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國際鬥場的神鬼戰士
每一本書都有它自己的命。本書能用最短時間再版,連我都感到驚訝。由於有再版機會,我與編輯歐陽瑩小姐都懷抱精益求精之心,在改善初版(台北:新高地,2021.4)校對上的疏失這件事上,我們心意相通,對過往疏失同仇敵愾到極點。特別歐陽小姐心細,捕獲不少我看不到的疏失。本書經此精校,我心想,這樣才不至愧對長年支持我的讀友了。
這本書原初版本是發表於學界的幾篇論文,再經過以論文為基底或底色之下改寫成一本專書。回顧這幾篇中最早一篇發表於一九九二年,最遲二篇一起發表於二○二一年,前後綿延二十九年之久。這樣陸陸續續發表,與當初立志從事區域研究大有干係。
我在美國念書時,一九八七年,讀了查理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旺代省》一書,這是講法國大革命十年間一樁反革命團體被鎮壓、團滅的悲慘故事。這件政治事件被巴黎革命當局敉平,但此地的反革命政治立場在往後二百年,依舊不變。這是地方政治遺緒不因政治權力介入而有所改變的一個著例。梯利將其博論正式出版,才初試鶯啼,便技驚西方史界,成為明日之星。事後他變為學術巨人,證明當初專家研判不誤。我讀畢全書就想到中國中晚唐淮北,對長安政府所產生的離心運動這件事,何嘗與旺代反革命運動沒有相通之處?我再往下想,連續到北宋,淮北可一直是盜區的濃烈性格,這是否與該地特有文化有所關連,我內心疑問重重。這在我,就是產生了有加以解答的驅動力。
這樣的頭腦體操造就了我後來的博論,就是淮北地域研究。我獲博士後有機會與日本佐竹靖彥教授聊起彼此地域研究的甘苦。他是以研究唐宋的江西為學界所推崇。那時正值佐竹壯年,是他一生高光時刻。他之後又探索福建地域,同樣獲高度評價。佐竹問我下一個要拿下的地域標的是哪裡?我答以河北。我既然在佐竹先生面前誇下了海口,於是被逼著非究明河北不可的心思愈發濃烈。我要下海探明河北的一系列研究,就在自己催逼下如火如荼的展開。儘管我不再有機會再見到佐竹,但從二○○○年到二○○七年間,我的河北研究畢竟繳出了一文一書的成績單後,我才鬆了一口氣,放下心理重擔。
事實上,中古時代的河北地域研究領域這個鬥場,是國際級數,而非中文世界所專有的文化活動場域,其中神鬼戰士神出鬼沒於其間。在一九七○年代,新一代的鬥士,計有美國伊佩霞(Patricia Ebrey)作博陵崔氏,才一出版便驚動日本和中國學界,當然台灣也沒例外。早伊佩霞一年的美國地域研究新旗手姜士彬(David Johnson),搶先推出趙郡李氏研究一文,登於《哈佛亞洲研究》雜誌上,它雖是文,但份量上也不輸給伊佩霞的書。這兩位神鬼戰士一連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連袂出擊,不無炒熱了河北地域研究的熱潮。一時之間,跟進這同一鬥場的不乏其人,我就不去詳說了。我到二○○○年才縱身一躍,踏足這一國際鬥場,已晚了前述兩位美國戰士二十二、二十三年以上。但江湖風波險惡,只論技高,不論輩份前後。有技在身,不露一手,豈非有負少年頭?在二○○七年,我將二○○○年文擴大,改寫成一本敘事史作,叫《飛燕驚龍記:大唐帝國文化工程師與沒有歷史的人》。
在我挑戰這群神鬼戰士上,有位名家不可不提。他就是日本一代宗師谷川道雄。他藝出中國中古史研究重鎮的京都學派,是該派第三代代表人物。我之前講的佐竹,也屬這一流派,是第四代傑出之士。谷川的名作《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1976),指出華北平原胡人鐵騎縱橫其間,逼使漢人退出漢代以來已開發區的鄉里社會,轉而進入山區組建塢堡力抗胡騎。而塢堡組織是異於鄉里社會的異姓所組的新社會,需要建立新的社會規範以支應這新局,因而產生新式人群文化。而我做的淮北和河北,專注大姓(即眾所周知的淮北彭城劉氏和河北四大門閥),他們仍固守在漢代鄉里社會,以與胡人各式政權周旋,而未被數百年胡人武裝勢力所擊潰,進而還加入胡人政權。這種漢代地方勢力舊文化模式,對照谷川標榜的新時代新社區(在山地未開發區)的新文化模式,誠然新的在一眾舊中耀眼生花。然而,新舊相比拼下去,還是舊的贏得最終勝利,而新的在大一統政權重新布局中央集權制下蕩然無存。只有舊的在新時代格局另有發展和變化。
茲值本書得此再版的珍貴機會上,我把本書背後有著在打一場國際盃比賽的屬性,說明如上,希望既能迎來更多的新讀者,也能順利閱讀本書,進而進入我所構築的中古中國世界,享受一次豐饒的學思之旅。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台北景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