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3：捲土重來

推薦序     世界的香港人：神探福邇         楊佳嫻
推薦語     李靜宜、冒業、喬齊安、譚劍
 
空樓魅影
巧還遺珠
雷橋屍變
木氏謎墓
八仙過海
驚天密約

 

推薦序

世界的香港人：神探福邇
楊佳嫻（作家）
 
　　一

　　福爾摩斯不只是一個虛構偵探，更是一種文化資源，取之不竭。從原作到種種不可思議的改編，華生變成女人，或福爾摩斯與華生均變成女人，或兩人都來到即時通訊與社群媒體混戰的當代，或混入羅曼史小說元素，或製造男男暗流，可以用來傳達十九世紀大都會的美夢與惡夢，表現特定國族的文化特質，或探討當代社會用藥、性別、公共場域之變形等多種主要與次要議題，簡直萬能──那麼，福爾摩斯和他的老夥伴華生，可不可以用來說香港故事呢？

　　好像一下子跳得太遠了？其實未必。

　　福爾摩斯誕生於維多利亞時代，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也同樣是從維多利亞時代開始。維多利亞女皇（Queen Victoria）是第一代「事頭婆」（Lady Boss，用來暱稱做為香港公務員老闆的英國女皇），香港至今仍有多處空間與街道以她命名，例如維多利亞港、維多利亞公園、域多利皇后街（Queen Victoria Street，「域」「維」乃對應粵語和國語發音不同所致）。時至今日，回歸後的新世界，文化詮釋權戰爭早已展開，以女皇命名的英治香港記憶是否岌岌可危？

　　從西西、也斯、小思、辛其氏、董啟章、陳慧、陳浩基到年輕的陳寧等等，不同世代香港作家們嘗試以各種文類、形式，試圖鎖定在特定歷史時段或質疑歷史的可信度，試著講一講英治時代香港故事。一杯鴛鴦是香港，肥土鎮是香港，難以捉摸的永盛街是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保衛天星碼頭是香港，港警與港鐵是香港，而莫理斯則把小說之筆推到和西西《飛氈》（一九九六）一樣遠，十九世紀末，福邇與華笙大夫兩位雙語甚至多語的「香江大俠」伏惡斷案緝兇，正表現了香港本色──混染的語言，雜錯的身分，移動的邊界。

　　二

　　自莫理斯在台灣推出《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第一集（二○二一，港版為二○一七）以來，此一瘋狂、嚴肅、娛樂兼具的嘗試，推理迷之間蔚為話題，晚清研究學術圈裡也不乏愛讀者。在我看來，此一嘗試及其傑出成績，更應擴而觀之：推理文學之外，是歷史文學，是當代武俠的新型態，更是香港文化記憶的特殊展演。

　　香港一向頗能接受類型小說吸納改造大議題。香港言情小說家亦舒曾寫過《薔薇泡沫》（一九八二），可說是殖民地羅曼史極致。香港女子無意間救起了英國王子，惹出一段纏綿，危及王子早已決定的婚姻，甚至搞到女皇微服訪港只為了解決這樁意外，人物形象處處影射當時的英國王室。美人與王子邂逅並不罕見，但如果發生於殖民地呢？來自殖民地的女人（正如殖民地也時常以女體譬喻）和作為殖民宗主的王子？亦舒大膽想像，既符應了羅曼史的跨位階狂戀，也像一記回馬槍，偏要把大英帝國最後餘暉放在最俗套的愛情公式裡重溫。

　　而在香港回歸二十年後，《香江神探福邇，字摩斯》已推出三集，採用另一種途徑來說香港故事。生活在香港華洋交織社會裡的福邇和華笙，打交道的對象包括了大清官員、殖民地幫辦、改革派知識分子和反清革命分子，周旋於華人、英人與日人之間。他們營救戊戌變法失敗出逃的康有為與梁啟超，與支持孫中山的宮崎寅藏合作，走入蜑家船、幫派和九龍寨城。科學推理和鄉野奇譚、基督教、易容術、中國武術共榮，也正是東亞在近代的真實樣貌，新與舊犬牙交錯，東與西互抗互融。

　　諸位讀者若與我是一代人，第三集中再度讀到黃飛鴻，肯定驚喜。廣東武術史上真有黃飛鴻其人，幾位徒子徒孫到香港發展，除了精進武術，也與政治和電影脫不了關係。上世紀九○年代徐克的黃飛鴻系列找來李連杰演出，忠厚、瀟灑且睿智的形象深入人心，由於背景乃晚清廣州，中外接觸最頻密的地區之一，也加入了不少東西新舊碰撞的幽默點。那時候我還是個中學生，黃飛鴻系列電影讓我初步理解到晚清的複雜和趣味，而不僅是台灣歷史課本上一系列背了就忘的條約和喪權辱國的定位。

　　三

　　同樣的，藉由福邇和華笙辦案，莫理斯也彰顯了晚清的複雜和趣味，尤其突顯晚清香港的特殊性。香港提供了一個中國及其周邊勢力和英國之間的灰色地帶，相對自由，這裡可以進行台面上與台面下的種種協商，宛如一處飛地。我想起香港賭博類型電影中，雙方常常在船上對決，船必然開到公海，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可否視之為對香港的另類想像？它象徵著無法無天，也象徵著自立運作。九七回歸之前一百多年歷史中，香港就時常扮演這樣的角色。中繼站，轉折點，庇護地，逃難者、犯罪者與異議者，借道或棲居於此。

　　魯迅當年到香港大談「無聲的中國」，責備香港自外於中國的命運，也借題發揮，針砭中國的麻木病。此一形容有其曖昧性，因為香港居民以華人為主又不歸華人管理，究竟算英國還是中國？當它屬於英國，中國知識分子會格外意識到它的中國（性），將它的存在本身當作國體的病癥。可是，莫理斯尤其寫出一個「有聲的香港」，因為此地通行多種語言，聲景豐富，外國幫辦能說粵語，就連華笙，雖出身清軍營，娶了信奉基督教的瑪麗，也努力學起英語來，還因為此地知識分子、官員、商人、幫辦們，都有他們對中國如何現代化的看法，目的也許有異，卻同樣讓香港保持開放。

　　福邇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早就認定中國必須改變，但是，走哪條路好呢？在這方面，福邇屬於晚清開明派中國人的群體一員。莫理斯雖仍舊把福邇塑造成神探，卻沒有讓他變成孤僻之人，而是充滿好奇心、不輕視其他可能性。他加入了保國會，支持戊戌變法，同情康梁，「畢生抱負乃為大清自強維新有所建樹」。他報國的願望仍然繫於帝制當權者的一線善念。可是，他也結識了孫文和宮崎，未來，福邇會不會從開明帝制走向革命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