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自我與原型：深度剖析個體化與心靈的宗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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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從自我－自性軸談永恆心靈的永恆創造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自性（Self）是榮格心理學的核心概念，來自榮格始於1913年的幻象體驗，以及之後繪製曼陀羅（mandala）的經驗。榮格認為自性是精神發展的終極目標，朝向目標的道路不是直線，而是蜿蜒曲折、朝向中心點的過程。榮格曾經以複製在《紅書》與《黃金之花的秘密》中，命名為〈望向永恆的窗戶〉這幅曼陀羅作為自性與中心的本質表現。這兩本著作是榮格開展對自性之理解的里程碑，其後在1951年出版的《伊雍》（Aion）中，榮格更以「自性現象學」為副標題，從宗教象徵（基督象徵）來闡釋這個以自我作為入口，無法直接認識，只能透過象徵來理解的整體人格。榮格曾經引述《浮士德》中的「成形、變形、永恆心靈的永恆創造」來勾勒這個仍在不斷生成中的完整性。從這個脈絡來看，《自我與原型：深度剖析個體化與心靈的宗教功能》可以視為對「永恆心靈之永恆創造」的持續書寫。延續榮格圖文並行的書寫風格，艾丁傑在書中以神話、聖經、宗教文獻、煉金術文獻、文學、藝術與夢境等豐富的資料，為自我朝向自性開展的歷程提出了精彩的闡釋。

　　「永恆心靈之永恆創造」如果以特定的意象來表述，會是怎樣的過程呢？艾丁傑在書中以自我－自性軸這個意象來勾勒自我與自性從分離到重新連結的發展歷程。自我與自性可以想像為兩個圓的中心，當自我完全潛伏於自性時，自我－自性軸尚未出現。當自我萌芽湧現，逐漸與自性分離，才出現了兩個圓，以及圓心之間的直線，也就是「自我－自性軸」。隨著自我完全獨立於自性，自我－自性軸也從無意識進入意識的層次。換言之，個體發展包含兩個歷程的進展：自我與自性漸進的分離，以及自我－自性軸逐漸進入意識層次。自我從自性分化而獨立，是生命前半生的發展方向，艾丁傑以自我的膨脹與疏離／異化兩種狀態來說明這個歷程。當生命進入後半段，自我對一己之相對性有越來越多的覺察，也越來越意識到對自性的依賴，這是自我－自性軸開始進入意識的過程。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徵是自我與自性之間有意識的辯證關係，也就是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歷程。

　　艾丁傑認為個體從出生到死亡的基本心理發展過程就是自我與自性從融和、分離到重新連結的歷程，呈現為螺旋式的循環。從這個意象來看，自我－自性軸的意識化歷程可以理解為螺旋式開展的運動。「軸」在漢語中的兩個意義也呼應了這個運動的意象。「軸」是紡織時承受經線的器具，透過梳理雜亂交纏的紡線，讓經、緯交織為工整有序的織布。自我與寬廣自性的關係可以類比為紡線與織布的關係，如果以艾丁傑對「單子」的詮釋來說，每一條線既是獨一無二、不可分割的存在單元，又是織布整體連續光譜其中的一部分。「軸」的另一個意義是旋運輪轉的中樞；從這個意義來看，自我對於自性的覺察可以理解為「中心」的發現。榮格所繪的〈望向永恆的窗戶〉是對這個新發現之中心的表達，他對圖像的說明也提到了「輪軸」與「中心」的意象：「中間的玫瑰畫得像紅寶石，它的外環被看做是輪子，或是有門的牆……八條主要街道……都在一個閃亮的紅點上交會。整個就像是一個朝向永恆開啟的窗戶。」輪子的意象為這幅曼陀羅增添了運轉的動感，牆的意象則指向要被保護的神聖中心。

　　自性作為精神發展的終極目標，最常以宗教象徵呈現。在這個意義之下，自我與自性的相遇，以及交會軸的出現，也就可以理解為與神聖象徵的相遇，以及透過象徵而走向神聖的過程。艾丁傑在書中討論了許多的神話、文學作品以及宗教經典，從自我與自性的交會為這些文獻進行重新詮釋的工作。這些文獻蘊含的心理學洞見在艾丁傑的「重讀」中被揭示，是閱讀本書最大的樂趣。艾丁傑的「重讀」不限於文字論述，除了他在著作中一貫擅長的圖示說明，他更大量引用藝術作品，以及病人的夢境與創作，透過文字與圖像的交織、古代文獻與現代人夢境的共鳴，讓讀者深刻體會「永恆心靈的永恆創造」。艾丁傑指出自我與自性的相會對生命意義的重要性；在追尋生命意義的途中，本書對自我－自性軸既豐富又深刻詮釋將成為讀者追尋生命意義途中的佳糧、旅途的良伴。

審閱者序

一位美國分析師：關於艾丁傑這個人

王浩威／榮格分析師、精神科醫師、作家

　　愛德華．艾丁傑（Edward F. Edinger）1998年因膀胱癌去世以後十一年，2009年，一本向他致敬的書出版了，書名就叫做《一位美國的榮格分析師》（An American Jungian: in honor of Edward F. Edinger）。

　　「一位美國的榮格分析師」，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稱呼。

　　對二次大戰後受到美國強大流行文化與經濟結構深刻影響的我們，很難想像在二十世紀初的階段，美國在歐洲各國的眼中還只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暴富土豪。然而，如果仔細注意一下，這樣的例子其實是到處可見。如果我們去看看描述那一時代的電影，譬如《鐵達尼號》裡上等艙的美國商人夫妻，他們的富有是其他歐洲貴族當面時極盡阿諛奉承的，然而一轉身卻對他們全然的不屑。這正是當時的美國：1869年，橫跨美洲的鐵路才完成、大西部的開發如火如荼；1867年從俄國手上買下了阿拉斯加，一塊面積等於美國原來13州兩倍的土地；1894年在檀香山推翻夏威夷國王；1898年爆發美西戰爭而併吞現在的墨西哥州以後又兼併了夏威夷群島。而佛洛伊德與榮格拜訪美國的那一年才1909年，我們現在所認識的美國版圖，才剛剛完成十年多而已。

　　當時的美國，在客觀地理上才終於整合完成，然而在心靈上才剛剛誕生沒多久。在一塊還在蹣跚學步的心靈文化上，要成熟到可以誕生出自已的分析師，還有著十分遙遠的距離。

　　所以艾丁傑的存在，確實是代表著美國深度心理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他在美國成長，在美國受教育，也在美國完成分析心理學分析師的訓練。然而，他也是一位充滿創造力，且作品受到全世界榮格分析師所肯定的作家。根據湯瑪士．克許（Thomas Kirch）的說法：「（艾丁傑）作為一個內傾思維感覺型的人，他清晰地表達了許多宗教和煉金術方面的象徵，這些工作也是榮格傾注了多年的工作，許多人比較他的作品和那些由榮格撰寫的作品，發現艾丁傑的書更容易懂。艾丁傑運用其優勢，清晰地表達了榮格複雜的思想。因為他有較強的感覺功能，因而能持續關注特定的想法。艾丁傑畢生的工作就是在深度和強度上持續探索榮格的思想，並且把這些表達出來，分享給那些有相同熱情的人分享。」

　　榮格和美國的關係是相當淵遠流長的。在1913年和佛洛伊德決裂以前，榮格其實到過美國三次。一般人知道的是1909年，當時才三十四歲的他和佛洛伊德一起被邀請到克拉克大學慶祝心理學二十五週年的會議。佛洛伊德對於自己受到歡迎的程度是相當滿意的，他甚至說：「他們不知道我們給他們帶來了瘟疫！」然而，在那一場美國之行，當時還是佛洛伊德信徒的榮格，所受到的歡迎其實比佛洛伊德還更強烈。

　　這一方面是榮格對於靈性現象還是充滿興趣的。在克拉克大學會議以前，他們先到哈佛醫學院詹姆遜．普南（James Jackson Putnam）在佛蒙特州阿廸朗達克（Adirondack）的大宅院待了五天。普南比佛洛伊德還大十歲，他在麻州綜合醫院設立了神經精神科診所，後來成為哈佛醫學院的神經內科。他是美國神經醫學學會的創始成員，並於1888年擔任該學會的主席。他還是1911年美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成員，並擔任了第一任主席。1893 年，他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神經系統疾病教授，直到 1912年退休。除了這一切，他同時也是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好友，參加詹姆斯的通靈研究學會（Society of Psychic Research）長達二十五年之久。自然而然地，他與榮格的交流比跟佛洛伊德還更深遠，不只在日後將生病的表妹送到榮格那裡做分析，甚至在1918年去世以前都很榮格保持密切的通訊聯絡。身為美國神經醫學暨精神醫學的權威，普南的態度在美國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另外一方面，比起佛洛伊德，榮格的英文顯然要傑出許多。他不止是能夠用英語來跟美國人是互動，甚至是可以用英語演講和寫作。更重要的，就是榮格在寫給妻子的信當中還說：他愛上了美國，但佛洛伊德卻沒有。

　　第二年，榮格又到美國，是因為一位病人的邀約成行，這個病人是芝加哥的富二代，喬瑟夫．梅迪爾．麥考米特（Joseph Medill McCormick），繼承了外公約瑟夫．梅迪爾（Joseph Medill）創辦的《芝加哥論壇報》，卻開始陷入嚴重的酗酒。在接受榮格的分析以後，他脫離了家族的報業，開始從政，成為美國國會衆議員。

　　再兩年後，1912年，榮格又到了美國，這次是受紐約佛登（Fordham）大學的醫學院邀請來做精神分析的系列講座。這次的演講，後來編輯成為《力比多的轉化和象徵》這本書，也是他第一次對於佛洛伊德的理論用文字提出挑戰的出版品。同時，他也在這一次行程去參觀黑人專屬的精神病院，去研究黑人精神症狀的表現是否跟白人一樣有相同的原型，來證明自己所創見的原型觀念是否果真如他的理論所說的，所謂的原型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美國第一個榮格學者是一位叫做碧翠絲．辛克爾（Beatrice Hinkle）的醫師。1909年她到維也納追隨佛洛伊德，然而身為美國女權運動先驅之一，她很快就對於佛洛伊德理論中貶抑女性的傾向反感。1911年，她開始尋求榮格的分析，也積極加入精神分析學會中比較支持榮格理論的團體。1915年回到美國後，就將剛剛出版的《力比多的轉化和象徵》翻譯成英文版，即《無意識心理學》，於第二年出版。回到紐約以後，他加入另外三個人的團體：康斯坦絲．朗（Constance Long）、埃莉諾．伯廷（Eleanor Bertine）和克麗斯汀．曼（Kristine Mann）。1919年他們在蘇黎世榮格那裡遇到了英國來的埃斯特．哈汀（Esther Harding, 1888-1971），邀請她移居紐約。埃斯特．哈汀和埃莉諾．伯廷兩人發展出密切的關係並且維持了四十年之久。而埃斯特．哈汀可以說是美國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榮格分析師。

　　榮格的理論對於這四個支持女權的女性提供了分析心理學的基礎，而哈汀在1933年更寫出了暢銷一時的《所有女性的道路》（The Way of All Women），還有後來的《心靈能量》（Psychic Energy）、《女性之謎》（Women's Mysteries）、《父母意象》（Parental Image）、《我和非我》（The I and the not-I）等被視為第一代榮格弟子重要著作的書籍。

　　1936年，以哈汀為核心的這一群人，成立的紐約分析心理學俱樂部；1946年成為開始培訓榮格分析師的分析心理學會美東分會。

　　1937年榮格又到了的美國，這一次是應泰瑞講座（Terry Lecture）的邀請。他在這裡的一系列演講，後來結集成為《心理學與宗教》一書。同時也在紐約分析心理學俱樂部的邀請下，進行了五次名為夢的象徵性和個體化歷程的系列演講，也就是集結為《心理學與煉金術》這一本書。這是榮格最後一次訪問美國。

　　紐約的榮格社群變得開始熱鬧了。許多榮格分析師，也許是從美國去蘇黎世再回來的，也許是歐洲其他國家過來的，例如後來為瑪莉和保羅．梅隆（Melon）夫妻分析的范．韋弗仁夫婦（Ann and Erlo van Waveren）等。因為他們的影響，梅隆夫妻參加的榮格在紐約的演講，因此而追隨榮格到蘇黎世繼續接受分析，後來也因此成立了波林根基金會（Bollingen Foundation），來支持《榮格全集》（Collective Works）的編輯、翻譯和出版。

　　榮格的著作和理論，從一次大戰後一直到二次大戰後，在美國，在一般閱讀人口裡，就流行的程度而言，是遠遠超過佛洛伊德的。

　　艾丁傑於1922年12月13日出生於愛荷華州錫達拉皮茲，於1946年在印第安納大學獲得化學學士學位，並於1946年在耶魯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47年11月，作為剛上任的中尉，他在德州薩姆休斯頓堡的布魯克陸軍醫療中心訓練四週，第二年成為在巴拿馬的美國陸軍醫療隊軍醫。

　　在接受榮格分析師勞倫斯．亞菲（Lawrence Jaffe）的一次長時間的訪談裡，艾丁傑提到的他為什麼走向榮格分析師的這一條路。他是這麼說的：

　　當我在醫學院修精神醫學時，我對它沒有絲毫興趣，甚至這課也沒有提到榮格。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對精神醫學感興趣。我本來打算進入內科。但當我完成實習並且不得不在軍隊度過幾年的義務役時——主要是在巴拿馬運河區——它對我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時我迷失了方向，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我曾經夢見自己開車時，擋風玻璃上起了霧；我看不到自己要去哪裡，我拼命地想把頭伸出窗外，看看自己要去哪裡。我非常清楚那些夢意味著什麼，它們告訴我，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像一名治療身體疾病的醫生那樣過日子；意義不存在了，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都感覺到意義的匱乏，一切似乎都毫無意義。當然，那是因為我失去了自己內心的意義感。我與任何令人著迷的對象都沒有了聯繫。這種情況持續了一段時間，直到我發現了榮格。

　　我透過閱讀菲利普．威利（Philip Wiley）所著的《毒蛇群出的世代》（Generation of Vipers）一書，以一種有趣的方式發現了他，菲利普．威利是一位二十世紀四○年代的諷刺作家。記得他的人可能不多，但他的議題之一是「媽媽主義」（Momism）。無論如何，他已經認識了榮格，並且正在讚揚他的美德。我想：「我最好對這個人進行了解，」然後開始這樣做，當最終站穩腳跟，當最終開始記錄下他所說的話時，我知道就是這樣了。這花了一段時間，但有一天的早上，那是在1950年10月；我不能告訴你確切的日期，我想是在10 月12日和10 月19日之間的某個時間，醒來的剎那我意識到我必須成為一名榮格分析師。突然間，一切都水到渠成了。然後我所要做的就是去做！這是最簡單的部分。一旦一個人找到了方向並知道他在生活中應該做什麼，那麼最容易的部分就是去做。困難的部分是找到自己的任務。

　　甚至精神醫學的訓練，也都是人生突然之間的共時性作用：

　　不，不，我甚至沒有接受過精神醫學，當時我正在康乃狄克州進行內科住院醫師實習。但我讀到了埃斯特．哈汀的《心靈能量》，並付費拜訪了她。她說：「好吧，如果你有這個想法，那麼第一步就是進行分析，並且進行精神醫學住院醫師訓練。」所以，我在紐約市郊奧蘭治堡的羅克蘭州立醫院獲得了住院醫師資格，並於次年開始進行分析。

　　他提到的作家菲利普．威利（1902-1971），雖然現在知道的人很少了，但在四○年代他確實是美國相當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深深受到榮格思想的影響，幾乎可以在他每一本的創作中都很明顯的看出來（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榮格思想對大眾文化的影響程度）。作品範圍包括通俗科幻小說、懸疑小說、社會諷刺和批判，以及生態學和核浩劫的威脅。他1942年（二次大戰期間）所著作的《毒蛇群出的世代》是二十世紀四○年代的暢銷書，也許是有史以來對美國生活方式發起的最尖刻的攻擊：從政客到教授到商人到媽媽，從性道德到宗教。這本書在對美國性格的定義和指出不適方面，是與與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和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作品並列的。這書所啟發了「媽媽主義」一詞，更是延續了幾十年來的討論。直到今天，這本書都還是有新的印刷版本推出。

　　然而，一位美國分析師是怎麼誕生的？

　　對於他從1951年起，開始與哈汀的分析，他是這麼形容的：

　　這是一流的分析。她將分析歷程中的還原（reductive）面向，出色地與綜合（synthetic）面向結合起來。你知道，平衡並不經常保持得住；很容易就失去了平衡。她在保持這些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我和她一起工作了大約六、七年。我將向您朗讀我的第一個夢，如您所知，初始夢通常特別重要。我在《自我與原型》使用過這個夢：

　　「在經過一些困難的努力後，我終於抓住了一條金色的魚。它從地板上跳起來；我用一種特殊的方法成功地抓住了它。我的任務是萃取出這魚的血液，然後加熱，直到它成為永遠的液態。所以我在實驗室裡，我有一個裝有魚血的燒杯，將其加熱以使其永久呈液態。危險的是，這血可能在這過程中凝塊。我是在實驗室煮著這魚的血。一位老人——他是一位科學家，曾與我一起從事研究工作——走進了實驗室。我在書中把他描述為「科學傳統的代言人」，告訴我這根本沒有用。他說，血液注定是會凝結的。然而我不這麼認為，加熱的工作一直持續著，夢者知道這是會成功的。」

　　現在，那是我最初的夢。它提到了一個非常痛苦的個人問題，涉及情慾——這是魚的象徵意義之一。但是，正如我後來意識到的那樣，它具有榮格在《伊雍》中所討論的是有更大的參考意義——整個基督教時代的轉化以及「血液」（生命本質）從一種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提取。當然，這是很久以後才意識到的。

　　在我的分析過程中發生的另一件重大事件是，我發現了化學對我小時候的意義。那時我已經忘記了這一切。你知道，年輕時，我當時二十多歲，不會考慮童年時期什麼是重要的；我的想法正在考慮未來。但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在兒時的家裡，沿著路走，我看到一朵美麗的藍色鳶尾花，晚開的品種。我摘了那朵花。然後，我走著的時候，對著它吹了一口氣。當我向它吹氣時，它完全打開了。然後，它就像有了自己的生命一樣，脫離了我的手，開始漂浮在空中。它穿過一些樹的樹枝。我一度擔心它會被困在樹上，但它沒有。它一直漂浮著，我也跟著它。它帶我回到了我的家，回到了我家的後院，回到了一座小小的附屬建築，它曾經是一個雞舍和一個木棚，現在我把它變成了化學實驗室。那朵花直接飄到了那個小小的實驗樓上；當它接觸到屋頂時，突然燃燒起來，變成一朵朵火焰。

　　你看，那個夢教會了我對化學的熱愛所帶來的神祕感。這兩者結合在一起，花和後院實驗室，這是一個結合。當它們結合在一起時，就會產生一種構想，其結果是「火焰」，同時也是「玫瑰」。這是我分析的重點之一。

　　我的分析中另一個特別有趣的事件，我認為對一般人有啟發性，是我在分析結束時所做的夢。發生的一件事讓我認識到哈汀的心理局限性，並起到了打破移情的作用。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夢見我兒時家的後院裡有一棵大樹倒了，現在必須被砍成柴火。當病人做類似的夢時，我有機會時不時地向他們提及這個夢。因為這個意象表明，相當大的一部分被限制在植物性人生的存在模式中的力比多，已經下降了，並且正在經歷從一種表現形式到另一種表現形式的轉化。但我很幸運有哈汀作為我的分析師。我非常感謝她。

　　他們的分析持續了六、七年。

　　艾丁傑先是在紐約州羅克蘭州立醫院的精神科擔任醫生，後來成為曼哈頓榮格基金會（C.G. Jung Foundation in Manhattan）和紐約榮格研究所 C. G. Jung Institute in New York）的創始人成員。1968年至 1979年，擔任該研究所所長，然後搬到了洛杉磯。在那裡，他繼續執業十九年，成為洛杉磯榮格研究所的高級分析師。據其家人稱，他於1998年7月17日在洛杉磯的家中因膀胱癌去世，享年七十五歲。

　　他著作了四十多本書，一直到現在還受到年輕的榮格心理學者熱衷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