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专业著述之外开始写一些随笔杂文，或长或短，隔几年出一本集子。2011年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邀，从三十年来的文字中选了一些自以为有长远价值的，按题材性质分五卷，出了《资中筠自选集》，又称《五卷集》。这套文集获得了一些关注，还得了各种图书奖。随后于2013年又将以后两年来的文字集结出版，题为《老生常谈》。自那以后，时格势禁，没有再出文集。如今应刘雁女士之邀，把2013年以后尚未入集的文字在这里集结出版。这是本人第一次中文著作在外国出版，这本书竟首先在海外与读者见面，是我未料想到的。
本书文章截止于2022年。其中少部分曾发表在国内一些报刊。2015年在朋友建议和帮助下开了微信公号，创作更加随性，读者点击率也日益增加。本书大部分文章是曾在公号上发表的。这个公号共存活三年，正在方兴未艾之时，2017年秋被“永久屏蔽”。但是互联网时代文网再密也有空隙，实际上我并未三缄其口，除撰写的文章外，应邀做讲座或访谈，本书有些是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所以内容驳杂，体例也无一定之规，即兴发言不像写文章，措辞可能不太严谨。不过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个人有所思、有所感，经过思考，出自肺腑之言。
专业是研究美国，所以有关国际评论的文章也大多与美国有关。关于把一个国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我在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已为文阐述一己之见。总之是把美国竖切面、横切面，作为一种文明全面考察，帮助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或为外交建言。当然此宗旨不为主流社科界所接受。只是自己的研究本着这一原则，主要代表性的专著有《二十世纪的美国》和《美国十讲》，以及几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关注领域，就是百年来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为此写了专著，第一版题为《散财之道》，以后随着发展不断增订，最后一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是之故，就这个专题接受了很多采访，应邀做了许多讲座。本文集设“公益”一栏，选入我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稿。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NGO非常发达，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个领域又有所创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受到学界的关注远远不够。希望这一栏目的文章对读者有所帮助。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分化变本加厉，特别是最近两届大选，不但在有选举权的华裔美国人中争议激烈，而且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出现热烈的“川粉”现象。本人也曾被要求“表态”。我坚持作为中国人只能隔岸关火，绝不选边站。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从来关注点不跟着大选跑，因为我不认为在美国制度下，总统能决定国运。
实际上我真正关注的当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本乡本土。借用杨奎松教授一本书的题目：忍不住的关怀。我关心的是民族精神，与研究外国一样，写作是以普通中国人为读者，绝对不作向上建言、献策之举。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一种“帝师”情节，所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我竭力提倡的是摆脱这种情节而忧其民。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最后摘录《自选集》序言的片段：
（2000年）的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以上写于11年前，大体上仍能代表当前写作动力和心情。最后一段提到日本核泄漏的天灾人祸。科学发展对人类的祸福一直是我关切的话题，见本书《科学与人类》一文。但是再“杞人忧天”，也没有想到今日在国内竟身处这样类似荒诞剧的防病毒“封控”局面；外部世界竟然发生了超级武器库卷入的真正的“热战”。掌控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库的政客们凭理性克制了近80年之后，竟有失控的危险。与此同时，那些创新奇才似乎能将太空玩弄于股掌之上。人类、地球向何处去，已非我这风烛残年的凡夫俗子所能计。
2022年5月，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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