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這本書蒐錄的是榮格晚年的兩篇短文：〈未知的自我〉，以及〈象徵與夢的詮釋〉，它們分別完成於1956年及1961年，而榮格本人就在1961年過世。
幾乎可以這麼說，這是榮格對政治及夢境的最後觀點。
首先談談〈未知的自我〉。我們知道，榮格並不是一位喜歡談論或參與政治的人，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他的內傾直覺性格使他對內在世界的關注遠遠高於外在世界。其次，是由於他與佛洛伊德及精神分析陣營的對立。1913年與佛洛伊德決裂後，他默默地忍受來自精神分析陣營的批評，直到1925年，他才在講座中披露他與佛洛伊德的矛盾，並做出反駁。第三，是因為他在二戰期間與納粹政府之間的關係。為了保護心理治療這門專業，他在1933年出任了「心理治療醫學總會」（Allgemeine Ärztli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therapie）的會長，這個決定後來使他飽受批評。
儘管他努力地在這份工作上使心理學研究能夠保持獨立，不受政治傾向所干擾，儘管接任此工作從一開始就讓他感到很為難，也儘管他對當時德國的群眾運動多次提出尖銳的批評。但戰後西方世界在「清算」納粹政權時依舊把榮格視為納粹同路人的一分子。這種非友即敵的二分傾向同樣見於當代的臺灣。可以想見，這樣的生命經驗會讓他對政治保持冷淡的態度。
也因此，榮格心理學常常被視為一種退縮的心理學，而學習榮格心理學的人則被視為只關注自己內心世界的邊緣分子。就此點而言，〈未知的自我〉具有重大的價值。
因為榮格在這篇文章裡打破了這個印象，慧眼獨具地分析了冷戰雙方的集體心態，無論是獨裁政府還是民主政府都是如此。它們當中都存在著強大的從眾心理，足以使個人喪失獨立性。而獨裁政府更嚴重些。
我們從此文可知，榮格關切的是一個真正能夠獨立的人，一個「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人，他理想中的公民社會，是由一個個具備思考獨立性、以及人格完整性的個體所組成的。而這一點，很難透過政治運動或威權的方式由上而下來完成。它必須仰賴個人的覺醒，仰賴社會教育的推廣。
這篇論文過去在中文界至少已出現過三個譯本，很遺憾地，裡頭的內容均有程度不一的刪節，並非完整版。因此楓書坊版的譯本尤為重要，它是中文完整版的首度面市，希望讀者能夠認同和支持這樣的勇氣，同時也帶著雅量去看待那些觀點與我們不一樣的內容。
接著談談〈象徵與夢的詮釋〉。醜話說在前頭，想要從文章中學習特定解夢步驟的朋友或許會有些失望，因為榮格在此文中強調，解夢並沒有規則，也沒有定律。唯有「補償」是解夢過程中最有可能性的假設。
榮格之所以這麼說，是要讀者放棄尋求簡單的解夢公式，一如佛洛伊德所做的那樣。關於解夢公式的錯誤，榮格知之甚深，因此他在文中特別說明，詮釋夢境最容易淪為解夢者個人的「投射」。也就是把自己的情結、自己的世界觀與期待，不分青紅皂白地加諸於當事人身上。
因此如果要正確地解夢，瞭解自己與他人的心理類型是很重要的。如果解夢者（也就是分析師）與作夢者（也就是個案），他們雙方的心理態度及類型不相同，恐怕連共事都沒有辦法。
榮格也在此處強調夢境所具備的合理性。跟佛洛伊德的假設相反，雖然原因不明，但榮格認為夢總是合理的，它並沒有歪曲，也沒有隱瞞。而且它總會自發性地出現，換句話說，你無法控制它，也無法命令它。它就像我們內心的另一個自己，有它的脾氣跟愛好，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或許是保持耐心，試著理解它的語言。就像每個新手父母保持耐心地觀察著眼前還不會說話的小寶寶，試著從他的聲音和表情中推敲他想對我們說什麼。
但夢境和小寶寶畢竟不一樣，因為小寶寶剛來到這個世界，但集體無意識裡卻蘊藏著許多古老且原始的材料，而它們同樣會構成夢境的內容。因此，試著瞭解自己夢境的意義極有益處。因為它會使我們能跟心靈的本源產生連結。或者，換成榮格的話來說：「夢的詮釋豐富了意識，使它能重新學習已經遺忘的本能的語言。」
如果我們能稍微瞭解這個本能的語言，我們常見的茫然與無意義感，就能在內心的無何有之鄉找到落腳之處，那棵莊子筆下的大樹。
我們白天裡遍尋不著的解方出現在夜晚，意識裡苦思不得的答案躲藏在夢境。夢境裡的一切都是象徵，在學習象徵的多重意義時，我們也會同時豐富自己看似貧乏或無望的人生。
各位讀者朋友，非常謝謝你們翻開這本小書，為了翻譯這本書，我推遲了自己的出版計畫。因為我知道比起我的個人作品，它將為您的生命帶來更多的影響。
謝謝楓書坊出版社及編輯陳依萱小姐對本書的全力支持，謝謝我的太太林書勤心理師以及好友鄭采縈撥冗一起檢查初稿，也要謝謝所有願意掛名推薦的每位榮格心理學界的老師與前輩們。
礙於我個人的學養，此書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疏漏。帶著拋磚引玉的心情，或許這能喚起更多喜歡榮格心理學的朋友，一起投身翻譯這份志業。這本書是榮格對世人最後的提醒，我相信所有讀者朋友們都能從這裡獲得益處。
鐘穎（愛智者）
前言
在《紅書》之後閱讀榮格
在《紅書》（Liber Novus）出版後，對榮格著作的閱讀也跟著開展了新篇章。我們是第一次站在某個位置上掌握榮格自1914年起所建構的理論，追溯他的自我實驗，檢測他從治療工作中整理出的傳統特徵，並將其洞見翻譯成能讓醫學與科學公眾得以接受的語言。閱讀《紅書》因此帶來了重讀榮格全集（Collected Works）的任務，全新的角度出現了。
1913年冬天，榮格展開了自我實驗的歷程。他奮力地解除了對幻想性思維的束縛，並小心記錄隨後發生的事。後來他把這個歷程稱為「積極想像」。他將這些幻想寫在《黑書》（Black Books）中。這不是私人日記，而是自我實驗的記錄。積極想像裡的對話可被視為一種戲劇形式的思考類型。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榮格認為他一連串的幻想其實是對戰爭的預告。這讓他編寫下《紅書》的第一章，這章包含了謄寫在《黑書》裡的主要幻想，以及對它的解評與文辭上的修飾。榮格試著從此處整理出普遍性的心理原則，並瞭解幻想能在多大程度上以象徵的形式來呈現事件的樣貌及發展。
榮格以精美的歌德字母將抄本重謄到紅皮革的對開卷宗中，又親自繪製圖片在側。這部作品的主題是榮格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靈魂，並克服當代精神異化所帶來的不安，最終，藉由新的上帝意象在他靈魂中重生，以及發展出具心理學與神學特色的宇宙學形式的全新世界觀，他完成了這個目標。
在1916年至1928年之間，榮格出版了一連串作品，試著把《紅書》的主題轉譯成當代心理學的語言。1928年，漢學家衛理賢（Richard Wilhelm）送他一卷道家的煉金文獻《太乙金華宗旨》（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並邀他為文作序。他被文本的想像力及他繪製的曼陀羅兩者間的相似性所震驚，榮格最終決定將《紅書》的工作放在一邊，並放棄出版。他轉而獻身於個體化歷程的跨文化研究，尤其專情於中世紀的煉金術，用他個人的材料做對比，以間接和譬喻的形式來呈現這個歷程。直到現在，這對榮格圈外的讀者來說都是難以應付的挑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冷戰接著到來，柏林圍牆建立，氫彈試爆，榮格發現自己再次面臨「一段充滿世界毀滅意象的天啟時期」，就如同他在一戰期間寫作《紅書》時遇見的那樣。他詳細論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直接聯繫，榮格認為，阻止這場世界災難的唯一解方有賴於個人的轉身向內，及解決集體衝突中的個人層面：「在每個人類的天性中，深處的精神希望這個掙扎（世界大戰）被理解為一場衝突。」在他自身的對抗中，榮格努力去解決那反映在世界舞台上的個人衝突。他在1917年寫道：
「這場戰爭無情地告訴了我們，所謂的文明人仍舊是個野蠻人…然而個體的心理學相當於國家的心理學。國家做的事就是每個個體所做的事，只要個體這麼做，國家也會這麼做。只有個體的態度有所改變，才會為國家的心理帶來改變。」
在此後的數十年間，榮格試著發展個體化的心理學與心理治療來投身這項任務。在1950年代，個體所面對的處境遠比1917年艱困。於是榮格在1956年再次提起這些主題，以德文《當下與未來》（Present and Future）為書名寫了一本小書（後來的英文版標題為《未知的我》[The Undiscovered Self]）。他在當代史的脈絡下清晰地描述這些主題，並認為只有自我知識與宗教體驗可以抵抗集權主義社會的產生。在這方面，個體已經被當代科學及組織化的宗教給削弱了。人們現在需要的是促進自我知識的心理學，重新將個人與夢境及自發性浮現的象徵給連結起來，而這也是榮格最後的作品：《象徵與夢的詮釋》（Symbol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它對一般大眾傳達了榮格的思想。
索努‧山達薩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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