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十二金錢鏢》：六十年間的評說
宮以仁／宮捷
「武俠小說永遠是一個引人爭議的話題。」這是台灣文學評論家陳曉林在「民俗文學源流與武俠小說的定位」一文的第一句話。縱觀八十年（「五四」至今），橫覽海內外，確實都在爭議。在早年的爭議中，在正統文壇上，貶占絕對優勢；書的銷路武俠卻占上風（當然也有靠淫盜取寵於讀者的）。作者自卑，讀者喜愛。白羽適逢此時，自然也不會例外。八十年代初大陸掀起武俠熱，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在九十年代，在文學界對武林盟主金庸的作品，仍有人評頭論足。筆者編纂一下這些評說，這不僅是對白羽的評價，也涉及對武俠小說整體的認識。
一、三四十年代的評介
最早評論白羽武俠小說的，是幾位正統的愛國文人，大都是介紹白羽受魯迅之影響，參與新文學運動，讚揚白羽的文筆，稱其武俠作品著重寫實，不致引誘青年上山學道或陷入淫盜；再為白羽寫武俠說幾句惋惜的話。
天津新聞文化界耆宿吳雲心三十年代在「白羽自傳《話柄》」序中以惋惜的筆調寫道：「假若他（指白羽）那時生活安定，也許不想賣文教學，也許擱下筆，再不會有這些作品出現的。生活逼得他拿起筆來，生活逼得他寫開了武俠小說，結果詩窮而後工，一直逼得他有了現在的成就。……我站在老友的地位上，對於他現在的成就並不滿意。他為了生活而寫武俠，而我認為這於他並不合。他的文章常常有一些幽默的氣氛，並且蘊蓄著熱，這在武俠小說裡不好施展的。他對於現實生活看得很真切，寫浪漫氣息的故事未免舍其所長。如今《話柄》出版了，這冊書表現著他的作風本來面目。我們從這冊書，應該認識他不是一個武俠小說的作家！」白羽十分讚賞這篇序。（順便提及：八十年代初，吳雲心為白羽武俠小說作序，仍對白羽寫武俠惋惜。八十年代末，筆者拜謁吳老時，他對武俠小說的評價有所變化，他說：「卑視武俠，是我們二三十年代那批文人的傳統觀念，至今仍發揮作用。」）
郭雲岫（當時署名葉冷）在《白羽及其書》中寫道：「白羽討厭賣文，賣錢的文章毀滅了他的創作的愛好。白羽不窮到極點，不肯寫稿。白羽的短篇創作是很有力的，饒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時似一枚蘸了麻藥的針，刺得你麻癢癢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隱然含著鮮血，表面上卻蒙著一層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願作的文藝創作，反而逼迫他自撾其面，以傳奇的武俠故事出名，這一點，使他引以為辱，又引以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夠上水平線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錢鏢》雖是投時諧俗之作，自認為開倒車，但這部書到底與其它武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徑于大仲馬，描寫人物很活，所設故事亦極近人情，書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讀者面前展開了一幅『壯美的圖畫』；但非神話。第二，他借徑於（西班牙）席文蒂思（宮注：今譯賽凡提斯，其名著《唐吉訶德》），作武俠傳奇而奚落俠客行徑，有如陸嗣清的『行俠受窘』，柳葉青的『比武招親』，一塵道人的『捉採花賊』，都是一種深刻的諷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寫出訪師學藝的一個少年楊露蟬，投師訪藝，一遇秘惜絕技的太極陳，再遇收徒騙財的大杆子徐，三遇糾徒作奸的地堂曾，四遇『得遇異人傳授』的大騙手宗勝蓀，幾乎受了連累，這全是有意義的描寫。看了他的書的少年，不致被武俠故事迷惑得『入山學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盡舊，而作者的態度、思想、文學技術，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說他的武俠三部作（宮注：當時白羽自擬「三部作」，至一九四六年，作者始改稱「錢鏢四部稿」。）是無毒的傳奇，無害的人間英雄畫；而不是誨淫、誨盜、誨人練劍練拳擋槍炮。我以為他的書恰可與英國的傳奇作家斯蒂芬蓀相比。他的書能夠沸起讀者的少年血，無形中給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熱。」（以上二文均刊於《話柄》）
六十年前，文藝評論已重視「寫實」、「教化」之作用（相當於今日文藝理論之「現實主義」、「思想性」）。北京《晨報》編輯、文藝評論家張騰霄在一九四○年著文從這兩方面評論了白羽作品。張大概也是新文學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鴛鴦蝴蝶派小說，然後說：「白羽著述的優點很多，最大的一點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寫出，信意讀來，彷彿真有其人，實有其事的一樣。而筆法的生動、敘述的流暢，還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寫實派的影響。」
墨嬰在一九四○年著文，從通俗文學與文學創作（注：即現代「純文學」之意）的關係、白羽文筆特徵、思想內容等方面作了評述，文章首先論述了體裁問題，他說：「白羽小說托體章回，從體裁上看是通俗小說；這在作者，也有創作的自覺。他在自序上很謙虛的說：『武俠之作終落下乘，章回舊體實羞創作。』但是，文學的評價究不能拘於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俠故事，在人物描寫上是這麼生動，情節穿插上是這麼合理，而故事進展上又這麼自然；雖披著傳奇故事的外表，可是書中人物的內心個個都有著現代的人性。這確已衝破了通俗小說的水平線，而侵入文學創作的領域了（宮注：墨嬰仍卑視通俗文學）。白羽作品因襲著章回小說的體裁，而內在文心蘊著創作的『新』與『熱』。」
墨嬰評介白羽作品的文筆和內容時寫道：「白羽寫的是劍客拳師，可是善寫人情世態。白羽創造出來的少年壯士，大都倔強，以致到處碰壁，也自討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罵起人來是很峭的。白羽的筆『健』、筆『潔』，他的小說精嚴廉悍，力透紙背，要一句一句的讀。他寫小說多所修改，報刊稿，與初版書、再版書，字句內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細雕細琢，連一個標點、一個問號也要注意；每一書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記』，括敘前情，卷末有『後記』，預告下文。白羽寫武俠，人物盡是些常人，沒有一個超人。既沒有飛劍的異人，也沒有駕鷹的怪叟，更沒有骨瘦如柴、力抗萬鈞的僧道和小孩。俞鏢頭被二十萬鏢銀逼得亂跑、求援；鐵蓮子袒護己女，助女奪婿。白羽小說中的英雄一點割肉餵虎、捨己徇人的俠氣都沒有；可以稱得起既盡情，又盡俗。既盡俗，而又力求脫俗。這便是白羽小說的特殊作風。」
墨嬰具體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說：「《十二金錢鏢》描寫喬九煙的被囚、一塵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動，得一『俏』字訣。尤其是『楊柳情緣』，寫女俠柳葉青的嬌癡，至今豔稱人口。唯在結構上，此書似不如他的《聯鏢記》。」
這位評論家對武俠三部作的總評是：「《金錢鏢》是白羽的成名作，《聯鏢記》（即《大澤龍蛇傳》）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論到代表作，則又數著《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筆調寫《金錢鏢》，用『緊促』的筆調寫《聯鏢記》。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筆致寫出。」墨嬰最後說：「白羽寫武俠，卻不願少年的讀者迷惑得『入山學道』！」（原載一九三九年版《偷拳》）
關於墨嬰係何許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詢筆者，他認為作者是大手筆，對白羽、劉雲若作品評論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張贛生研究員隨便談論過，徐、張懷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筆者卻認為，墨嬰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雲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摯友，當時是國民黨在淪陷區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員，並以白羽的正華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義藏身。他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對武俠小說觀念與白羽相同，都是卑視武俠題材，尤其避嫌誘使少年「入山學道」。當時報載，有數名小學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為正統文人譴責武俠小說的一個「罪證」。這正是白羽時代文學觀念的通病。
天津資深報人董效舒一九四三年以「巴人」筆名，在《新天津畫報》發表「論白羽武俠小說」的六篇書評，評論者講一些讚揚的話後，指出《十二金錢鏢》的兩大弊病：（1）該書從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鴻和他的女兒柳葉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的篇幅，而這段故事與全書並沒有什麼關係，有傷結構的緊嚴性；（2）柳兆鴻這個人非常討厭，按俠客的行徑當該劫富濟貧，所對付的是贓官惡霸，現在柳兆鴻卻光和綠林道作起對來，這完全違反了傳統的俠客定律。（原載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新天津畫報》。宮注：董效老在一九八八年病逝前，又談了許多評白羽小說的新見解，筆者將於後文摘引。）
上述評說，多褒，少貶，只有「惋惜」；這是因為筆者只能找到這些原始資料。
二、白羽之自評
白羽《話柄》自序的第一句話：「凡是人總要吃飯，而我也是個人。」十幾個字可看出他的寫作目的。
「自序」還說：「一個人所已經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願意做的事，這就是環境。環境與飯碗聯合起來，逼迫我寫了些無聊文字。而這些無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銷場，這是今日華北文壇的恥辱，我……可不負責。」
白羽《血滌寒光劍》自序評論本人作品說：「或問作者：何書為佳？羽曰：武俠故事，托體既卑，眼高手低，愧無妥作。若比較以求，《話柄》回憶童年，文心尚真。《聯鏢記》人物情節，頗費剪裁，確為經意之筆。次則《金錢鏢》二、三、四卷（原書第六至二十章）《爭雄記》一、二卷（該書第一至十二章），《偷拳》卷下（第十一章以後，楊露蟬三次受騙和陳清平患病），不無一節可取。而讀者眼光與作者不盡相同，或有嫌《聯鏢記》故事太慘者，謂作者慣置『正派英雄』于死地，一塵中毒，獅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脅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閣下大作矣。』一讀者更專函相罵：足下專替劇賊張目，豈小白龍（注：小說人名）之後代乎？『白龍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斷言也。』然羽之寫聯鏢故事，預樹『悲壯』一義，而以緊迫之筆出之；或者筆不從心，徒悲不壯，令讀者掩卷不樂乎？《寒光劍》勉徇眾意，力減『彆扭』，期使觀眾鬆心稱快。而首卷脫稿，文情散懈，俗氣逼人，方慚敗筆，乃不意書未付印，預約者、租版者、承銷者紛至，寧非怪事？《寒光劍》竊材於《俠隱記》（注：大仲馬著，今譯書名《三個火槍手》），陳元照脫胎於達特安……」
白羽關於「俠」之含義，大不同於一般武俠小說的概念。我再引一段白羽之自白：「一般小說把心愛的人物都寫成聖人，把對手卻陷入罪惡淵藪，於是設下批判，此為『正派』，彼為『反派』；我以為這不近人情。於是我把柳姑娘寫成一個嬌豪的女子，目中有己無人。但儘管她性行有若干缺點，她的為人仍還可愛，這才叫做『人』。而不是『超人』。所謂『紂之惡，不若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那種『歸惡』與『歸善』的寫法，我以為不當。我願意把小說（雖然是傳奇的小說）中的人物，還他一個真面目，也跟我們平常人一樣，好人也許做壞事，壞人也許做好事。等之，好人也許遭厄運、壞人也許獲善終；你雖不平，卻也沒法，現實人生偏是這樣！」（原載《話柄》）
從白羽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對我國傳統文字和西方文學都不是全盤照搬，而是力圖使二者結合，並取長補短。這些認識，以及從他的小說中，都不難看出白羽受魯迅教誨的痕跡。當然，魯迅絕無心培養一個武俠小說作家，但在魯迅精神雨露下別生一枝異花，倒值得人們研究。
總之，三四十年代的評論，也都帶有「左」的正統文學的色彩，這反映了中國文化觀念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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