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先說三則故事。
一
西漢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漢宣帝的第四個兒子東平王劉宇來到長安，向他的姪子漢成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希望皇帝可以將宮中所藏諸子百家之書與太史公所寫《史記》賜一份給自己，讓自己帶回封地慢慢研讀。
漢成帝找來舅舅王鳳商議此事。王鳳堅決反對賜書給東平王，理由是「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意思是，諸子百家之書與朝廷宣揚的主流經義、褒獎的聖人行跡是唱反調的，《太史公書》記載了戰國時期隱秘的縱橫家權謀，披露了本朝開國的秘事，這樣的書籍不能賜給諸侯王。
漢成帝採納了舅舅的意見。他告訴叔父，「『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好好讀朝廷推薦的「五經」就行了，那裏面記載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絕賜書給諸侯王的背後潛藏着自秦漢至明清始終襲用的古老統治術，即公開宣揚的歷史脈絡與運行邏輯往往並不是真實的歷史脈絡與運行邏輯。王鳳所謂的「漢興之初謀臣奇策」，直白點說就是「劉氏奪取天下的真實手段」。真實的手段大多詭詐而殘酷，無法拿上枱面。只有「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樣的虛無故事與「四方歸心」 之類的空洞言說，才可以寫進官修史書。
東平王劉宇對諸子百家之書與《史記》的興趣，換回的是漢成帝對他的更嚴密監視。
二
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閏九月，檢校納言魏玄同被酷吏周興誣陷。武則天勒令他在家中自盡，由監刑御史房濟現場監督執行。
閏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將自裁。房濟素來欽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勸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意即，您可以說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見（武則天幾乎會召見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當面辯解、自證清白的機會。
魏玄同拒絕了房濟的好意。他說：「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做告密人邪！」 被人殺死，被歲月殺死，沒甚麼區別。我魏玄同豈能做一個告密之人？
武后時期，構陷與殺戮當道，堅持不做告密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暗無天日的時代始於五年之前，也就是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那年春天，「有飛騎十餘人」在洛陽坊間飲酒，其中一人喝醉了發牢騷，說早知道支持太后並無額外的賞賜，當初還不如支持李顯（年初，唐中宗李顯被武則天廢黜帝位）。其中一人當即離座，去洛陽宮告密。酒未喝完，眾人已被羽林衞捕獲，發牢騷者被處斬，同飲者以知情不報之罪遭絞殺，舉報者賜官五品。宋朝歷史學家司馬光說，武后時期的告密之風「自此興矣」。
為了鼓勵天下人告密，武則天制定了詳細的法律條文來優待告密者。比如，不許任何官員盤問告密者。地方官府須給告密者準備馬匹，並負責將他們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標準供給飲食（每日細米兩升、面兩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告密的內容若合武則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級升官；若有不實，也不會受到懲罰。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告密時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為統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懼。只有那些沒有廉恥的人，才能源源不斷地供給令人戰栗的素材，讓天下人膽戰心驚，繼而陷入思想與行為的自我審查中。所以，武則天重用的酷吏侯思止、來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貧，懶不治業」，淪落到給人做家奴，告密時代一開始，就飛奔入京誣告本州刺史謀反。來俊臣的親爹與養父都是賭徒，他成年後終日遊手好閒、為非作歹，是告密之風將他從牢獄中「解救」了出來，他在獄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無人敢阻攔。
風潮所及，許多人的行為出現了扭曲。魚保家本是一名發明家，卻在告密時代的第三年選擇了職業轉型，決定將自己的發明天賦用在更有「前途」的告密事業上。魚保家設計了一種叫作「銅匭」的工具，獻給未來的女皇。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為東、南、西、北四格：東面的青色格子寫着「延恩」，供人為女皇歌功頌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進農業和人民福利的設想和計劃；南面的紅色格子寫着「招諫」，供人對朝政提出批評；西面的白色格子寫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訴說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黑色格子寫着「通玄」，供人報告自然災害的消息和機密。簡言之，它是一個意見箱，也是一件鼓勵告密的利器。
未來的女皇武則天很滿意這件作品，下令將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的是眾人面對銅匭時的戰戰兢兢。
但魚保家並沒有迎來他預期中的光明前途。銅匭中很快就出現了一封針對他的告密信，信中說魚保家給李敬業的叛軍製造過兵器。不需要查證，也不需要審判，魚保家被直接交給了酷吏索元禮。索元禮是一個胡人，在大唐全無根基，他的榮華富貴全繫於武則天一身。為了配合告密時代，索元禮兢兢業業發明了許多慘絕人寰的刑具，有「鳳凰展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多種名號。其中有一種鐵圈，先套在頭顱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腦裂髓出」。索元禮剛拿出他的刑具，魚保家就招了供，認了罪，只求速死。
發明斷頭台的人死於自己的斷頭台，發明銅匭的魚保家也死於自己的銅匭。對武則天而言，銅匭是有用的，魚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們能帶來恐懼，恐懼能帶來自我審查。，但活着的魚保家沒甚麼用。這是魚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隊伍，求取功名利祿，卻被告密時代吞噬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則天一手構築的黑暗時代。他以一句「豈能做告密人邪」，讓那個時代仍存留着最後的道德底線，而沒有墮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間地獄。
三
北宋崇寧二年（1103年），宋徽宗趙佶在位，權臣蔡京當道。在趙佶的授意下，蔡京親筆書寫，將司馬光、蘇軾、秦觀、黃庭堅等三百餘人列入了「奸黨」名單。這麼做的原因是這些人反對「新法」，批評朝廷以搜刮民財為要務。宋徽宗與蔡京「敕令諸州據以刊石」，命各州縣根據名單刻成「元祐黨籍碑」（即「奸黨碑」）立遍全國。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長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讓他刻碑，他接到任務後，跑去見負責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說：「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鐫也。」 意思是，我常安民是個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馬光這樣的大人，大家都稱讚他正直，如今朝廷卻說他們是奸邪，我不忍將他們的名字刻在「奸黨碑」上。
地方官聞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於是說：「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並以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辭朝廷的任務，但是請求朝廷不要將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訴後世「奸黨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見於《邵氏聞見錄》，這本書的作者邵伯溫生活在兩宋之際。邵伯溫在他的書中說，他願意把這個庶民的故事寫下來，是因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惡，比許多士大夫強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實存在的陝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鐫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塊之多，如《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宋故清河縣君張氏夫人墓誌銘》、《京兆府學移石經記》、《游師雄墓誌銘》、《孫昭諫墓誌》等。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願助紂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寧開了一間「琢玉坊」，崇寧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讓他去刻「元祐黨籍碑」。，李仲寧委婉地拒絕了官府的徵召：「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 意思是，他告訴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窮，謀了份石匠的營生，將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強得以溫飽。如今，朝廷要我把他們的名字刻在「奸黨碑」上，想到自己從前的工作，實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書舍人曾鞏墓誌銘》與1972年出土的《劉元周妻易氏墓誌銘》證明了李仲寧確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揮麈錄》，這本書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說，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寧，滿足了他的願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寧，所以把他的故事記錄下來。
四
講以上三則故事，是因為本書的內容大體相當於對這三則故事的一種回應。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語說：「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這話其實錯得離譜。普通人見不到「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依賴不完整乃至錯誤的信息加工出來的往往會是「假的歷史教訓」。拿了「假的歷史教訓」去比對前人的言行，自然會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複哀後人也」這樣的感慨。而對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種「真的歷史教訓」的，他們也切切實實地吸取了那些「真的歷史教訓」的精髓。漢光武帝們反思西漢及新莽亡國，成果是「三綱」的出爐。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訓，得出的結論是「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朱元璋親眼見識了元末流民組織成起義軍的摧枯拉朽之勢，得出的結論是「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猛」的極致是利用「知丁法」將明帝國的社會活力全部抽乾，將每一個人重新打回原子狀態。
遺憾的是，統治者對「真的歷史教訓」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災難。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與李仲寧等人物其實遠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為重要。美國歷史學家海斯有一段論述：「凡愛抽象的人類，而侮辱具體的個人者，或出口便是對人類應負的責任，而無暇為其鄰居服務者，這類的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蘇聯教育家瓦西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也有類似的感慨：「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愛精神。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去幫助一個人，比宣稱『我愛人民』要困難得多。」 宏大詞彙裏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夠推動時代進步，具體而微的堅守與抗爭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後，感謝為此書從醞釀到出版過程中提供幫助的所有人。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感謝我可愛的女兒諶大貓，她是我努力想要寫一點有價值的文字的動力。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常見問題
線上客服
客服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