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的理性

　　「智識工作存在著一項倫理使命，達文西稱之為『頑固的嚴謹』。實務上來說，這意味著個人在探討政治議題時，尤其是探討會極度引發情緒的議題時，必須要抗拒若干誘惑。……當譴責取代了解釋，會讓這類異常現象的發生原因，被當成沒有任何理性可循。只有當我們將法西斯主義視為當代社會固有的可能性之一，而非超出任何理性解釋的事物時，我們才能開始理解它。」

　　英國脫歐、川普旋風，乃至於台灣近年的若干政治熱潮，都曾被貼上「民粹主義」的標籤。然而，到底什麼才是民粹？許多論者把民粹連結到保守右翼，然而，從昔日的美國人民黨（Populist）、阿根廷的裴隆（Perón），到當今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都讓人見證了左翼民粹政黨的活躍。由此可知，我們很難從左／右或統／獨等政治立場的「內容」來界定所謂的民粹；民粹，毋寧是一種政治邏輯，而每種政治形態多少都含有民粹主義的成分。

　　本書指出，當民粹發生時，社會將被一分為二：一方是「人民」，而其敵對陣營則是統治集團。然而，現代社會高度複雜，每個群體都有各自的訴求，要統合它們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唯有從中確立彼此的「最大公約數」，讓各方團體願意求同存異，並指認共同敵人，「人民」才能被建構起來，進而演變成支配階級不得不正視的力量。

　　如果說常規政治意味著權力集團盼望以差異化邏輯，滿足主張各不相同的人群；那麼民粹政治，就是抵禦權貴的「各個擊破」，並企圖以等同性（equivalence）接合眾多殊異訴求的結盟嘗試。這正是民粹理性之所在。一旦代議政治失靈，民粹確實有機會挽救民主。本書架接了豐富的歷史案例與理論取徑，展現出左翼民粹實踐的可能性，因此有助於公民團體思索，如何讓自身訴求銜接到更異質的群眾？

　　【佳句摘錄】
　　◎民粹主義總是令人聯想到危險的過剩（excess），進而質疑「受到明確界定的理性共同體模型」。假如我想的沒有錯，那麼我的任務就是凸顯這種「過剩」固有的特殊邏輯，並主張它遠非一種邊緣現象，而是銘刻在任何共同空間（communitarian space）的實際運作當中。

　　◎我的作法並非尋找[民粹主義]真正的指涉意涵，恰恰相反：我將指出民粹主義之所以沒有統一的指涉意涵，是因為它並未被歸諸於一個可劃定界限的現象，而是被歸諸於在效應上橫跨了許多現象的社會邏輯。

　　◎民粹主義不是一套固定的現象組合，而是一連串的論述資源，它可以被用於非常不同的用途。

　　◎本書已列舉過，當政治面臨民粹轉向（populist turn）時，會出現哪些要件…（1）對既存現狀的廣泛不滿、（2）藉由將情感貫注並聚焦到某些象徵上，來開創性地構成諸訴求的等同鏈、（3）對政治體系「整體」的挑戰日益加劇。

　　◎民粹，並不是某種位處邊緣的政治現象，它反而就是政治的本質。

　　☆論群體與認同
　　◎佛洛伊德開啟了一種社會集結（aggregation）模式的可能性，亦即透過組織，社會獲取了個體的特徵。…所謂的群體，就是成員讓對象佔據了自我理想的位置，同時這些人透過彼此的自我來互相認同。

　　☆論等同與差異
　　◎隨著未被滿足的諸多訴求組成了等同鏈（equivalential chain），…請求正在轉變成要求。倘若一個訴求處在孤立狀態，無論它獲得滿足與否，我稱之為民主訴求（democratic demands）。反之，倘若多個訴求能透過等同性接合，建構出更廣泛的主體性，那麼我們會稱這類訴求為人民訴求（popular demands）──眾多訴求於是能將「人民」當作潛在的歷史行動者來構成，而這就是最初的階段。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正是民粹主義的組構，即使還只是雛形。

　　◎民主訴求，它們的相互關係就像是「叔本華的豪豬」…牠們不能靠得太遠，要不然會感到寒冷；但如果牠們為了取暖而靠得太近，就會遭到彼此刺傷。

　　◎當具體的訴求乃是於「在地化」的脈絡中形塑，它相對而言會比較容易決定「對手」是誰；但反之，如果今天等同性是在多樣的異質訴求之間建立的，那麼，決定你的目標是什麼，以及決定你的爭鬥對象是誰，就會變得更為困難。此時，「民粹理性」就完全發揮出作用了。

　　☆論部分、整體與代表
　　◎民粹主義的「人民」要誕生，尚得補上更多條件：我們需要庶民做一件事，就是主張他們才是唯一具有正當性的全民，抽象點說，我們需要的是，渴望自身能作為共同體總體來運作的部分性（partiality）。

　　◎民主訴求可以視為霸權形構的擴張；人民訴求則相反，我們可以把它視為對霸權形構提出的挑戰。墨西哥在革命制度黨掌握霸權時期，人們會用政治黑話來區分兩種訴求：一種是點狀訴求，遇到這種訴求，體系能以轉化主義的方式吸納它們，另一種訴求在當地則稱被為el paquete（包裹式），意指同時有龐大的一整套訴求，它們以統一的整體來呈現。掌握政權者只有在遇到後一種訴求時，才會關上協商的大門──這種訴求的命運往往是遭到無情鎮壓。

　　◎古典政治代表理論有一項主要困境，它們大多把「人民」意志看成，在代表發生前就已經構成的事物。

　　☆論情感與符號
　　◎倘如，社會設法達及制度性的秩序，而此秩序的特性則是讓所有訴求都能透過社會內在的機制達到滿足，那麼，基於明顯的理由，民粹主義便不會出現，但與此同時，政治也將不復存在。唯有在社會未能達及完滿性，且社會當中之部分性的對象（目標、人物、象徵）受到眾人貫注〔情感〕，並使這些對象成為「缺場的完滿性」之名稱時，構成「人民」的需求才於焉誕生。

　　◎假如…社會施為者的統一性乃是社會訴求多元性的產物，而這些訴求又是透過鄰接性的等同（轉喻）關係才聚集在一起，那麼，命名的偶連性要素，就會扮演絕對核心且構成性的角色。

　　☆論政治、敵對與人民
　　◎從定義上來說，所有鬥爭都是政治的。嚴格來說，「政治鬥爭」這個詞彙是同語反覆。然而，之所以一切鬥爭皆帶有政治內涵，正是因為政治不再屬於局部性的範疇。因此，古典社會主義對於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區分，已經沒有存活的空間。

　　◎建構「人民」是一種卓越的政治行動（這個行動與在穩固的制度架構底下進行純粹的管理〔administration，或譯行政〕，兩者恰好相反）。…在制度化（institutionalist）程度較高的論述中（受到差異邏輯的支配），等同鏈的涵蓋範圍會被降低至最低；反之，斷裂式（rupturist）論述則可以見到涵蓋幅度最廣的鏈條，藉此可以把社會劃分成二個陣營…只有第二種才是我所謂的政治，第一種不過是政治之死，政治被沉積的社會形式所吸納。這樣的區分大致上和洪席耶對管制（le police）與人民（le people）的區分相符。

　　◎[義大利政黨]北方聯盟確實擁有一套「敵人理論」；但問題在於它沒辦法精確地指認出敵人的面貌。黨員們心中會有個念頭，就是基進的變遷若要發生，就必須把社會領域分割成兩個互相對壘的陣營，然而，他們並不知曉這種劃分的基礎是什麼。抽象地反對現狀乃是他們的基進論述之根基，但他們不知該如何確定現狀的界限。

　　◎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存在：趨向於空泛化的符徵，最後竟然變得全然空泛。此時，等同鏈的諸連結，根本就完全不需要調和彼此之間的連貫性：原因是，連最相互矛盾的內容，都可以被拼裝在一起，只要它們全體都還服從空符徵就好。用佛洛伊德的理論來講：這是一種極端狀況，此時手足之間唯一的連結，就是對父親的愛。其政治後果就在於，以這種方式構成的「人民」的統一性，將會極度脆弱。
　
　　◎也許在你我的政治經驗中，那些如同曙光般，正在冉冉升起的現象，並非「政治的終結」，就如後現代主義先知所宣言的那樣。恰好相反，我們反倒是進入了一個完全政治化的時代，因為，確定性標記的消解，並不會賦予政治賽局任何先驗且必然的領域，反之，它只會賦予「不斷重新定義地貌本身」的可能性。

　　◎使得人民身分的浮現和擴展成為可能的歷史條件…如果要把它們都歸在同一套標籤之下，那麼：全球化資本主義這個詞將是最適當的候選。當然，要注意的是，我們早已不再把資本主義理解為：以商品作為基礎形式，並由商品的矛盾運動所產生出來的自我封閉總體。我們不能再把資本主義僅僅理解為一種經濟現實，而是要把它看成一個複合體，其中，經濟、政治、軍事、技術等決定機制（determination），它們各自擁有自身的邏輯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自主性，並且均參與到整體運動的決定機制之中。

　　☆論左翼－右翼光譜
　　◎隨著共產黨勢力衰退，以及中央執政體系建立後，人們卻發現社會主義及其合作者，跟戴高樂主義原來並無太大差別，這導致左右之分顯得愈來愈模糊。但是，對於基進抗議投票的需求還是存在，因此當左翼符徵背棄了「〔渴望〕社會劃分的陣營」，右翼符徵就順勢佔據了它。人們對於表達社會劃分的本體論（ontological）需求，已勝過對於左翼論述的實體（ontic）依戀…原先的共產黨選民，居然轉而支持[極右的法國]民族陣線。

　　◎在基進失序的情境，人們產生出需要某種秩序的訴求，至於是哪種秩序滿足此一請求，或者說具體的社會配置為何，則屬於次要的問題（這也適用於「正義」、「平等」、「自由」等等，人們需要它們，但究竟是哪種正義、平等、自由，都是其次）。…眾所周知，阿圖塞用「濃縮」的概念分析俄國革命：俄國社會的所有敵對關係，都濃縮到斷裂式的統一體之中，亦即圍繞著「麵包、和平與土地」這三大訴求。在此，空泛性的要素扮演著關鍵角色：倘若沒有「正義」、「自由」這類空泛的詞彙投注到這三項訴求，這些訴求可能仍然會困在其特殊主義的格局之中。

　　◎麥卡錫主義從民粹主義的意識型態彈藥庫中，有意識地運用起各類武器。等到麥卡錫潰敗之後，他所培植的動員模式頓時瓦解，但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斷裂依舊沒能弭平。正因如此，新政的論述明顯退卻了一大步。其退卻之後所遺留下的空缺，也順勢被右翼的新勢力所取代。

本書特色

　　◎涵蓋豐富的經驗案例，從大革命前後的法國、民粹初試啼聲的美國與俄國農民運動，到「敵人」（南美的地方侍從、東歐的外來政權、歐美的自由派、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面貌各不相同的晚近民粹變體；在乍看離散的異質案例之間，本書為有意義的比較賦予了宏觀的框架，遂有助於讀者深入理解政治浪潮興衰的動力。

　　◎扭轉黑格爾與馬克思以降的本質論及唯物論，汲取葛蘭西、佛洛伊德與拉岡的理論要素，使得多元身分認同的探問得以可能，並且防止政治被化約為經濟，也避免「人民」被「階級中心論」給邊緣化。

　　◎以「爭議式民主」挑戰「代議民主」與「審議民主」這兩種流行的民主模型，點出兩者漠視自由主義與民主接合（articulate）的歷史偶然性，因而忽略民主存在著更基進的面向。

　　◎與當代左翼思想家齊澤克、洪席耶、《帝國》的作者哈特與奈格里進行辯論，從諸位大師的過招與對話之中，彰顯出各派研究取徑背後所隱藏的預設。

　　◎解構民粹被貼上負面標籤的緣由，並且以最全面的視角，反思民主、民粹與政治的關係，最終指出民粹與進步價值接合的可能性，也刻劃了社會運動的可行方向。

專業推薦

　　林淑芬（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本書提供的並非規範性的論點，而是對民粹主義的概念和實踐進行分析。
　　與其花時間追尋民粹主義的一次又一次的定義，他的任務是『顯示民粹主義沒有指稱的統一性，因為它被歸因於一種社會邏輯，其效果跨越許多現象』。
　　這本書本身提醒我們，民粹主義不僅僅是21世紀的產物，而且還可能是民主政治秩序的支柱。…此外，對民粹主義的各種流派進行比較，如拉丁美洲和東歐之間的差異，尤其具有啟發性。」──James Hodgson，《馬克思與哲學書評》（Marx &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於共產主義崩潰及社會民主主義失敗的背景下，拉克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塑，發揮了關鍵作用。」──Robin Blackburn，《衛報》

　　「現在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在政治上闡述左翼民粹主義的可能性。這正是拉克勞這本令人引頸期盼的書，之所有如此具有重要性之原因。可以說，民粹主義是拉克勞作品的核心概念，在本書中，他以強而有力的論證以及清晰的分析表明了他的理論立場。」──Simon Critchley（哲學家）


 

作者簡介

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1935~2014）

　　政治理論家、哲學家。出生於阿根廷，曾就讀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早年參與阿根廷的民族左翼社會主義黨（PSIN），1969年受到歷史學家霍布斯邦的資助，到牛津大學就讀。畢業後在英國艾塞克斯大學任教，替該校的意識型態與論述分析（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中心打下了基礎。日後，他也在北美、拉丁美洲、南非、澳洲與歐洲的多所大學開課。1985年，他與珊妲．慕孚（Chantal Mouffe）合著《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該書引起廣泛討論，使兩人被譽為「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的奠基者，這也為冷戰末期陷入困境的馬克思主義，注入新的理論活水。著有：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治與意識型態》（1977）
　　●《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邁向基進民主政治》（1985）──與Chantal Mouffe合著
　　●《我們時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
　　●《多重解放》（1996）
　　●《偶然、霸權、普遍：當代左翼對話》（2000）──與Judith Butler、Slavoj Žižek合著
　　●《民粹的理性》（2005）
　　●《社會的修辭基礎》（2014）

譯者簡介

林峯燦

　　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社會學碩士與博士，中研院社會所與佛光大學博士後研究員，目前擔任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專長領域為巫術與宗教社會學、文化社會學，以及社會學理論。過去幾年主要關注文化概念的歷史轉折、精神分析的社會學內含，以及比較視野中的巫術概念與宗教世俗化歷程。

黃上銓

　　社會學背景。曾合著有《婉君妳好嗎？：給覺醒鄉民的PTT進化史》一書。現為出版社編輯。
 

第一章 民粹主義：曖昧與弔詭

上述論證也適用於「意識型態」與「運動」兩者之間的區分，這個區辨是米諾格文章中另個關鍵──他想藉由這組區分警告我們，研究社會運動時，要提防不要「落入意識型態」的圈套。雖說如此，我們又要如何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嚴格區分開來？此外，這組區分會讓我們清楚地回想起另一組更古老的區分：人們腦袋裡的觀念，與他們所參與的行動。只不過，這組古老區分也不太站得住腳。從維根斯坦以來，我們便知道，語言遊戲涵蓋了語言的交流以及語言鑲嵌於其中的行動，同時言說行動（speech act）理論也以嶄新的方式，看待論述序列如何構成社會制度生活。正是在此意義下，珊妲．慕孚與我才把論述（discourse）定義成結構化的總體（structured totalities），它同時接合了語言與非語言的各種元素。由此可見，將意識型態與運動區分開來，既是無望之舉，也顯得無甚用處──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能否確立出某些論述序列，並指出社會的力量與運動如何透過它們，施展出完整的政治操演。

顯然，我之所以質疑米諾格的區分，是因為那些區分不過是反映出民粹主義文獻的一種廣泛態度，另個原因則是，我嘗試顛覆既有的分析視角：我不願一開始就從政治理性的角度著眼，那種作法試圖突顯出民粹主義欠缺的諸多成分──將它看成模糊、意識型態上空泛、反智主義，或短暫的現象──同時，我還打算利用一般化的修辭（我們之後會稱這種修辭為「霸權」）來擴大解釋模型，亦即延伸理性的定義，好讓民粹主義能看起來很特殊，卻又是政治生活的結構化所存在的一種可能性。把民粹主義僅僅當成異常、偏差或操弄的眾多取徑，與我所採用的分析策略，可說是完全不相容。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沃斯利的文章令人尤其耳目一新。在〈民粹主義的概念〉（The Concept of Populism）一文，沃斯利的論證雖然止於描述性的說明，尚未嘗試在概念上釐清民粹主義概念的特殊性，但他發出的不滿之聲，即使仍很粗略，在我看來卻甚為完備。其中有三點很具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