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窮奇幻紀事(博客來獨家親簽版)：臺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序
第一章：阿健打官司
第二章：福利的局外人
第三章：臺北車站的日與夜
第四章：罪與罰，與窮
第五章：酸臭之屋
第六章：三個女人
第七章：女人，及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第八章：做事人
第九章：死亡的重量
後記


 

作者序

　　二○二○年我站在阿生租屋處的巷弄—從巷口看不見阿生住的那幢破屋，得走進巷子， 再繞上幾個彎，才能瞧見巷底深處通往阿生委身的洞口——猶豫著要怎麼和第一眼見著的陌生人搭訕，開啟一段訪問。插在口袋裡的手正在冒汗。這是老齡貧窮這個系列主題的第一步。

　　隨著踏進巷子的腳步，越靠近阿生的租屋處，氣味越加濃烈，那是一般日常生活中不曾遭遇過的味道：尿騷味混雜廚餘和菸味，還有死老鼠屍體的腐味。第一次踏足此地，我還無法習慣這混濁且縈繞不去的氣息，走出巷子後忍不住大口呼吸，即便馬路上充滿車輛廢氣，也比阿生的雅房好聞許多。嗅覺在鼻腔停留許久，象徵的不僅僅是破屋的頹敗，更反映了整體生活的艱難，「如果可以選，誰要住在這？」阿生曾這樣跟我說。

　　沒得選的人，在這裡怎麼活——這搖搖欲墜的爛屋引起我的好奇，隨著採訪次數增加，我認識了阿生、阿生的二房東坤伯，以及這棟房子裡的其他租客。他們帶我熟悉圍繞著老齡貧窮者的社會支持系統，包括民間團體提供的居家清潔、喪葬服務。讓我理解，貧窮並不只是「一個狀態」，還有以此為核心而生的社會關係；更重要的是，老齡貧窮並不只有「可憐」這單一面向，更多是困窘中的韌性，以及處處限制的環境裡，彼此的相互協作。

　　生活裡滿是屏障，讓他們宛若陷在「軟禁」狀態，總是「沒得選」。這些屏障源於他們手中的資源與選項有限，導致這些人被框限在破敗空間裡，喪失對各種生活瑣事的自主權。面對人生難題時，只能在少數幾個解決方案裡猶豫，想方設法在諸多限制裡活下去。而不管選了哪個選項，都難以讓生活好轉。

　　選擇變少，一是因為邁入老齡，不可避免碰上生理機能下降，無法負擔過多勞動，若再搭配貧窮這一變項，沒有足夠的退休金或儲蓄支撐老年生活，就必須持續勞動才能勉力維持生活。這時他們只能靠著都市對低階勞動力的需求，做一些例如舉牌、出陣頭、抬棺等工作，來換取收入。底層勞動市場只有高勞力密集、高工時和低工資、低保障的選擇。但這殘酷裡兼具寬容，它們同時也是生理限制最少的工作，容許老早被勞動力市場拋棄的高齡者在此工作，藉以換取收入。

　　八十歲、喉嚨因病開刀無法正常說話的阿健，流落街頭前還在做舉牌工，靠著比手畫腳和工頭互動；中風過的志學無法再當貨車司機，透過安置中心的室友介紹，每天拖著腳步，讓冷風推著他的背，蹣跚走到派報公司，再由老闆載他到定點舉牌。一天十小時的工作，將時間變成金錢，換取一日八百塊的薪資， 和接下來的兩餐溫飽。

　　他們站在街頭如隱形人一般，被城市漠視，被來往人潮忽略，安靜地融入街景成為空間的點綴，讓人忘記街角正有個生命在為生存而努力。但底層勞動市場就和老齡貧窮一樣極其脆弱， 當世界颳起颶風，它們首當其衝。

　　二是逃離無止境低階勞動的方式同樣有限，幾乎只剩請求國家伸出援手一途。在此，國家為主體的社政體系扮演了翻江倒海的角色，它規範了資源該如何輸送，以及怎樣的人才能獲得政府協助，夠老、夠窮、夠孤獨……條件之嚴苛，讓臺灣的低收入戶人口數二○二三年在帳面上僅有二十八萬八千人，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二五。和其他國家的貧窮率相比，鄰近日本和韓國的貧窮率約為百分之十五，而臺灣卻看似只有百分之一．三，不到日韓的十分之一。

　　在老齡貧窮者和社會福利間，擋著希臘神話裡的魔物史芬克斯，為企圖申請社會福利的人提出幾道難題，那些無法通過考驗的人，淪為福利制度的局外人。第一道難題是年紀，街頭上最常聽到的魔幻數字是「六十五」，因為所有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的人，在國家的眼中都是一個勞動力—除非正在就學，或是身心障礙，否則就應該獻出你的勞動力—既然是勞動力，就會有勞動所得，因此未滿六十五歲的人，不論實質就業與否，都會被國家認定有一筆「虛擬所得」，以各職類每人每月平均經常性薪資或基本工資核算。這筆不存在的收入，大大限制了取得社福資源的機會。只有跨過六十五歲，才能卸下作為一個勞動力這巨大的包袱， 拿到申請社會福利的入場券。

　　「六十五歲生日，也是他們重生的日子。」一個社工笑著跟我說。只要跨過這年齡門檻， 個案才終於有機會多出一個選項——申請社福身分，攀著這細如蜘蛛絲的機會之繩，過上稍微穩固的生活。

　　史芬克斯的第二道難題是家庭，傳統的家庭互助網被看作每個人都有的標準配備，除非這道安全網蕩然無存，否則國家不會輕易出手。因此想要得到社會福利資源，必須透過司法途徑閹割掉個人的人際網絡，證明自己足夠孤苦無依，才有資格被救濟。於是協助老齡貧窮者的社工，其中一項業務便是陪著個案打官司告自己的子女。

　　街頭每每出現一張新面孔，老張哥首先要問的是年齡，若是到了可以申請福利身分的歲數，再來問的便是有沒有子女？要不要走給付扶養費的訴訟？一列清單在他的腦海中，逐一打勾的選項最後通達的是社會福利的康莊大道，待國家接手，將人帶離街頭。

　　第三個關卡與居住有關。一個人得先擁有住處和戶籍，才能申請該地方政府的社會福利， 偏偏臺灣的租屋市場明目張膽的歧視就擺在檯面上，有些房東連四十五歲以上的房客都嫌年紀大，更何況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一不小心在屋裡過世，豈不影響房價。

　　和勞動力市場一樣，老齡貧窮者最終只能揀一些安全與環境皆不佳，但不嫌棄老齡者的出租物件—像是阿生租的那幢爛屋。年紀和經濟成為兩道鎖，再次把人軟禁在無從選擇的處境裡，用最少的資源承擔最高的生存風險。

　　他們經歷的日常看似遙遠，其實與一般人十分接近。尤其在白領中產向下流動，過去十年薪資成長停滯和老年退休保障不足等因素夾殺下，即使努力工作到退休，仍可能被命運找上， 一不小心就落入經濟困境。

　　和老張哥走在臺北車站外頭人行道上，他會抬抬下巴示意我看向某處，告訴我窩在路邊的一位無家者曾是公務員，還有個剛來的新面孔，曾經是護理人員。甚至還有幾個曾經呼風喚雨的大老闆，如今也都在街上。

　　即使是穩定工作到屆臨退休，也可能因為長期低薪，生活成本卻越來越高，房貸、子女教養費的支出占去九成以上的收入，不斷勞動卻只剩貧窮，導致退休後沒有足夠的存款維持老年生活開銷，老不起的未來，只得持續工作換取生活所需。社工和我分享月薪逼近六萬的白領， 都會因為無力將老父送去養護機構，只能先把老父放在騎樓邊的輪椅上，「我覺得那簡直是以後的我。」社工聲線裡有顫抖。

　　看著他們臉孔，時常讓人感覺到，我與他們的距離，不過就差在「運氣」。越是了解他們的人生故事，越讓我背脊發涼，也越發理解大時代的浪潮、整體產業經濟局勢，以及薪資結構變動等巨觀的背景因素，隨時能將一個人碾壓過去，吞噬掉平靜的日常，讓人從一帆風順落入萬丈深淵。而幾乎沒有人能躲得過。

　　二○二五年，臺灣即將邁入超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比超過總人口數的百分之二十。政策隨人口結構改變而調整，公共資源的分配開始往長照、中高齡二度就業獎勵等項目流去。這些轉變在在提醒著高齡時代，人們該如何兼顧尊嚴與優雅地老去。然而，高齡人口增加統計數字裡也反映出老齡貧窮現象正蔓延：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人數從二○一一年的二萬五千二百七十七人，上升至二○二二年的四萬五千六百七十八人，翻倍成長。

　　數字描繪的是抽象的概念，站在人口結構變動的震央，老齡貧窮者只偶爾現出微微佝僂的身影，卻鮮少被具體描繪出他們落魄的暮年。但那模糊的影子像是預言，可能是每個人都將遭遇的有朝一日。

　　這片土地看似富裕，其上的痛苦與貧困仍一望無際，但他們也不盡然只剩悲情。穿梭其間的人際網絡，脆弱卻又強韌地擔負起支持作用。固定到車站附近送餐的善心人士，在老張哥的安排下，井然有序地訂出送餐排程，分散到週間各日，維持著最基本的溫飽。二○二三年，老張哥熟識的社工、醫師，組成街頭家醫，固定在街頭巡迴，為無家者做簡單的醫療處置，降低延誤治療的風險。

　　貧窮如此不堪，但身處其中，卻能窺見人的堅強超乎想像。生活窘迫，他們仍然咬牙走著漫漫長路，奮力把日子過下去。文字所能描繪的，不過是他們日常的十分之一，本書試圖記錄下這些人的日常，捕捉他們拒絕屈服於困苦的身影，呈現他們如何活著，為他們空白的臉孔添加血肉與生命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