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楊德昌

　　一九八一年，舒國治經由余為彥介紹，認識了甫自美國回台的楊德昌。那時楊德昌拋開前半生一切，投入拍攝電影，十年內極其風格地完成了《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一九九〇年底，舒國治自美漫旅返台，近距離參觀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拍攝過程。兩人交誼愈發深刻。

　　轉眼之間，楊德昌已去世十六年。不到三十歲就認識楊德昌的舒國治，在七十歲時寫下《憶楊德昌》，將楊德昌的性格、創作習慣、藝術涵融……等，以及這四十年的台灣電影、台北藝文風情，順手將一些幾乎可稱「當代藝文史」的瑣事也記上一筆，寫成了這本極有意思的書。既是極個人的憶友私情，也成為大時代的一頁縮影；實乃一位台北風華人物敍寫另一位遠行矣之風華人物的精神執索。

　　「我們人生的探索與選擇，再怎麼矢意自由、矢意創作，
　　會不會仍然擺脫不了近代史的軌跡？　　
　　啊，我能跟他聊的，屬於我和他的年代以及更早，應該極多極多，
　　唉呀，如今不可能了！」——舒國治

　　【本書收錄】
　　● 舒國治提供，與楊德昌、友人們相聚留影，及前進東京影展之隨行珍貴相片。
　　● 被舒國治譽為「九〇、九一年台灣最出色的攝影人之一」王耿瑜，鏡頭下記錄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攝現場。

作者簡介

舒國治

　　一九五二年生於台北，原籍浙江。七十年代末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獲時報文學獎而深受文壇矚目。一九八二年寫完《讀金庸偶得》，有頗長時日擱筆。一九八三至一九九○，七年浪跡美國。返台後所寫，多及旅行，所寫之一九九七第一屆華航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香港獨遊〉與一九九八第一屆長榮旅行文學獎首獎作品〈遙遠的公路〉，可見一斑。被譽為台灣旅行寫作的重要奠基者。其所著《水城臺北》又被譽為寫「台北舊昔」最出色者。著有《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理想的下午》、《台北小吃札記》、《水城台北》、《台灣小吃行腳》、《台北游藝》、《宜蘭一瞥》等書。

　　他除了是散文家、是晃蕩達人、是人稱的「小吃教主」外，其實也是半個電影人，不只在七十年代學的是電影，和最早的「台灣新電影」的諸君子時有過從外，他自己於電影鑽研之深刻，在朋友間早也廣受讚譽。曾在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侯孝賢《最好的時光》、《聶隱娘》，余為彥《月光少年》中客串演出。

　　本書雖憶的是導演楊德昌，書中涉及的「當代藝文史」，亦是極有價值。

【內文試閱一】
 
初回台灣想拍片
 
我認識楊德昌於一九八一年。
 
有一天同學余為彥跟我說，他哥哥在美國認識的一個朋友，最近要回台灣，想要找機會拍電影。又說：「我哥哥說他很懂音樂，小時候也拉小提琴，攝影也拍得好。更重要的，他畫也畫得好，那種漫畫，根本是可以賣錢的！」
 
不久，這個人就出現了。他叫楊德昌。
 
那段時日，他偶會穿一件T shirt，上面印了三個他喜歡的導演名字。依稀記得是Herzog, Bresson, Kubrick。希望我沒記錯。
 
他在七十年代不知何時，在美國偶看了Herzog的電影，大為震撼，幾乎有點引為「改變他生命的人生轉捩經驗」。
 
有那麼一點、看了荷索的拍片方式、而在心底決定「我也想放棄我原本的工作與生活、而索性投身電影吧」那種強烈心念！
 
楊德昌和我們（我和余為彥）聊過，說他採訪過荷索，（應該是在美國），聊了頗久，其中荷索或有提及他少時完全生活在封閉之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外面的人群，他是無邊無盡的孤獨…………後來，他或許是找到了電影，於是找到了光…………
 
大概是這類「人生之無邊封閉孤獨」極度的打動了同樣孤獨的楊德昌，所以，他說什麼也要丟開前半輩子那一套，而去追求那一道光──電影。
 
楊德昌聊荷索，說他聽聞Renoir病得極重，決心徒步從德國某處，一步一步走到巴黎，去探視Renoir。走著走著，有頗一大段路是雪地。
 
總之，荷索的堅毅，堅毅到近乎自虐，這一點楊德昌極為嚮往！
 
楊又聊到，荷索拍《天譴》（Aguirre: The Wrath of God）時與Klaus Kinski最後弄到水火不容。Kinski幾次威脅說，我不拍了！有一次荷索說：「我隨身帶了一把手槍，如果你要離開不拍，最後，我只好拿出槍來，殺了你。然後，再殺我自己！」
 
那是亞馬遜流域的蠻荒絕地。所有工作人員都在長時的拍片下皆可能發瘋。
 
我們很多人都看過《天譴》，但手槍這段故事，我是聽楊德昌說的。
 
【內文試閱二】
 
從他的時代找故事
 
楊德昌是如何找故事的？
 
楊德昌喜歡哪些人與哪些場景所構成的他安放攝影機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