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驢非馬：中醫、西醫與現代中國的相互形塑

「非驢非馬」的意義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序論
第二章 主權與顯微鏡：滿州鼠疫的遏制
第三章 連結醫學與國家：由傳教醫學到公共衛生，一八六○—一九二八
第四章 想像中醫與西醫之間的關係，一八九○—一九二八
第五章 中國醫學革命與國醫運動
第六章 一九三○年代上海醫藥鳥瞰
第七章 做為動詞的科學：中醫科學化與雜種醫的興起
第八章 細菌理論與「辨證論治」的史前史
第九章 以研究設計做為政治策略：新抗瘧藥物常山的誕生
第十章 為中國鄉村建立公醫，一九二九—四九
第十一章  結論：與現代中醫一同思考

 

「非驢非馬」的意義 中文版序

　　隨著中文版《非驢非馬》在反覆修改後逐漸成形，我才由遙遠模糊的記憶中回想起，早在我還在為博士論文奮鬥不懈而又不時感到惶惑不安的研究生時期，我就同時心懷喜悅地期望著，有朝一日，我要為中文讀者出版一本關於這段歷史的專書。

　　會懷抱著那樣的期望，是因為我覺得自己想要追問的是一個很素樸的、一般人都會感到好奇的、甚至很切身的問題：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東亞各國關於自然現象的所有傳統知識幾乎全都被現代科學取代了，唯有傳統醫療留存至今，甚至反向傳布到世界各地。究竟是什麼樣的歷史過程造成了這個奇特的現象？這個歷史現象究竟有什麼意義？

　　藉由探索這個素樸的問題，我發現了一個少為人知的、「非驢非馬」的歷史困局。自民國時期以來，積極推動「中醫科學化」的改革派中醫師幾乎不可避免地陷入這個雙重困局之中。如果他們改革的目標只在「保存傳統」，他們只需要負隅頑抗、堅持中醫與現代科學不可共量，甚至超乎科學之上，即可自圓其說。如果他們「科學化」的目標就只在將少數中藥零星、片段地吸納入現代醫療之中，或是將中、西醫任意結合，那麼所謂的「科學化」不難執行，卻必然意味著中醫的解體。但是當時改革派中醫師的目標卻不同於這兩個常識性的通論，他們一方面希望將科學、醫學知識（解剖、生理、細菌學說）以及現代性的概念（真實、真理、客觀性）吸納進入中醫之中，另一方面又致力於保持中醫的自主性、發展其特長、延續其生命力。

　　然而由當年的進步知識份子的角度看來，這些改革派中醫師們所致力追求的卻是一個「非驢非馬」、沒有正面意義、更絕對沒有未來的雜種醫。這些現代論者認定一切企圖結合現代科學與傳統醫療的努力，要不就背離中醫的傳統精義、要不就扭曲科學的普世真理，勢必違反現代性，因而註定會失敗。即便是推動此一努力的改革派中醫師，也無法否認一旦踏出歷史性的這一步，中醫的未來便變地危機四伏而難以想像。正因此，現代中醫史最具有世界史意義的特點，就在於中醫師曾與此困局搏鬥至今，曾正面遭逢與吸納現代性概念以及科學知識，又同時透過自我創新與重組中醫，從而得以存活至今，成為一個傳播全球的、活著的傳統 （living tradition）。

　　他們如何陷入這個「非驢非馬」的歷史困局？如何與這個困局搏鬥？如何與現代性概念與科學知識協商？如何重組與轉化中醫？這是書裡想要描述的故事，一個在當時、甚至今日都不容易理解的努力，無怪乎持續地引發人們熱烈的辯論。當2015年屠呦呦教授以中藥青蒿治療瘧疾的研究榮獲諾貝爾醫學獎後，甚至國際輿論界都加入激辯，究竟這個獎是頒給「現代科學」還是「傳統中醫」？只是辯論的各方都不知道早在屠教授於1960 年代投入尋找可以治療瘧疾的中藥之前，結合兩者的努力已經進行很久了，而且已經在結合的過程中得到重要的成果並創造出獨特的科學研究取徑，那就是本書第九章關於中藥常山的故事，更是一個必須追溯到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的故事。〔註一〕

　　藉著追問這個素樸的歷史問題，我的研究旨趣是透過醫療史與科技史來理解東亞諸國自十九世紀以來所經歷的歷史巨變 ，並透過這個非西方的歷史來反思基於歐洲歷史經驗所定義的普世現代性。

　　最後，這個由研究生時期以來一直陪伴著我的願望，終於落實為您手上的這本書了，衷心希望您能感受到當年的我想像中的喜悅。

　　〔註一〕以屠呦呦教授獲獎引發的國際爭議為例，各界激辯的問題預設了一個不符史實的前提：直到屠教授與其研究團隊在一九六〇年代投入研究之前，「現代科學」與「傳統中醫」還是極少交流、涇渭分明的兩個知識傳統。基於此前提，人們才會汲汲於追問研究成果究竟應當歸功於誰。事實上，就如本書第九章所描述的，要不是在一九四〇年代的重慶已經成功地證實中藥常山可以治療瘧疾，中共當局根本不會在越戰中決定投入巨大的資源尋找可以治瘧的中藥。說來有些反諷，民國時期的行政院長汪精衛曾在立法院公開表示絕不相信中藥能治傳染病，並以此為由反對關於中醫條例的立法，八十年後卻是關於中藥治療傳染病的研究使得華人科學家首度贏得諾貝爾醫學獎，由此可見這段期間之內歷史走了多遠。更重要的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成功證實常山療效時，所採取的研究程序（research protocol）違反當時國際科學界的共識，以人體的臨床實驗作為第一步，因此被譏嘲爲「倒行逆施」法。或許會更令讀者感到意外的是，早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日治台灣，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就已經主張以這種他稱之為「實驗治療學」（Experimental Therapeutics) 的新方法來研究漢藥，而且當他特別推薦應當以這種新方式來研究的漢藥時，他所推薦的兩個漢藥之一就是後來被證實有效的常山。很明顯地，杜博士清楚知道常山有效，只是目前科學界共同遵循的方式難以證實其療效，所以必須鼓起勇氣自居國際學界的最前沿，投入開發適合實現漢藥潛力的新的科學研究方式。總而言之，早在屠呦呦投入研究之前，已有許多中醫倡議者與科學家投入探索結合兩者的方式，不僅已有重要的研究成果，更在結合兩者的過程中發展出獨特的科學研究方法，只不過在杜聰明的年代與一九四〇年代都飽受譏評。唯有當我們對於這一切發生過的歷史都視而不見，堅持一定要在常識性的「現代科學」與「傳統中醫」兩者中選擇其一，才會得到屠教授的研究成果與中醫完全無關的結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關心「非驢非馬」的歷史，它代表著一個謎題：有一個全新的物種在歷史中誕生了，我們不可能再以熟悉的「驢」或「馬」來理解它，無法將其化約為「現代科學」或「傳統中醫」。而且一旦承認「非驢非馬」這個謎題，我們就會意識到解謎的鑰匙就在它誕生的歷史之中。

　　參見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 11 (2010) 199-284，關於常山的部分見頁227。

導論（節錄）

　　身為中華民國國父以及西醫師的孫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被迫在臨終前的病床上公開表明他個人對於傳統中醫的立場。面對肝癌的致命威脅，他究竟是否將接受中醫治療？他思考的過程以及最後做出的抉擇，從一九二五年一月初開始就受到無數觀察者的高度關注，直到他於三月十二日辭世為止。如果在生命最脆弱而絕望的時刻，孫中山仍能拒絕接受中醫治療，這項決定就證明了他對於現代性無比堅定的信念，證明了他不愧是中國現代性的代表。根據也曾習醫的中國現代文學先驅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的描述，孫中山在臨終說：「中國的藥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西醫〕診斷的知識卻缺如。不能診斷，如何用藥？毋須服。」 聽說孫中山竟能始終如一地拒絕服用中藥（後來證明並非如此）， 魯迅激動莫名地直言，孫的決定「不下於他一生革命事業地感動過我」。 如同魯迅的評論所示，拒服中藥竟比推翻帝制更令人感佩，因為在孫中山的同志們與進步知識分子的心中，服用中藥就意味著公然背棄現代性的理念。

　　同樣是在北京協和醫院裡，半個世紀後發生了另一件同樣深富象徵性但意義全然不同的事件。一九七一年，《紐約時報》記者雷斯頓（James Reston；一九○九—九五）在尼克森總統歷史性的中國行之前參與一支先遣團隊造訪中國，卻在北京接受一個緊急的闌尾切除手術。在周恩來總理（一八九八—一九七六）的命令下，頂尖的醫學專家合作為他提供治療。手術很順利，但雷斯頓卻出現嚴重的術後疼痛。在專家以針灸舒緩他的疼痛後，他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導，詳述他的親身經驗以及針灸在其他病患身上驚人的療效。對於許多西方人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聽到針灸。許多人都認為雷斯頓這篇開創性的報導「幫助這個國家〔美國〕開啟了探索另類醫學的大門」， 但雷斯頓非常清楚這是何等的歷史反諷。當洛克斐勒基金會於一九一六年創建他接受手術的北京協和醫院時，成立的目的是要為中國人心智灌輸「科學精神」， 但雷斯頓在報導指出，「就像此刻中國的一切事物，這所醫院正在嘗試將非常古老與非常新穎的東西結合在一起」。 在孫中山臨終的病榻前，中醫被視為與現代性水火不容的死敵 (antithesis)，但五十年後在同一所醫院裡，中醫卻變成一個向全世界宣告的訊息：中國發展出了一種非常不一樣的醫學與一種非常不一樣的現代性。

　　二十世紀初義憤填膺的進步知識分子，如果知道在五十年之後，中醫的形象居然會由阻礙進步的傳統華麗轉身為啟發世界各地接納另類醫學的先驅，無疑會驚愕莫明。會令他們更困惑的是，中國並不再是當年那個極度欠缺現代醫療的國家，同一時期內中國大幅提升了人民接受現代醫療服務的管道。在雷斯頓發表那篇報導的時候，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初級衛生保健體系，「對於龐大的人口達成百分之九十的覆蓋率，深受世人欽羨」，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指出。 因此，正是在現代醫學（亦即「西方」醫學）席捲全球而普及中國的過程中，傳統中醫同步經歷了一個歷史性的轉變。基於這樣一個出人意表而且令人困惑的歷史，我在本書中試圖回答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中醫如何從現代性對反的死敵轉變為中國探索其自身現代性最有力的象徵？

　　當中醫遭遇到國家

　　說來極為反諷，中醫現代史的轉捩點是一個企圖全面廢止中醫的歷史事件。一九二八年，在內戰、社會動盪以及外力凌夷等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情況下，國民黨總算終結軍閥割據（一九一六—二八），建立了一個新的中國政府。雖然國民黨實質控制的只有部分地區，但仍然致力建國，在新都南京成立了衛生部。除了宋朝（九六○—一二七九）以外， 這是中國首次設立一個國家行政中心來掌控所有醫療相關事務。緊接著的次年，由西醫師主導的中央衛生委員會無異議地通過了一項廢止中醫的提案。出乎所有當事人的意料之外，這項決議卻促使原本缺乏組織的中醫界群起集結，發動一場聲勢浩大的國醫運動，從而正式展開中西醫間長達十餘年的集體鬥爭。

　　半個世紀後，廣受敬重的中國公衛先驅陳志潛（一九○三—二○○○）這樣回顧這場歷史性的衝突：

　　一九二○年代，現代醫學的從業者（包含中國的國民）因為要求廢止傳統醫藥，而無意間延遲了科學醫學的散播，而且可能延遲達數十年之久。他們的舉動所引發的恐懼，導致城市裡一小群有影響力的儒醫開始串連，以集體行動尋求政府高層代表他們出面干預。備受官方與民眾敬重的這些儒醫不僅得以捍衛他們既有的勢力範圍，甚至還擴展了他們的影響力。超過五十年後，這兩種醫學體系在中國占有同等的地位，各自有其學校、治療機構，在官僚體系裡也各有身居高位的朋友。

　　簡言之，從陳志潛等西醫的角度看來，一九二九年春的提議廢止中醫案是一項不可原諒的誤判。這個歷史性的誤判不僅導致西醫的「散播」延後數十年之久，更促成當代中國醫學二元體制的誕生。

　　陳志潛預設西醫席捲全球勢所必然，因此認為在一九二○年代目睹的情形只是一種「延宕」，是生物醫療大獲全勝而傳統醫療走向滅絕的必然過程中所經歷的局部停滯。陳志潛做出這段評論的時間是一九八○年代末期，但就像其他許多現代化倡議者一樣，他深相信科學生物醫學必然全面取代地方性的醫療傳統，問題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儘管如此，四十年後的今日，傳統中醫診療在台灣海峽兩岸都獲得政府的合法化認可，並且逐漸傳播到世界各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中醫是另類醫學與輔助醫學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的領頭羊，而且在世界各國也愈來愈獲得主流醫療的接納。 與其將這段歷史視為一項不幸的延宕、或是邁向科學醫療的必然過程中的過渡階段，我打算從另一種觀點來檢視中醫的現代史：亦即將其視為中國探索現代性的關鍵歷程。為此，本書將探究傳統中醫如何跨越閾限 (threshold) 而步入現代性——包含政治、制度以及知識論等面向。我將在下面中說明，跨越閾限的時刻就是「當中醫遭遇到國家」，是以它是本節的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