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台灣女性書寫的先聲──歡喜楊千鶴〈花開時節〉以四種語文重現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 向陽
楊千鶴(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二○一一年十月十六日),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第一位以女性書寫崛起的作家,也是台灣報業史上第一位女性記者,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台北市的她,先後從台北第二師範附屬公學校、台北靜修高等女學校、台北女子高等學院畢業,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台籍女性菁英。她開始寫作,始於一九四○年,最初是隨筆散文;一九四一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擔任家庭文化欄記者,也是唯一的台籍女記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她在《台灣文學》雜誌發表小說〈花咲く季節〉(中文譯名〈花開時節〉),描寫當時台灣女性青春時期的夢想和人生之路,發表後就受到文壇矚目。
楊千鶴創作〈花開時節〉之際,未滿廿一歲,小說帶有濃厚的自傳小說味道。她以流利的日文,纖柔、細膩的文筆,寫出一九四○年代日本統治下台灣年輕女性離開學校後,面對愛情、婚姻與人生之路的徬徨與選擇,同時也探究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幸福」的意義何在。小說中三名女性(朱映、翠苑、我)在日本統治末期,是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知識分子,但在傳統父權文化下,都面對家庭和周遭環境預期的婚嫁壓力:要遵循社會習俗,接受父母安排結婚,還是要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被舊社會羈絆?成了她們無可迴避的課題。最終,朱映結婚生子、翠苑決定研習洋裁,而「我」則進入社會工作。三條不同的人生道路,呈現了日治時期台灣女性三種不同的選擇。小說最後是朱映生子,三人在醫院面對新生命降生的喜悅。從少女的「花開」,到新生兒降生的「蒂落」,這篇小說寫出了一九四○年代台灣女性的內在世界,以及她們在愛情、婚姻、家庭、自我成長與友情多重交織的生命體驗,今日讀來,仍然令人動容。
相較於日治時期多數台灣男性作家筆下的世界,左翼、貧苦、農村、工人的題材,反抗、憤怒的筆調,以及多半悲哀、傷痛的結局,楊千鶴的〈花開時節〉更顯得鶴立,她寫的是台北都市知識女性的故事,青春和夢想、徬徨和選擇,以及對幸福人生的尋索,使得這篇以女性為書寫題材的小說,在反殖民、抵殖民的風潮中顯得獨特、清新,並能映現較不為讀者熟知的殖民地台灣女性的視角;其中「我」拒絕接受長輩安排婚姻,進入社會工作的自主意識,在那個年代更顯得前衛與進步。這是台灣小說中顯露女性自主意識的先聲,在台灣新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花開時節〉故事發生的場所是日治下首善之都的台北市,女校校園中朗讀法國作家安德烈.莫洛亞(André Maurois)的名句、禮堂飄出的鋼琴聲、蓬萊閣的喜宴、看電影、交換書刊閱讀、「國際館」相親、公共汽車候車站、八里海水浴場、淡水河、醫院……,小說中出現的這些場景和氛圍,在在映現了一九四○年代尚未發生戰爭時的台北都市風情,三位少女在其間結為好友、閨密,她們行踏過的場所,她們面對人生轉捩點所做的選擇和故事,十足就是描述一九四○年代台北人(女性)日常、台北都市的風情畫。就都市小說的發展而言,這也是台灣新文學史不可忽視的作品。
〈花開時節〉從一九四二年發表迄今,倏忽八十餘年過去,一九九九年楊千鶴愛女林智美已將這篇小說從日文譯成中文,收錄於二○○一年由南天書局出版的《花開時節》單行本,其後多種選集,如《島嶼妏聲:臺灣女性小說讀本》(江寶釵、范銘如主編,巨流,二○○○)、《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讀》(邱貴芬主編,女書,二○○一)以及《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小說卷》(向陽主編,聯合文學,二○○六)等都曾收入,是國內大學台文系所都會研讀的小說。現在,在林智美為傳揚母親的文學書寫而做的努力下,〈花開時節〉以專書的形式重現於廿一世紀的台灣,並且以原作日文、中文譯本、台文譯本和英文譯本四種文本,統合於一書之中正式發行。其中,林智美幾乎親力親為,中文、台文都由她親譯,英文則是她和愛女陳愷瑩合作翻譯。以祖母、女兒、孫女三代的愛和親情,合力完成的這本《花開時節》,蘊含的意義何其深遠,這是一篇小說的四種語文重現,更是一部作品三代之愛的血脈相連,而構連於其中的則是楊千鶴一家三代對台灣這塊生養之地的深摯認同。楊千鶴是跨越日治和國民黨威權年代的作家,〈花開時節〉在日治時期發表,以日文寫出;一九九三年以隨筆方式串成的自傳《人生のリズムプ》,也是日文。這對她來說,應該是心裡最大的痛,一直是她耿耿於懷的事。林智美為〈花開時節〉所做的台文譯本,是她為完成母親生前心願,從頭學習台文表述,費盡心力譯成,更屬意義重大,因為〈花開時節〉的台譯文本,不僅止於一個女兒為傳衍母親文學志業所盡的孝心,同時也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日文作品台譯工程開了先河,讓在殖民體制下不得不使用殖民者語言的台灣作家作品,重新返歸為這些作家原本使用的喉舌之語,應該為台灣文壇和出版界所重視,這也是值得所有關心台灣文學的人歡喜的大事。
很高興我能為林智美策畫、主譯的這本《花開時節》寫一些心內話。我與千鶴女史初識於一九八五年秋天,當時我和楊青矗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其中一趟旅行,曾夜宿她在美國的住所;一九八六年台灣筆會在台北成立,她專程回台參加,當時她與走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杜潘芳格、鍾逸人相談甚歡,拉彭瑞金和我與他們合影的照片,我珍惜至今;一九八九年八月,張良澤在日本筑波大學舉辦「台灣文學研究會」,她與我又在日本相會;一九九三年,她出版日文傳記隨筆《人生のプリズム》(後有中文譯本《人生的三稜鏡》),持贈予我的慈藹神情,記憶猶新。我與她最後一次談話,是二○○六年主編《二十世紀台灣文學金典》,收錄〈花開時節〉,打電話徵求她同意,她很高興,但指定我要寫導讀,才肯授權。電話中她殷殷垂詢我的近況,希望我有機會到美國時能再見面。那是我聽聞她的聲音的最後一次了。
初秋之夜,重讀千鶴女史的〈花開時節〉,想念她生前的形影和音聲。她已離開我們很久了,但她的作品仍不斷被閱讀、被討論,如今通過翻譯,可望讓更多不同語文的讀者更加閱讀她、親近她,她的生命因而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