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鄒族‘Uongʉ（'Uong'e Yata'uyungana/矢多一生/高一生），過去在陳素貞、范燕秋、張炎憲等諸多前輩學者發掘研究之下，有關他在日治時期、二二八事件以及白色恐怖時代的口述訪談，都有不少的成果。而高一生在日本時代就已經被譽為「高砂族の先覺青年」之一，即使在戰後遭遇牢獄禁錮，書寫家書給妻子高春芳時，仍勉勵她與鳥宿國子（杜孝生的妻子）「保持著山地先覺者妻子的氣概，絕不能有軟弱和悲傷的表現」，可見其風範。
儘管先前訪談，對高一生及其父親阿巴里（アパリ /Avai）都有所論及，但或聚焦某個時期，或某個面向，對其整體一生事蹟，較少完整呈現。近年來，拜政府資訊公開之賜，數位科技普及，以及社會大眾對檔案文獻的求知渴望，許多文獻陸續出土，更對口述訪談有更一進步佐證，甚至，刺激人們發掘潛藏的記憶。
本館針對高一生最早的口述，源於 1991 年本館前身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組成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專案小組訪談高一生長女高菊花及小兒子高英洋，訪談紀錄收錄於《二二八事件文獻輯錄》（1991）。高一生的家屬陸續亦接受國內外多位臺日專家學者的訪談，出版不少訪談紀錄。直至 2020 年，因本館籌備「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聯繫高一生次子高英傑，對於父親的展示文獻，提供許多資料及解讀，而順利在 2021 年開展。
此後，本館先訪談高一生的表弟手島義矩（Avai/Ava'e Tiaki'ana/ 鄭茂李，1927-2022），他是最後一位參加過二二八事件的鄒族人士，出版《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手島義矩》（2022），期間也獲得高英傑的協助。儘管過去白色恐怖及汙名醜化高一生，鄭先生仍對高一生有正面評價，可見外來者的抹黑及後輩族人誤解，也沒能抹滅實際接觸高一生的族人，他們真實的感受。高英傑自己也撰寫多篇文章收錄於《高一生（矢多一生）研究》（2005-2008）、《拉拉庫斯回憶―我的父親高一生與那段歲月》（玉山社，2018）及參與翻譯《高一生獄中家書》（國家人權博物館，2020）等著作，讓人更好奇想知道這些鄒族近現代先驅的真實生命歷程。尤其在社會突破禁忌，高英傑多年記錄回憶父親之後，是否又會有更多資料可以提供，因而徵詢高英傑同意後，開始進行訪談。
本館在訪談高英傑同時，在日治及戰後時期檔案文獻、報章雜誌蒐羅阿巴里與高一生的資料，卻意外發現，阿巴里在臺灣總督府檔案及文獻中，記錄他在 21 歲已是壯年之際，卻志願「留學」嘉義，學習日語及算術，接受實驗教育 6 個月，因成效不錯，而進入嘉義公學校的歷程。另外，他也可能是唯一一位，能夠單獨被安排，先在臺灣臺南、澎湖、臺北，後來到日本各大城市參訪觀光，且長達 86 天行程的鄒族或原住民，即便後來的原住民族頭目或高砂青年團，都沒有這樣的機緣。其實，鄒族稱呼阿巴里的人不少，文獻中都有出現，可是，能夠藉由文獻的交叉比對以及口述訪談應證，終於把人名串聯在一起，而將阿巴里一生主要的事蹟重現出來，包含參與 Samaou 戰役、土地調查，擔任政府軍警人員、阿里山森林及新高山調查活動的嚮導翻譯，種種文獻資料，也讓高英傑及家人親戚感到驚訝。
而高一生過去經常被認為是日本「刻意」栽培的人物，或是因為阿巴里炸魚不幸身亡被日本警察收養等說法，但從阿巴里如吉田松陰般渴求外來新知識的態度，以及經常隨日本人接觸外界事物，不難想像高一生及其兄長，勢必耳濡目染，會對新時代的一切感到興趣。從文獻或口述中，也可以得知鄒族追求新時代的來臨，並非只有阿巴里一人，就讀教育所的鄒族學生，也並非只有高一生一人，當然他後來的成就，自身的努力應不容忽視。從入學、戶籍資料及報紙知道，高一生到嘉義或臺南念書的時候，戶籍曾寄居過日本警部家中或是擔任他的保證人，但都未有收養紀錄，與高英傑聽他母親湯川春子（Paicu/ 矢多春子 / 高春芳）說的事實相符。
文字一直是人類思想文明得以延續擴散的重要工具，鄒族或許沒有自己的文字，但高一生將習得的日語日文充分應用，他寫過詩及文章，如〈昨日の日曜〉、〈母の死〉、〈阿里山蕃がトフヤ族タパグ族に分れた由來〉、〈更生の喜び〉、〈高砂族より見たる新體制〉，表達對家人的情感以及自己族群、時事的看法。在參與青年懇談會發言或對內地觀光感想，以及他閱讀《ハーベー先生》筆記，都可以看出他對自己部落族人的教育、經濟及文化未來發展上的憧憬。只是遺憾，高一生被捕後，因妻子高春芳及家人的恐懼，把許多高一生藏書、讀過的書及筆記都燒掉了。
在日治時期政治立場上，或許有些人稱高一生反對族人參戰或因抗拒當局而被處罰。不過，從文獻上或其他人的口述中，反對參戰是特例，主要是反對他的學生莊野秋（野田良秋）未滿 18 歲自願要去當兵。整體上，高一生並未反對，甚至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制度，大加讚揚。另外，他積極推動「改革」鄒族傳統習俗如室內葬、敵首籠、獸骨堂，激怒傳統的長者；也推動禁酒、開墾水田及造林植樹，提升族人生活品質。人非完美，每個人在他身處的時代及意識形態下，都有他的理想與抉擇。
戰後政權的交替，相信對高一生的價值觀應該有很大的衝擊，不過，仍然可以看出，在政府還沒有對吳鳳鄉有任何具體措施下，高一生就已經主動在爭取開發新美農場、造林、交通。當然或許新政府百廢待舉，政治制度大異以往，讓高一生也難完全施展身手。但最不幸的是二二八事件連結共產黨員進入山區，引發政府的疑慮，在白色恐怖的時代，儘管連共產黨人都說他是法西斯主義者，仍被羅織罪名槍決。鄒族的近現代化仍在襁褓之中，任何精英的逝去，都會讓族群發展受到嚴重打擊，新的一代需隔上好一段時間才能培養出來。
本書希望呈現的不只是阿巴里與高一生片段的記憶，或是悲慘的遭遇，也希望藉由高英傑訪談及文獻的發掘，讓阿巴里與高一生真正生命的悸動，能夠重現，或許正向的前進力量，才是他們的主流價值。
付梓之際，要感謝高英傑不僅暢所欲言，還親自翻譯父親的文章及筆記，彷彿透過文字翻譯，看到他們父子之間的對話交流那般生動。他提供許多資料，更代表家族慨然捐贈高一生的證書、獎狀及相關文件，補足許多阿巴里及高一生生命歷程的環節，重現他們的思想及心力結晶。也感謝高家兄弟姊妹親戚，二姊高貴美、三姊高澄美釐清許多資訊，大妹高春英協助本館同仁在達邦部落踏查時的接待，小妹高美英在日本協助提供阿巴里的訊息，堂弟高德生在特富野部落的解說，讓人感受到整個家族的生生不息。此外，也要感謝湯進賢（湯守仁之子）在達邦部落的走訪踏查，杜銘哲（杜孝生之子）、林日龍（林瑞昌之孫）等許多熱心人士提供授權資料、照片，以及本館同仁陳文添、王學新、劉仁翔及劉志釗等人在日文的翻譯。沒有眾人的協助，本書著實難以完成。
可惜成書仍顯倉促，一則時間有限，一則不論是高英傑的訪談或文獻資料，仍有許多值得發掘的議題，只能暫告一個段落。阿巴里與高一生是一部未完的故事，等待繼續。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織
202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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