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晚期現代社會：社會理論能做什麼？

導論
 
我們是在1997 年德國學術獎學金基金會於敏斯特地區一間修道院裡舉辦的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上認識對方的。那時羅薩的那本研究泰勒（Charles Taylor）思想的博士論文已經寫到尾聲，萊克維茨則才剛開始他那關於文化理論的博士研究。那場研討會上，我們對「文化轉向」以及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社會建構論的意涵進行了很熱烈的討論。那時候是上個世紀90 年代，東德與西德之間（不只立在空間上，也立在人們心裡）的那堵圍牆剛倒塌，那場研討會的話題是當時很典型的主題。那時會上的討論，也開始了我們之間關於學科的、工作的、個人的對話，直到今天。
 
2000 年之後，我們兩人都在大學取得了教席，著作撰寫和研究計畫也都在各自的道路上不斷前行著。羅薩探討了加速、共鳴、不受掌控，萊克維茨討論了主體、創造性以及獨異性。我們的人生軌跡雖然有時看似分道揚鑣，但又總是交會在一起。例如2016 年秋天在班堡的德國社會學年會，羅薩在某個場次上介紹他剛出版的《共鳴》，萊克維茨正好是點評人。該場次結束後，我們第一次萌生一個想法：一起來合寫一本書，把我們各自很不相同，但卻在許多方面對現代社會、對社會學能做什麼且應該做什麼等問題有理論親近性的觀點，各自表述並進行相互對話。
 
這個想法並沒有馬上付諸實現。後來，社會學，甚至在社會學之外，一直有很多豐富精彩的討論，追問社會學該怎麼繼續推動下去，社會學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大家需要什麼樣的社會理論，社會期待什麼樣的社會理論。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最終決定把這本書寫出來。當然，這也必須感謝蘇爾康普出版社編輯伊娃．吉爾莫（Eva Gilmer）對我們的大力支持。我們都覺得這本書很有意義，甚至必須出版，因為我們有一個基本共識、共同動機，即我們最終都覺得，發展出強而有力的社會理論（包括現代性理論）是社會學的核心任務。這也是我們兩人自2000 年以來的研究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