點中屢屢與水滸相比較。小說在人物塑造、情節描寫、結構安排等方面，明顯受到水滸的深刻影響，並刻意加以模仿，有的還是成功的。如第一百十五回唐猛擒豹，竟是武松打虎場景的再現，特別生動驚險，動人心魄；又第一百十回寫陳希真三打?州城，用真大義詐降，魏輔樑作內應，就學自「三打祝家莊」。某些情節描寫精細，獨俱匠心，頗有欣賞價值。如第九十六回鶯歌巷孫婆誘姦、第九十七回陰秀蘭偷情釀禍，情節寫得委婉曲折，人物形象鮮明。如陰婆子的刁鑽奸詐，孫婆子的貪財好利，紀二的陰險狡猾，戴春的好色愚蠢，姚蓮峰的品行不端，都刻畫得生動逼真，躍然紙上。其中的人情世態，風俗習慣，描寫得別出心裁，自然有致，不落俗套，可謂發之於「情」，宣之於「筆」，說明作者對市井生活的稔熟和觀察。又如小說開始寫陳希真父女出逃經過，從準備的路線、包袱、武器、馬匹、雇工等，描寫都很細膩，甚至可以說「巨細不遺」，但卻顯得異常真實。雇挑夫一段，先寫陳希真要挑夫簽個承攬合同，又叫鄰人作保，作法可謂「周密」；挑夫要調整包袱重量，兩頭均稱，以便省力，可謂「合理」；挑夫以為包袱過重，望多加些酒肉錢，亦屬「正常」等等，也反映了作者觀察生活的能力及筆力的成熟和老練。

　　語言上，蕩寇志突顯了文人創作的特點。作為文人作家的個人作品，結構精撰，描寫細膩；文字精煉，語言講究；多用典故，喜歡賣弄。他的文章是漂亮的。就文字和描寫而言，小說確實不乏精彩的對話和有個性的語言描寫，如陳希真與郭英娘子關於購馬的一段對話：

　　……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齒道：「你要賣多少銀子？」娘子道：「不瞞丈丈說，說價也由我討，只奴是本分人，老實說與你。先夫病重時，並不說落價錢，只對奴說：有識得的，便賤些也賣了；倘不遇?識貨的，情願沒艸料餓死了他，也不賣。前日有一個人勸我賣與湯鍋上，說倒有五七兩銀子，喫我發揮他一頓。今丈丈真個要買，隨你自說罷。」希真道：「我說不要怪。」娘子道：「何怪之有！」希真委實看得那馬合意得緊，便脫口說道：「與你一百兩足色紋銀，何如？」娘子暗驚道：「卻不道還值這許多，落得再要些。」便道：「一百兩少些，求加加。」希真道：「竟是一百二十兩。」娘子忖道：「再不賣時，恐決裂了。」……那娘子收了銀子，見牽了馬去，想起丈夫在日，止不住那腮邊的淚，雨點般的落下來。希真老大不過意。娘子道：「丈丈，還有副鞍韉，是這馬上的，你一發買了去罷，省得在奴的眼角頭。」希真去看了看，已是破的了。希真道：「鞍韉我便不要，你如果嫌馬價少，我再添你些罷。」說罷，去銀包裏又取出十兩來重的一錠銀與娘子。娘子那里肯收，說道：「奴自己?物傷心，並非嫌銀少。」（第七十三回）

　　這段對話，把一個想買馬，一個真賣馬，討價還價，雙方都關心馬的命運的那種心態、品格展露無遺。

　　就蕩寇志整體而言，它捨棄了水滸中那種詩詞相間的形式和通俗活潑的口語化、平民化語言，倒插入了大量公文書信，正發揮了作者的一技之長。但也使小說讀來沉悶。

　　小說有范辛來（金門）、邵祖恩（循伯）二人的大量夾批、夾注和回評。評點者應是作者的好友和知音，既熟悉作者的小說創作又是政治上的同路人，因此評點有的放矢，頗有見地。評語內容包括：說明作者的創作意圖，闡釋小說的內容和情節，剖析寫作手法、遣詞造句，評論人物得失等。回末評並對本回的章法結構、寫作技巧、人物關係等，做出了系統評論，並與水滸前傳比較，多所頌揚、阿諛之辭。評語與小說內容結合較緊密，特別是在評論中引用了大量歷史典故、古典詩詞，亦使評語內容較為充實。其中雖不少愚腐、平庸之筆，也不乏精彩見解，對讀者閱讀本書不無裨益。故我們保留了所有評語，未加任何刪節，以供讀者欣賞和研究。書中尚有作者自注五則（第七十六回、第一百二回、第一百二十回、第一百二十二回）；其子龍光注九則（第八十二回、第一百十四回、第一百十八回、第一百二十二回、第一百二十五回、第一百二十七回），彌足珍貴。所有這些注解和評語，都為中國小說批評史提供了一份難得的資料。

　　本次整理此書，是以清咸豐三年（西元一八五三年）初刻本為底本，校以咸豐七年重刻本、光緒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煥文書局石印本，補齊了原刻本中的缺失和置誤文字。書中其他文字，一律未改，以存原貌。書中避諱之處多有，如康熙名玄燁，凡「玄武」、「玄黃」、「玄妙」，玄皆作「元」；道光名旻寧，「寧可」改成「凝可」，「徐寧」改成「徐凝」。又大刀關勝，因與關羽同姓，竟認為他是「強盜」，不配姓「關」，故改成「冠勝」等。我們一仍其舊，不加改動。

　　本書整理過程中的疏漏之處，祈請讀者批評指正。(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