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旅

導讀

 

是起點，不是句點：讀狂想劇場劇本《逆旅》有感

郝譽翔（《逆旅》原著小說作者，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我還記得多年以前，俊凱和瑞蘭特地來到我家拜訪，而那是我們初次見面，俊凱說想要把我的小說《逆旅》改編成舞台劇。

 

　　我是一個劇痴，多年下來大江南北看過的戲劇也不算少了，再加上自己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的主題都是儀式戲劇，即使後來改研究現代文學，但也應該算得上是半個戲劇專家。一聽到自己的作品可以搬上舞台，真的是又驚又喜，而且俊凱和瑞蘭又是如此一對才華洋溢、充滿了戲劇熱忱的青年，我當然是毫不猶豫地一口就答應了。

 

　　然而應允的當下，我卻也不免感到憂心，在十多年前的台灣，本土論述雖然已經興起，但關於白色恐怖和轉型正義的課題，卻遠遠不如今天受到大眾的矚目，更不及此時此刻論述的深刻和周延，更不要說，我的《逆旅》寫的是1949年發生在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慘案，也是台灣第一起外省人受難的白色恐怖，但除了相關人士的後代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人知道和關心。

 

　　我很擔心這會是一個吃力又不討好的題材，再加上整個事件的脈絡頗為複雜，而我也不甘於只是描寫一樁白色恐怖案而已，因此《逆旅》之中既有我外省的山東父親，又有本省的澎湖母親，乃至於解嚴之後開放兩岸探親，導致台灣的國族認同產生的種種劇烈轉變。而這些複雜的前因後果，乃至於我私人對於父親愛恨糾結的情感，都使得《逆旅》這本小說不只是一個線性的故事而已，而更像是多重面向、蜂巢式的組合，這無疑更添加了俊凱將它改編成為劇本，甚至搬上戲劇舞台的困難。

 

　　但是俊凱居然做到了，而且成果令人驚艷，也獲得當年台新藝術大獎提名的肯定。我還記得非常清楚，當《逆旅》上演那天，國家戲劇院的實驗劇場座無虛席，觀眾們一致屏氣凝神注視著黑暗中的舞台，呈長條狀，就位在場中央，當燈光一打，年輕的男主角提著一只皮箱，緩緩步上舞台，我的眼眶竟不禁一熱，他的身影迅速和我的父親重疊在一起，頓時一種難以言喻的複雜情感湧上我的心。

 

　　我非常感謝俊凱的改編，因為當我在寫《逆旅》之時，可以說是私密而主觀地耽溺在其中，然而在觀看《逆旅》舞台劇的演出時，我才終於得以抽離出自己的故事，客觀地看待它。尤其劇本可以說是原著的拆解和重組，對於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我彷彿得以更清楚地走這趟歷史一回，並且更深刻地感到我並不只是在寫自己的家族故事而已，而是台灣社會一個活生生的切片，甚至隱喻。

 

　　這也是《逆旅》劇本選在此時此刻的台灣出版的意義了。當海峽兩岸在這些年來已經交流頻繁，不再對彼此感到新鮮好奇，甚至存在著某些盲點和成見的時候，回頭再看我書寫《逆旅》的最初動機，也就是1991年的夏天，竟和現在的社會局勢是如此地不同。當時台灣剛開放返鄉探親，對於我們而言，大陸仍然是一塊只能夠從教科書上學來、因此存在著許多不切實際想像的土地，所以兩岸之間的隔閡與隔絕，實非今日所能想像。當我一知道父親準備要回山東平度縣官莊鄉南坦坡村的老家省親時，便抱著一種參加暑期戰鬥營的好奇心態，嚷著一定要跟。

 

　　然而等到我真正踏上了那塊土地之後，才曉得原來不是這麼一回事。原初是為了追尋新奇和刺激，到後來，卻變成了說不出的驚詫、愕然和悵惘；而在歷經這一趟啟蒙之旅後，我也才知道歷史太大、個人太小，開始敬畏於生命的厚度與重量。

 

　　我還記得那個夏天大陸的北方酷熱高溫，逼近四十度。我每天望著農村四處漠漠的黃土地和高梁田，在強烈的豔陽照耀之下，彷彿蒙著一層海市蜃樓般夢幻的光。如今回想起來，也確實就像是一場夢一樣。

 

　　而我父親所經歷過的一切，又何嘗不像是夢呢？從我才剛開始懂事的時候，父親就反覆告訴我山東流亡學生的故事。年幼的我老是瞪大眼睛聽著，嘴吃驚地微張，一面喃喃說：真有這樣的事情嗎？太不可思議了。但吃驚歸吃驚，我心裡卻總懷疑是父親思鄉心切，難免要把記憶竄改渲染一番，所以這段故事不過是湮沒在歲月裡的傳奇野史，並且在那個戒嚴的年代之中，被有意無意製造出來的傳奇又何可勝數？！

 

　　直到有一天，父親又對我們說起這段往事，說著說著他就流下了眼淚。我屈指算算，距離1949年已經事隔將近五十年了，但他心中的哀傷卻是如此巨大，從來沒有一天停止過。就在那一刻，我才忽然在他的身上看見了歷史，歷史的包袱、歷史的傷口、歷史的深度，也因此我決定要寫下我所看見的東西，即使這僅存在父親那被渲染誇大的記憶裡，即使我誤以為，那僅只是他自己的渲染和虛構。

 

　　當年的我是多麼的無知啊，完全不知道那段白色恐怖的歷史，不像今日，關於山東流亡學生慘案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和書籍可以參考，而發生事件的地點澎湖漁翁島，也就是今日的西嶼，更已有豐富的史蹟可供查證。然而當我在2000年寫作《逆旅》時，卻僅有王志信、陶英惠合編的《山東流亡學校史》（台北：山東文獻雜誌社，1996）以及陳芸娟的《山東流亡學生研究（一九四五～一九六二）》（台北：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等少數論著。我必須透過有限的文獻、父親的口述回憶和自己的想像，一點點地拼湊起這段陌生的歷史，這已耗費了我甚多的想像力。但對我而言最大的困難還是，我要如何把它們轉化成為文學作品？

 

　　在閱讀資料的時候，我深為那愚昧、黑暗而殘酷的年代感到震撼，以致我幾乎無法以小說的筆法去剝解它，甚至以為，那些赤裸裸而樸素的當事者之回憶告白，竟比起任何文學作品都還要來得更強悍有力。這是我第一次感到文學的無用，但卻又不甘心就此放棄，總希望可以藉由我的筆，來為它們找一條不同的出路吧。所以我不直接書寫歷史，而希望通過比較跳躍的筆法，來安頓那些因而漂泊無所歸依的靈魂。

 

　　或曰是安頓我的歷史。

 

　　因為我無法漠視下列這一長串的疑問：我是如何誕生在這個島嶼上的、假如1949年我的父親沒有搭南下廣州的火車、假如國民黨不是如此昏庸腐敗、假如台灣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假如假如……。

 

　　我的父親不曾回答我的疑問，對於他而言，事情就是如此如此的發生了，沒有別的答案，而人生也不可能重來。1949年，近萬名山東流亡學生在校長張敏之的率領下，從廣州到澎湖漁翁島。七月十三日，澎湖防衛司令官李振清、三十九師師長韓鳳儀強行下令，將這群流亡學生收編入軍伍，而其中甚至包括許多未成年的孩子，凡是有不從者，就以尖刀當場刺死。聯中的校長張敏之與分校長鄒鑑援救學生不成，反而被誣指為匪諜，雙雙於十二月十一日台北的走馬町刑場遭到槍決，而前後因此喪生的學生更逾百人以上。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宗白色恐怖案，也是牽連人數最多最廣的「澎湖冤案」。

　　

　　我在2000年出版《逆旅》的〈後記〉中寫道：「這段歷史幾乎未曾公諸於世。直到1999年十二月十一日，張校長夫人和子女，以及當年是山東流亡學生，包括中研院院士張玉法、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于宗先等數十名六、七十歲的白髮老人，聚集在台北市靈糧堂，一齊追悼於五十年前冤死的亡魂。在這麼長久的時光裡，他們從不曾遺忘過去，仍然在等待平反日子的到來。」

 

　　「除了他們，還有更多更多的人在等待，例如守在電視機前的我的父親，在市場炸臭豆腐的伯伯，在捏水餃的，在煮牛肉麵的，在榮民之家角落裡殺死自己室友又自殺的。他們不但被畢生信仰的政權所放逐，又被台灣這塊島嶼所放逐，然而歷史就預備這樣子悄悄地把他們遺忘了。」

 

　　不過在2023年底的今天，我卻很高興當年我所言並沒有成真，因為歷史並沒有將他們遺忘，不僅出現了澎湖案許多相關的調查和報導，為冤者平反，還他們該有的清白，而政府單位也舉辦過多次的特展，讓一般民眾都能瞭解這段被淹沒在時光之中的過往。這讓我樂觀地相信，原來公理正義真的有到來的一天。

 

　　但故事不應該就此畫下句點。我想這是狂想劇場出版《逆旅》劇作的重大意義，身為一個創作者，永遠可以看穿事物的表象，而發現其中潛藏著更多更多的可能。我但願是一個起點，而不是句點。當然，更要感謝我們的父母輩、乃至祖父母輩們，若不是我們的命運和他們憂戚相關，又何以能讀見了人生的這一本大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