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官吏的選任與遷轉

　　秦漢時代是奠定中國官僚制度的重要時期。在漢代，從最底層的縣屬吏入仕的官吏，有機會升遷至政府最高的職位。這樣的情況基本不見於其他朝代，可見漢代管理官僚的人事制度既對後世有所影響，也頗具特色。而漢代選拔官吏的制度往往被史家稱述為以德行、才能選人，優異人才「無下滯之弊」，小吏有望以績效品操升進，官吏的士氣高、吏治佳。學界過去對漢代選官、察舉、考課等制度的研究雖涉及官吏的選任與遷轉，但對於此時期小吏為何能達到如此大幅度的向上流動，仍缺乏系統性的解釋。本書全面研究官吏的選任與遷轉，藉此展現漢代官僚人事制度的特色。

　　由於西漢為人事制度變化發展至穩定的關鍵期，又有較多出土資料，本書所論集中於此時期。對西漢政府展開體系性考察，分為郡縣屬吏、郡縣長吏、郎吏及公府屬吏、宮廷內部官職、地方二千石、九卿、三公幾個部分，分別考察各類職位的遷除途徑及選任標準，以及它們所組成的不同遷轉路徑，解析任不同類別官職對官吏職涯發展的意義。

作者簡介    

黃怡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級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為秦漢政治史、制度史，曾在《臺大歷史學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等刊物發表論文。獲2018年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博士論文寫作獎、2021年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

 

導論（摘錄）
 
第二節　西漢的升遷制度
 
功次、察舉、考課制度與官吏的升遷途徑最密切相關，學界在這方面的認識不僅建基於傳世文獻，也得利於出土簡牘甚多。
 
根據傳世文獻，學者多將漢代的選官辦法大略分成察舉、公府辟召、皇帝徵召、考試、任子、納貲幾類。其中察舉制度包括每年舉行的舉孝廉、察廉，與不定期依詔書舉行的舉茂材、舉賢良方正，學界常視其為西漢官吏最主要的升遷方式，如黃留珠便認為兩漢的仕進制度以察舉為主體。永田英正指出，察舉的影響在西漢中期以後始見顯著。舊有的選官辦法以任子、納貲為主，兩者視血緣及財產而定；漢武帝創設博士弟子射策制度（考試），並完善察舉制度，才為基層官吏開通了升遷至最高官職（丞相）的途徑。
 
學界過去曾認為，百石以下的官府屬吏要成為二百石以上的朝廷命官，只能透過察舉、辟召等前述的幾種途徑，以致有「二百石關口」之說，即成為二百石朝廷命官對屬吏而言難度甚高。然而，出土的西漢晚期尹灣簡牘卻使上述認識需要修正。一般認為，尹灣6號漢墓出土的簡牘能反映成帝元延年間（12-9 BCE）東海郡的實際情況。其中3號、4號木牘記錄縣長吏的官名、出身地、姓名、前任官、遷除為現職的原因，被整理者命名為〈東海郡下轄長吏名籍〉（後文簡稱〈長吏名籍〉）。這份名籍不僅透露東海郡的縣長吏從哪些官職遷轉而來，也記錄官吏透過哪些升遷途徑，從秩級高低不等的各類官職就任縣長吏，為西漢官吏的遷轉情形提供非常重要的資料。名籍顯示，官吏最主要的升遷途徑為「以功遷」，透過察舉各科目晉升的官吏反而是少數。而且，名籍還記錄不少百石屬吏「以功遷」為二百石縣長吏，證明官府屬吏不必經由前述幾種特定途徑，即可升任朝廷命官。由此看來，屬吏與朝廷命官之間並沒有難以跨越的升遷鴻溝，「二百石關口」似乎並不存在。當時的官府屬吏既不受硬性規定的升遷上限束縛，也不是必須取得特定出身（如舉孝廉或成為郎吏）才能遷補朝廷命官，並沒有後世的胥吏社會身分卑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