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大正民主後過渡到皇民化時期前的「臺人民族性論」
周俊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書出版時，在臺灣史料編纂室任職的尾崎秀真，在序中寫道山根曾說：
「倘若是在本島從事島民的教化事業者，不管是一般的官僚公吏、教育者或是警察，首要之務就是要理解本島人的民族心理。然而，自本島改隸三十五年以來，卻從未聽過任何一位相關的研究者，也沒有看見任何一篇相關的著述。這就是我之所以僭越本分，提筆撰寫本篇的緣故。」
不過，其實這本書並非日本統治時代第一本有關臺灣民族性的著作。早在日本領臺前後，日本人就開啟了對於臺灣人民族性的發現之旅。這裡所說的「民族性」，簡言之，指的是民族性格，也就是一個民族在文化、風俗習慣以及世界觀、人生觀等感知層面上表現出來的特有性質。當時日本國內對於臺灣這塊新領土的「人文地理」學問知識需求升高，而有《臺灣誌》（足立栗園，一八九四）、《臺灣誌》（參謀本部，一八九五）、《臺灣諸島誌》（小川琢治，一八九六）、《臺灣實況》（權藤震二，一八九六）、《臺灣事情》（松島剛、佐藤宏，一八九七）、《臺灣紀要》（村上玉吉，一八九九）等許多以臺灣為主題的地誌出版。在沒有臺灣經驗，或是閱歷尚淺的從軍記者與地理學者筆下成書的地誌類文獻裡，就可以看到對於臺灣人口構成以及民族習性的片斷描述。在對於臺灣島全面且詳細之調查尚未展開的階段，這些資訊難免悖離現實，亦有日本自身關懷，西洋傳教士觀點、清朝方志知識，甚而領臺當時對於治安狀況理解的交錯樣貌，惟仍可謂是日後在臺日人「臺人民族性論」的起點。
毋庸贅言，原屬中華帝國「邊境」的臺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成為日本帝國的「內在支那」，是日本統治者或文人等階層得以貼近觀察或浸淫於「支那社會」的環境。「支那民族性」這樣一個訴諸本質的認識方法，亦是日本人觀看臺灣人時經常使用的濾鏡。……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民族性」經常與日本要在臺推廣、扎根的「國民性」處在相以對立、互為妨害的緊張關係。這是因為日本統治臺灣最重要的意識型態就是「同化主義」，既然要將異民族打造成日本人，最重要的就是作為日本人的「國民性」之涵養。在臺灣推動「國民性」涵養之際，應該改善、撲滅的對象就是臺灣人作為「支那民族」的「民族性」。例如，日本治臺初期學校修身科的日人教師，在思考修身教育該如何進行時，就曾在《臺灣教育會雜誌》上熱烈地討論他們在教育現場中經常目擊到的臺人民族性。在這些言論裡，我們可以發現「利己主義」與「社會、宗族凝聚力強」、「缺乏國家觀念」是日人所見臺灣人民族性的核心觀念，這也正是日本帝國時期「支那民族性」認識論的核心。
當然，這裡所謂改善、撲滅的力道，因時代、政策、場域而異，並非絕對。而且，誠然並非所有日人皆以這樣的眼光看待臺人，也有以人權、平等等普世價值來相待者，實際上有不同的視角交錯。但是依「支那民族性」視角所建構的認識空間，的確存在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不少在臺日人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去觀察、析出臺灣人的民族性。況且，弔詭的是，民族性差異的存在，正是殖民統治的前提，因此，為了維持殖民階層的優越性，不斷地發現、傳承日臺人群間彼劣我優的民族性差異，自然有其需要。這樣一個本質性的民族性認識，也是合理化臺灣人僅需實業教育，無需政治、經濟等普通教育的邏輯之一。
另一方面，為了適應新的時代，不少求知若渴、盼能立身處世的臺灣人前往較無教育差別待遇的日本內地留學，甚至在一九一○年代末激發了民族意識，要以政治運動、文化啟蒙等新方法來爭取發言權、參政權。不過，眾所周知，臺灣知識菁英的新動態，除少數同情者外，大體上遭到日本統治體制和在臺日人社會冷眼對待。……
臺灣人受到殖民統治的經驗，是面臨「日本化」的過程，也是民族性這個容易流於本質主義詮釋的特質，不斷為日本人發現與認識的過程。因此，閱讀民族性論述，也就是為了瞭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人置身於何種認識空間。在臺日人雖然對臺灣人這個外貌相似但思維、心性明顯不同的「異己」留下了許多民族性的觀察言論；不過，或許由於民族性的觀察畢竟比較露骨帶刺，因此我們很難在統治官員的政策性發言，或是學者的研究文獻中看到。其實，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民族性論述，比較多是出自在臺日人教師、警界人士、記者這三個社群。三個社群都較統治官員在日常上有更多機會貼近觀察臺灣社會，相對地更有記錄、著述的動機。他們作為中間階層，在第一線上直接接觸、交流，言論可能受到上層的影響，未若官員或學者般具有明確方針或體系，但也會有帶著一些批判觀點等不受制約的部分；同時，其觀察又不同於社會大眾的漠然、淺薄認知，能夠一定程度反映出某種認識結構。
行筆至此，我們必須將焦點拉回來這本書的作者與內容上了。如前文所提，出版於一九三〇年的本書，書中篇章成於二○年代末，而作者山根勇藏就是一名跨足教育界和警界的在臺日人。《臺灣之社會觀》等在臺日人記者的著作裡，針對臺灣議會運動和「支那民族性」的關聯有許多觀察討論；其實在二○年代後半以降，警界相關人士也出於社會教化的目的，而有類似書籍問世，對於臺灣人的「支那民族性」再行「本質」之確認，《臺灣的民族性與指導教化》（志波吉太郎，一九二七）和本書皆屬之。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臺灣文化協會透過在臺灣各地舉辦演講活動，積極地對群眾展開文化啟蒙活動。文協的意圖除了文化啟蒙外，也在於啟發臺灣人的意識。為了因應這個發展，臺灣總督府也在一九二六年將既有的文教課昇格為文教局，並在其下設置社會課，臺人民族運動最活絡的臺中地區則是社會教化事業之先行實驗地區。這個時期的民族性論述，也留意到了殖民者所謂的「社會教化」，而其背景正是臺灣人的主體性運動。
《臺灣民族性百談》裡的一百則短文，在選題編排上恣意又跳躍，龐雜的呈現方式，看似沒有一貫性的邏輯體系，不過在各篇行文間，仍可讀出由「支那民族性」視角出發的基本立場……他欲傳達「支那民族」的特質，是「種族」、「社會」的凝聚力更甚於「國家」，這些觀察背後，又經常存在著與日本人民族性「忠君愛國」、「家職國家」、「萬世一系」的文化比較觀點。井上哲次郎是近代日本「國民性」論述建構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增訂敕語衍義》（一八九九）認為日本「國民性」的核心就是「忠君愛國」的思想，日本是一個以「家業聯合共同體」為基礎的「家職國家」，明治時期的日本就是以皇室為頂點的虛擬血緣「家族國家」，與漢土歷代王朝重視宗族血緣和父兄繼承觀念不同。再者，〈讀書人〉一篇直言支那民族的「讀書人」階層好讀書並非是為了追求知識，而是為了透過科舉制度求取功名，與明治維新前日本罕有階層流動的家職國家制度不同；〈分頭相續［齊頭式繼承］〉、〈分頭相續的弊病〉各篇冷眼批判臺灣的「男子家產均分制」，相對於日本是「長男繼承制」，許多䦧牆紛爭便由此而生。這些論述背後都有與日本社會民情比較的觀點。
在本書描述裡，山根不僅由「支那民族」和傳統臺灣社會的歷史立論，他也意識到同一時代文協等政治團體的動向，這裡頭無疑是懷抱著輕蔑與競爭意識的。在〈粗話〉一篇，他謂：「自古以來臺灣就存在著無數的粗話，並非是在改隸之後才突然出現這樣的現象，但是我們不能只是悠閒地說臺灣在這一點上是世界第一的紀錄保持者；也不能只是坐壁上觀，將撲滅粗話的責任丟給臺灣的有識之士和先知先覺。即便是那些血氣方剛，說著『臺灣是我們的臺灣』的小毛頭們，如果他們願意協助撲滅粗話，拯救會因妄語而墮入地獄的人們，我們當然不會認為他們是在多管閒事，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協力合作才行。」
在前文觸及的〈讀書人〉裡，他寫道：「我們不能否認臺灣也是存在著讀書人的這項事實，實際上，在臺灣這塊土地上，讀書人像是蟲蟻一般地多數聚集在一塊兒。」……山根好似站在一個制高點，提醒臺灣的讀書人，科舉制度已是「過往雲煙」，應該要「真正的去讀書」。矛盾的是，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在一八九○年代實施文官普通考試、文官高等考試等考試，建立以公開競爭考試為基礎的官僚任用制度。這個自外引進的新時代「科舉制度」，開啟了日本本國的仕途階級流動；反觀在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卻長年推遲新時代「科舉」所需的義務教育、普通教育。就山根的標準而言，日本的讀書人透過文官考試出身立世，是否就能肯定說是毫無功名考量的「真正的去讀書」呢？
說到這裡，我們多少可以感覺到民族性論述雖非雖非純然虛構的文學作品，但在主張「發現本質」的同時，其題材選擇、調查與分析方法其實充滿恣意性，難免失之偏頗。更重要的是，在日本統治臺灣已經超過三十年的這個時間點，這本書仍戳力討論日本統治前臺灣社會生成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固然許多文化的變遷是緩慢、固著的，不過也有諸如分類械鬥等不少已不存在於當下臺灣社會的成分。也就是說，臺灣在日本統治以後並非沒有改變。實際上，為了適應異族的近代化統治，臺灣菁英與社會付出不少成本與苦心來調適。就算略去所謂日本灌輸「國民性」的這些改變或近代化的部分不談，一九二○年代部分臺人菁英追求政治權益、建構民族文化等主動性動向，除冷言熱語之外，又如何映照在山根勇藏的意識裡呢？
這本書捨新取舊的態度，仍讓人聯想到民族性差異的發現與傳述，本身就是殖民統治的核心所在。這也難怪，因為民族性差異的不斷發現，正是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所在。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本書，若放入在臺日人發現、敘述臺灣人民族性的歷史脈絡裡定位，正是大正民主時期過渡到皇民化時期的民族性論述。在臺日人對於臺人民族性的觀察，從由上而下、保持距離的旁觀視線，進而在臺人主體性動向下，過渡到帶有更明確的「指導教化」目標，其後進入到一九三○年代後半展開的皇民化時期，就更顯介入、改造的急迫性。因為臺灣人「民族性」中「利己」的諸因素皆有礙於「奉公」。然而，由於操之過急和臺灣人領導階層的反彈等因素，皇民化政策在實施層面上許多都半途而廢或執行有限。不過，「支那民族性」在「皇民化」前期雖是應該被「排除」的對象，但在日本帝國的中國大陸佔領政策中，也時常必須借助與中國人間有許多「類似性」的臺灣人積極效力。而臺灣人也透過種種「奉公」，「證明」了縱使不改變「人心」即民族性，自身的「人力」與「人命」也可以被動員。當一九四一年大東亞戰爭爆發造成情勢轉變，這樣的認識結構更加明顯，藉由長谷川清總督所推出的「皇民奉公運動」，在「內臺一如」這個更大的「整合」口號下，使得臺灣人的「支那民族性」雖不至於被積極肯定，也留下了得以被容許的空間。
寫在最後，民族性的論述既然企圖描述一個民族的本質特徵，自然也經常成為區別我群和異己的重點。這樣的思考模式，或許有助於迅速地掌握某些民族的特質；不過，流於本質主義式的論述也容易導致偏見和誤解，反而有礙於深入理解或是尊重該民族。更不用說，民族性的發現、記錄與傳遞的過程中，為何有特質被特別用放大鏡檢視，有些特質卻被略而不談；主體在發現客體的民族性時，是否也留意到自身民族的缺陷，而抱持敬畏或尊重，這種種過程背後經常帶有權力關係等政治性因素。並且，過度僵固的民族性認知，也容易讓人忽略共同體的特質，存在著因時空環境的變遷而變化的可能性。
已經有許多研究讓我們更深入了解到民族或國族等這些看似本質性的概念，其實多是建構性的產物……只是，人們經常傾向於透過定義我群或異己來強化歸屬感，或是與他者的區別，所以即使民族性論述深究起來有時客觀根據薄弱，但一針見血或渲染力強的文字，有時仍魅惑人心。乃至於縱使某些領域將民族性視為已廢棄的研究，人類社會迄今仍不停歇地產出文本，在不同世代間傳遞、消費。
不過，難道民族性論述就不值得一讀嗎？當然不是。面對潛藏偏頗疑慮的民族性論述，以如獲至寶的興奮心情捧讀在手固然不妥，但亦無需當作垃圾不屑一顧。我們不妨在閱讀時帶上檢視和驗證的眼光，反思這些內容是由何種背景的寫手，在怎樣的時代脈絡或是意圖下生成。透過這樣的沈浸、比較和剖析過程，我們可以把這些文字訊息還原成可資利用的線索，進而更瞭解、認識我們所屬，或是所來自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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