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希望後代子孫能了解並珍惜先人所做的一切努力
我在五十八年前參加台灣的大專聯考，以第一志願考進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美國留學，花了兩年，得到新聞學碩士學位。
在這兩段的求學生涯裡，我都是主修編輯採訪與寫作；而且胸懷大志，立志要成為一位立德立言的名記者，專欄作家。然而，在日後的職業生涯裡我卻當了個新聞界的逃兵。
除了在台北的中央通訊社做過幾年特約英文編輯之外，我的職業與編採寫作工作幾乎毫無關聯；四十年前移民美國之後，更與新聞工作完全脫節。
如今，已經脫離職場多年，而且年愈古稀，我卻起心動念，要寫生平的第一本書。
我的處女作，書名是：《百年周家兩個世界 : 中國大動盪中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
嚴格説來，我寫這本書，並非突發奇想。2008年，在一個意外的機緣裡，我首次在寧波市鎮海區偏遠的灣塘村見到了同父異母卻素昧平生的兩位兄長。那時，我已六十一歲，兩位兄長都已年過七十。
這段兄弟相見的奇緣，我在本書的第一章裡有詳細的記載。在那次初見之後我又回老家與他們團聚了六次。
在我們台灣的家裡，父母親從未向我們提過，在他們結婚成家之前十年，我的父親就已經在寧波鄉下，有了他的第一段婚姻。那是一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組成的家庭。父親在媒人介紹認識兩周之後即與大媽媽成婚。
成家之後兩周他們就搬到湖北省，定居武漢，並有了兩個男孩。抗戰時期，父親跟隨他工作的郵局撤退至四川重慶；大媽媽則帶著兩個孩子和我的祖母回到寧波鄉下躲避戰火。就這樣，他們地隔千里，分散了八年。
在重慶，我的父親遇見了一位也是從武漢到大後方的女士；他們相識相愛而組成了父親的第二個家庭，並生了三個孩子。1945年秋，抗戰勝利，我的父母親回到武漢。父親本欲接鄉下的原配與兩個孩子來武漢一起生活，然而她拒絕了。父親計劃慢慢再説服她；然而，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與國民政府的潰敗，我的父親與他的第一個家庭就永遠地分開了。
而且，父親帶著我們這一支周家離開大陸之後，他就再也未能回過寧波鄉下的老家。當時的兩岸政府根本不允許人民來往互訪；即使是家人團聚也不例外。
只讀過四年小學的大媽媽就在那個封閉又動盪的社會裡獨力撫養兩個兒子長大成人。我們的父親在台灣，限於兩岸政府的政策，除了不定時地透過香港親友匯些錢幫助他們之外，對於兩個孩子的養育，他是個完全缺席的父親。
尤有甚者，父親在台灣的那層海外關係，更讓兩個兒子成了「黑五類」的壞分子。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在那個極端保守的體制下，兩個兒子求學工作都受到極不公平的待遇。他們過著比常人更艱辛困苦的日子。然而，他們從未自暴自棄，相反地，他們堅持付出比常人加倍的努力，在底層社會求生存。皇天不負苦心人，兩位大哥終於在上世紀七十代末期，等到了屬於他們的機會。
那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揚棄了行之有年的「唯成分論」，兄弟二人終於得到了應有的認同與肯定。兩人先後當上鄉、村企業的廠長，更被遴選加入了共產黨。而且他們都養育了自己的兒女及孫輩，如今他們都已成為曾祖父，真可算是苦盡甘來，兒孫滿堂，安享天倫之樂。
相較之下，在台灣的周家孩子們成長的過程則平順得多。我們兄姐弟五人在父母的照顧下，一直都過著衣食無虞的小康生活。父母親提供我們完整的教育機會，大學畢業後還送我們每一個人都到美國留學。比起寧波老家的兩位大哥，我們真像是天之驕子啊！
每一次回到老家，踏著父親年幼時曾走過的鄉間小道，與兩位哥哥一起回顧他們的一生，總覺得趣味無窮而且感慨萬千。兩位大哥哥自幼年起即與單親媽媽相依為命，受了比旁人更多的苦，然而，他們對於我們的父母親卻絲毫沒有一點怨懟之心。他們對於父親的思念與仰慕，更是深深地感動了我，也引我起心動念，決定提筆書寫平生的第一本著作。
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周家的後代子孫，無論貧富、無論苦樂，都能了解並珍惜我們先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因為他們的堅忍，奮鬥與犧牲，才有今天我們兩岸周家後代人的成長與發展。
就如同許多其他的寧波人，父親在幼時就隨著他的父母親遷居武漢，並在那裡求學、工作並成家。抗戰時期父親在重慶成立了第二個周家。國共內戰之後，父親帶著我們武漢這一支周家輾轉遷往台灣，後來又移居美國。寧波的周家則固守在灣塘溪畔的灣塘村，度過幾十年的艱苦歲月，直至改革開放才獲得新的生命，並開枝散葉，將灣塘周家延綿了五代。
如今，在太平洋兩岸的寧波周家已經各自長成為兩棵茁壯的大樹。周家的兒孫們又團圓在了一起，相互友愛，彼此祝福，一起緬懷我們的父親和兩位偉大的母親。
藉由這本書，我要向為我們付出一切的父母親獻上最深切的懷念與感恩，也要向從未謀面的大媽媽致上我最崇高的敬意與最深重的哀思。
我也祈望，兩個世界的周家後代在我們父母親的護佑下，秉持著周家「勤奮努力，寬厚待人，愛家顧家」的傳統家風，繼續努力成長，直至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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