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夜傳燈人

推薦序　文化新生，燈傳不滅／管中閔
 
1949 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年份。那一年中國共產黨挾國共內戰戰勝之威，堂皇的在古都北京宣布新中國的建立；國民政府則倉皇辭廟，黯然遷都於才回歸中國四年的新地方—臺北。那一年開啟了中國近代政治上的一個分治時代，也是海峽兩岸長期分裂的斷點。兩岸人民因此對 1949 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一方記得的是那曾經充滿朝氣與美好憧憬的光輝年代，另一方的記憶則混雜著各種複雜情緒，有渡海而來者的茫然與鄉愁，也有在地居民的疑懼和不安。
 
然而 1949 並不只是中國政治與社會的斷點，更是臺灣新生的起點。楊儒賓教授將 1949 國民政府與百萬軍民的南渡臺灣，與中國歷史上西晉的永嘉南渡與北宋的靖康南渡並列為「國史上的三大遷徙」。這三次遷徙都因落地生根，而為中國南方注入龐大的新能量，也徹底改變了南方的面貌和體質。的確，1949 的南渡為臺灣帶來了國家級的政府組織，國家級的文物和學術文化機構（如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研究院），以及大量的人才。臺灣本是清朝的海角一隅，日本治下也不過是帝國的一個殖民地，此時彷彿被灌進了千年內力，得到脫胎換骨的機會。
 
臺灣後來幾十年的種種發展，並非當年的人所能預見。中國共產黨統治大陸後，連年的政治運動擊垮了中國傳統的菁英與仕紳階層，被嚇壞的知識份子集體陷入沉默；民初以來百家爭鳴的中華文化原生大地，很快就退化成只有一種聲音的荒原。唐君毅先生因此有中華民族（中華文化）花果飄零之嘆。此時的臺灣，卻因與大陸相隔絕，加以歷史機緣，僥倖逃過一劫。更重要的是，南渡的學者文人與臺灣本地的文化水土相濡以沫，共同走出那段晦暗不明的時期，既延續了中華文化的香火，更埋下許多不同的種子。這些種子多年後紛紛破土而出，花木次第新生，遂使臺灣蛻變為中華文化的世外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