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洗腦和洗嘴之間
林培瑞
感謝宋永毅先生、夏明先生,和加州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勞改研究基金會、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和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共同舉辦次題名「Brainwashing in Mao's Era of China and Beyond(中國毛澤東時代及以後的洗腦)」的研究會議。
什麼叫「洗腦」?本來,一個人的腦袋影響另一個人的腦袋是正常的,影響一群人的思想也無可厚非。人群裡交換意見,互相影響,是健康的活動,也是民主社會的基礎。所謂的groupthink(群體思維)也不一定是洗腦。groupthink常常只是趕時髦,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腦」的意思是一個站在眾人上面的權威,為了自己的某種利益,往下強加概念和價值觀,懲罰出軌者。前蘇聯和東歐是明顯的例子。史達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說作家是「靈魂的工程師」,前提是政治權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納粹化的德國,波布(Pol Pot, 1925-1998)的柬埔寨也是例子。歷史上有許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會洗腦。
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工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們的意識比蘇聯的還厲害,甚至能夠比肩邪教。
洗腦的途徑和手法大致兩類:吸引人的和嚇唬人的。吸引類常常是預測一個美好的未來:元代的紅巾起義、清代的白蓮教起義都預測彌勒佛的到來,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說保證信徒死後會上天堂,馬列主義預告理想共產社會實現,習近平的中國夢宣布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來臨。這些諾言儘管多麼不同但有兩點是相同的:(1)獎勵要等到將來,和(2)必須服從的指示是現在的。
嚇唬人的工具還更多,更有效。你不服從,我們給你警告。你不聽警告,懲罰就來,你越不聽懲罰越厲害:侮辱、隔離、監督、竊聽、軟禁、解雇、威脅家人、綁架、失蹤、毆打、坐監、勞改、酷刑,一直到死刑。這些懲罰都不是祕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腦的關鍵不是懲罰本身,是對懲罰的恐懼。恐懼對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
在資訊時代裡,與害怕相輔相成的一個很重要的洗腦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學來念書的中國大陸大學生很多不知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殺是怎麼回事,沒聽說過劉賓雁是誰,對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類罪根本沒意識到,應該說是不允許意識到。
但畢竟,人腦是很複雜的東西,有很多層面。外在的權威,從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之多少?沒洗的層面還在那兒。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還在那兒。
今日的許多中國人有意識分裂現象,這也能理解。在當前的環境裡,意識分裂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飯喝酒,講故事、說笑話罵習近平是「習禁評」,不亦樂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國家機器的零件。意識分裂是很明顯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識分子這樣,國家幹部,一直到高級幹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從自己的經驗裡,我就能舉不少例子。比如,大約是2002年,清華大學派了一位副校長和一位漢辦主任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研究學術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幾位高級官員跟他們在「教授俱樂部」吃了一頓雅致的午餐以後,兩個客人問能否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去進一步談語言教學問題,是否能夠安排普大大學部學生到清華來進修。我當然同意。談了可能半個鐘頭以後,有一位說要上廁所,問我在哪兒。我說出門向左,右側第二個門就是。他走了。剛一出門,第二位客人問我:「有沒有天安門文件?」說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編的極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書架子上有幾本,拿了一本準備送給他,打開準備簽字,他心急地說:「不必不必,有信封嗎?」我拿了個大信封,把書塞在裡面,遞給他。過幾分鐘,上過廁所的朋友回來了。要是這位去了,那位留了,會不會發生同樣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兩個人的腦子都有矛盾分裂的「層面」。
毫無疑問,在今天的中國社會裡,甚至在海外華人社會裡,意識分層面現象相當明顯。外面的表層是洗腦工程的產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著一些別的念頭和價值觀。但我們不能說那層外表只是假的、騙人的東西。從洗腦制度的角度來看,外表常常是最重要的層面。外表標誌你服不服從外面的權威。下面舉兩個例子說明。
張愛玲的小說《赤地之戀》裡,有一位年輕婦女在一場批鬥會上受到很嚴厲的謾罵之後,悄悄離去,在暗地裡痛哭。別人發現她,指責她剛才接受群眾的批評是裝的。她反應快,登時說:「不,群眾那麼關心我,那樣鼓勵我進步,哭的是感恩淚。」這麼一句聰明話能幫她逃脫困境嗎?能,但並不是因為別人看不穿她的謊言,而是因為她說這句話等同於說:「我向組織低頭,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腦者的角度看來,這句話就夠了。表層比內心重要。你服從我是我的目標,你自己怎麼想是次要的。
第二個例子是我的一個很好的中國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寫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時,他問,能否用筆名?我沒意見,出版社也答應,可是我不明白為什麼需要筆名。我們合寫這篇文章並不是祕密,很多人已經知道,難道北京的有關部門蒙在鼓裡嗎?朋友解釋,筆名的關鍵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對方保持一種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評你,我知道你不喜歡我的批評,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歡,等等。誰不騙誰。但我不用真名挑戰你,撕破你的臉皮。我「考慮」你,也希望你考慮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照舊允許我回國。這個例子也夠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標是控制一個人的外表,內心如何是另一個問題。與其說是「洗腦」倒不如說是「洗嘴」。
宋永毅先生給我的題目是「比較毛時代與習時代的崇拜偶像現象」。這裡的確有很重要的不同:毛時代的洗腦更進入了內心。毛對年輕紅衛兵說「炮打司令部」、「靈魂深處幹革命」,真點燃了他們火熱的內心。當然,毛時代裡也有很多外表和內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習時代,幾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請問,今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點燃了多少內心的熱火?從外面看,毛和習都達到了「思想統一」的目標,但相對地來說,毛的成就是更實質的,習統一的是語言表層。
劉曉波2002年寫了一篇〈法輪功與人權意識的普及〉的論說文,把毛時代的「強迫統一」和2002年對待法輪功的強迫統一做比較。表面上看是一樣的:報紙上,電視上,學校裡,會議裡,罵法輪功是完全一樣的,甚至用詞一模一樣,讓曉波聯想到文革的語言。但進一步想,他意識到2002年與文革有一點是很不一樣的。在毛時代裡,喊瘋狂口號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內容。思想統一是真統一。但2002年的統一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說的配套話。話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話,向自己的良心說謊也都可以。在文章結尾曉波問:哪種「統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統一?還是對良心說謊的統一?然後他更進一步地問:哪種政權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權?還是要求人們對良心說謊的政權?
有沒有辦法逃脫中國共產黨的洗腦制度?我說有。這個龐大的工程,儘管存在了幾十年,還沒有能澈底消除人們的正常認識和正常價值觀。人的基本價值觀是人性的產物,不容易改變。中共踐踏了人性幾十年沒能把它撲滅。在我看來,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沒分兩個層面,那就更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