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從一廣開始的故事
對我來說，這本書裡所有的故事都是在一廣發生的。
二〇一六年，我為了寫報導在這棟大樓住過兩個月。這麼說固然有誇張的成分，因為這本書所蒐集的故事，前後跨度長達七年，採訪地點更涵蓋臺灣與越南多座城市。但某個程度上我是認真的，這裡是我認識移工的地方，也是讓我開始去思索跨國遷移與人權保障的所在。
當我開始寫作本書時，經常想起在一廣那段日子。度過剛開始艱難的適應期後，我交到一些知心的移工朋友，並在週間會固定收到他們的假日邀約。
一天下午，越南移工阿峰約我到二樓的茶水攤喝東西。他帶來一位女孩，皮膚很白、很害羞，眼神總低頭盯著玻璃杯上凝結的水珠，偶爾抬頭偷看一下阿峰。我揶揄阿峰，「哇，你女朋友這麼漂亮啊。」阿峰漲紅了臉，用手肘推我一下，「不是女朋友啦，今天第一次見面，在臉書上認識的。」我才意會到，原來他找我當WINGMAN。
這僅是假日的一幕。我會在週日中午來到十二樓的酒吧，表演樂團是群印尼移工，他們詞曲創作的內容多是描寫對故鄉女友的思念，來自菲律賓的比爾獨占一張桌子，並給自己點了杯啤酒，經過的女孩常會偷偷瞥上幾眼，欽慕他胸前結實的肌肉。當我與比爾和其他朋友會合後，他們偷偷將我夾帶進六樓的菲律賓舞廳，因為門外的告示牌寫著：「謝絕臺灣朋友入內。」晚餐時間，我趕往工業區的泰工宿舍烤肉，搭乘手扶梯途經二樓，越南移工阿彬跟朋友仍坐在茶水攤打量路過的女孩，並忙不迭地跟我打招呼。一樓轉角處的越南阿新，在騎樓張開摺疊桌，準備在回宿舍前跟妻子吃個兩菜一湯的簡單晚餐。
不被看見的地下社會
這是不被臺灣人看見的移工地下社會。數十萬人支撐起鋼鐵機械業，也撐起營造建設、自動機具業，以及家中長輩的生活起居，但我們總對他們視若無睹，老以為這些人頭腦簡單、貧窮落後。可我在一廣認識的移工們複雜多樣、生活豐富多彩，我覺得他們長期被外界忽視是種錯誤。當我開始動筆寫一廣，他們的模樣在我腦中活靈活現，我寫了第一篇報導〈第一廣場，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
我很幸運，那篇報導刊登後受到讀者歡迎，並為我贏得出版社的合作意向。當時，我陸續被邀請去講座分享，最緊張的一場是回到臺中，因為我很擔心報導中的人物或臺中人會感到被冒犯。講座進行很順利，結束前，主持人問我：臺灣人要怎麼幫移工更融入本地社會？
我當時重述了美國鍍金時代的移民神話。認為只要臺灣人同樣放開心胸，而移工們勤奮工作、謹慎節儉，並抓住機會，他們就能在這塊機遇之地翻身。聽眾中有人應和點頭。前排有位年輕女子手舉得老高，起立發言：「如果你連移民跟移工都搞不清楚，我想這篇報導也算不上什麼深度報導。」那天其他慧黠的提問，我差不多都忘了，但時至今日，我仍記得當時那股羞愧難當的感受。
不過，回頭看看，我永遠感謝那名給我當頭棒喝的女士，她提點了我移工故事裡政經結構的重要性。我後來一邊報導，一邊從歷史資料與學術論文惡補遷移研究。身處臺灣，常有種排斥外籍移工的聲音，認為他們從四方八方湧來，搶走本地人的工作。事實上，臺灣和其他亞洲地主國都設計了嚴格的遷移管道，大抵從「篩選」與「排除」兩方面著手。
外在結構對於移工的影響
在民族國家界線愈趨嚴格的今日，如果不是地主國同意，移工不太可能會跨國遷移。每個移工都有自己的遷徙動機，但在個人動機之前，是地主國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以及地緣政治所打通的遷移管道，如臺灣主要僅從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四國輸入移工。為了揀選到最有價值的勞動力，雇主再透過仲介設下一連串選工標準，包括身高、體重、性別、婚姻，女性會被另外要求做懷孕測試，確保他們來臺後都是有價值的勞動力。
將移工引進到臺灣後，政府處心積慮地排除移工成為移民。例如從法律上將外國人與藍領移工區隔開來，移工即使居留再久都不能歸化成移民，工作上也不能更換雇主或工作地點。再將移工的簽證綁定雇主，只要移工稍加反抗、或勞動力受損，老闆隨時都能將他們解僱、驅離出境，再換一個新人。
為了保持移工的低流動性，雇主夥同仲介，實施宵禁、扣留移工的護照，並強制他們儲蓄「逃跑保險」，移工只有在完成三年合約後才能領回。臺灣政府對此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它們得到的回報是，資本與工作會被留在本地，而不是移往中國。
這些外在結構對移工會有什麼影響？ 影響的層面非常廣。移工做的都是本地人不願意做的危險工作，從勞動部的統計來看，移工在臺遭遇職業災害而失去工作能力的比例是臺籍勞工的三倍，在二〇〇八至二〇一八年間，移工在臺死亡的人數高達一千五百四十位。但外籍移工不大可能抱怨惡劣的工作條件或遭雇主虐待，理由是他們出國前，都繳納了一筆鉅額的仲介費用，留在臺灣的日子必須與母國的債務與迅速累積的複利奮鬥。而且，臺灣政府限制移工轉換雇主，等於剝奪了工人靠離職來跟雇主討價還價以提升自身福利的能力。
另外，因為雇主僱用移工考慮的是成本，所以不會有時間給移工完整培訓，給他們住的宿舍也不會太好，許多是光禿禿的鐵皮工寮。這種鐵皮宿舍也是最容易引起火災的建築物，住在裡面的移工或鄰近的消防員都知道，一旦火勢蔓延起來會有多快。自二〇一七年桃園矽卡移工宿舍發生的大火，往後三年已有近二十名移工葬身火窟，十餘名消防員因搶救殉職。
與雇主同住的看護工情況也好不到哪去。她們沒有一天休假，得小心翼翼地揣摩雇主情緒，有些還有強迫勞動、身體虐待、甚至被性侵的情況。除了應付糟糕的工作條件，正值黃金生育期的女性移工還可能出於意外或自主選擇，在異鄉懷孕。儘管臺灣後來修改法律，允許懷孕的移工留下，但實際上她們往往只能選擇墮胎或被迫解約離境。
然而，把這一切形諸報導刊登後，事情並沒有解決，大家漸漸不再感到驚訝或憤怒，更難激起行動。二〇一九年，我在一場講座講述移工遭遇職災或意外懷孕的故事，一位對此有研究的社會學家聽完後說：「跟我二十年前研究的情況差不多。」
從國家管制的層面來看，確實如他所言。移工政策仍維持勞動商品化的本質，將移工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權利」分開處理，他們被認可的只有經濟功能，社會權利受限。過去二十年，移工法規大致從二方面修正。一是延長移工在臺年限，以降低雇主重新訓練的成本，從一九九八年最長可居留三年，二〇一二年延長至十二年、看護工經評點後可展延至十四年。二是擴大雇主資格、增加移工配額，製造業引進移工採3K五級制，依所屬產業將可聘移工的比例從一〇％到三五％分成五個等級，若設廠在自由貿易區內可提高至四〇％。二〇一三年後，工廠雇主可以用外加就業安定費增加移工配額，而政府對新增投資案、鼓勵臺商回臺另外給予外勞增額，聘用家庭看護的資格也被不斷放寬。（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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