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兩個人【金英夏人間劇場．短篇小說集】（附作者語音問候QRcode與印簽扉頁）

只有兩個人（獲吳永壽文學獎）——缺失
尋找孩子（獲金裕貞文學獎）——遺失
人生的原點——迷失
玉米與我（獲李箱文學獎）——喪失
西裝——錯失
崔恩知與朴仁樹——散失
神的惡作劇——奪失

作者的話


 

作者的話

　　我把七年間寫的七篇中短篇放在一起，出版了這本小說集，按發表順序排列的話，依次是〈玉米與我〉、〈西裝〉、〈崔恩知與朴仁樹〉、〈尋找孩子〉、〈人生的原點〉、〈神的惡作劇〉和〈只有兩個人〉。校稿的時候，我又重讀了一遍這些故事，不禁看到自己發生的變化，同時也看到我所生活的時代發生的變化。二〇一四年秋天發表的〈尋找孩子〉在最中間，那年四月發生了我們永遠也無法忘記的慘劇。當時，我正在為《紐約時報．國際版》寫專欄，寫的是每個月韓國發生的事情。四月的專欄，我寫的自然是發生在珍島前海、疑點重重的船難。我在文中提到「經歷這起事件之後，大韓民國必將轉型為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國家」。把事實真相視為命根子的編輯詢問我這句話的依據為何，我回答：「沒有依據，這只是身為作家的一種直覺。現在大韓民國所有人都是這樣想的。」編輯卻說，無法接受這種大膽的預測。之後沒過多久，我便辭去了這份工作。我覺得作家不是去確認事實、尋找引用依據的人，而是應該代替大眾去「切身感受」的人。我遠離了那個了不起的事實的世界，重返毫無依據的預感的世界。

　　〈尋找孩子〉在隔年的二〇一五年獲得金裕貞文學賞。我在獲獎感言裡寫了這樣一段話：

　　「聽聞獲獎的喜訊時，我正在重讀卡繆的《瘟疫》。巧合的是，小說的背景正是四月十六日的奧蘭治。眾所週知，這場悲劇的前兆是一群老鼠。牠們跌跌撞撞地流竄到白日的街頭，然後成群死去。但人們極力迴避此事，無視這種徵兆。很快地，瘟疫席捲而來，整座城市因此封了起來。城裡的人明明是受害者，但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幫助，反而被徹底孤立了。有的人說這是上帝的懲罰，也有的人覺得這件事與自己無關，選擇了迴避，但也有人無論如何都想解決這個問題。滿城屍橫遍野，再也看不到希望。

　　這樣的人間地獄讓人很熟悉，與我們在去年四月十六日之後目睹的現實十分相似。我荒唐地覺得卡繆是不是從這起事件獲得靈感，才寫了那本小說。當然，這種荒唐的想法是借用自法國哲學家皮埃爾．貝亞德那裡。他向我們介紹過一個有趣的概念：「預知抄襲」，意思是過去的作家會從未來的作家發表的作品中獲得靈感。如果只以不變的直線去思考文學史的話，這種概念不過是一個玩笑罷了。事實上，在我們所處的時代，所謂的線性時間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有的人是在經歷「世越號」船難之後，才閱讀《瘟疫》的。在這樣的讀者心裡，作品發表的順序有什麼重要呢？我們生活在一個幾十、幾百年前寫的故事與不到一年前發生的事件同時共存的世界，這裡既有能夠給下一代小說家帶來靈感的歷史事件，也有如同預測未來事件的作品。

　　我在幾年前構思〈尋找孩子〉，寫好了開頭。當時我住在國外，這個故事與去年春天發生的船難沒有任何關聯。但在把陳放已久的初稿從抽屜裡取出來、著手創作是在船難發生之後，所以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的確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小說的主角因失去孩子而墜入地獄，找回孩子成了他唯一的希望，但之後他意識到，真正的地獄是從找回孩子的那一刻開始的。如今我們也知道了，人生中一定存在著無法完美復原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場船難的人而言，他們沒有剩餘的選項，有的只是堅持熬過「那之後」的日子。

　　如果說文學有什麼作用，我想就是用文字之網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捆綁在一起。換句話說，文學在我們充滿混亂且不易改變的人生裡，確立了某種返回的座標。透過文學把過去的事件帶到現在的讀者面前，透過現在寫的故事讓大家來預測未來。（下略）」

　　重新閱讀這篇獲獎感言，不禁讓我覺得：以這篇小說為起點，我過去七年的人生也被分成了兩截。在前期那三篇中，〈玉米與我〉描寫了窩囊且不懂事的小說家，〈西裝〉裡出現一位為取回父親骨灰而專程飛往紐約，但最後只穿了一套西裝回國的編輯，以及一位因員工堅持要做單親媽媽而大傷腦筋的出版社老闆。相比之下，後期的四篇顯得晦暗很多，雖然看似是以喜劇開場，但劇情發展越來越沉重，最後會覺得像是看了一場悲劇結局的電影。無論是孩子被誘拐、失去初戀情人、放棄逃生的希望，還是目睹父親之死的女兒，這些故事都是我在不知不覺中寫出來的。

　　但重新閱讀後發現，前三篇也是關於人們喪失什麼的故事。小說家喪失了創作的喜悅；編輯沒有找回父親，而是帶回了一套西裝；老闆送別了老朋友。只是說，這些人物沒有承認自己經歷的喪失罷了。只要相信自己不是玉米就可以，至少帶回了一套父親的西裝就可以，告別偽善就可以——這些人物都在演戲來安慰自己，但〈尋找孩子〉之後的人物就略顯不同。他們放棄了自我安慰，拚死地過著「那之後」的日子。二〇一五年寫下的這段話，似乎暗示了我之後要寫的小說。

　　「如今我們也知道了，人生中一定存在著無法完美復原的事情。對於經歷那場船難的人而言，他們沒有剩餘的選項，有的只是堅持熬過「那之後」的日子。」

　　這世上有很多即使深陷失落之中，卻仍努力以開朗的表情生活著的人們。我不知道什麼所謂的事實，我只知道我能感受到他們。他們存在於我的心中，而我也在他們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