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物理學和宇宙學：科學家與達賴喇嘛關於現代物理學的人文意義的對話

　　――量子力學 X 多重宇宙 X 達賴喇嘛――
　　隨著現代物理學的出現和發展，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於現實的認知，
　　第一次，    經典科學的理性之光無法再繼續照亮宇宙，
　　而是隨著我們知道範圍的增加，我們發現自己變得越發無知。

　　這場典範改變的幅度影響將有多廣，我們還不清楚，
　　透過《新物理學和宇宙學》這場重要的對話實錄，
　　達賴喇嘛所代表的藏傳佛教，與現代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們
　　一起就現代物理學的人文和哲學意義進行深入的探究。

　　當觀察者與被觀察對象不再互不相涉，
　　而是一種參與的關係，
　　當新科學強烈地提醒我們，
　　身體/心智、精神/物質、主觀/客觀的二分法將被取代，
　　當我們深入科學的根以及宗教的根時，
　　就會在根源之處找到彼此會通之處，
　　開啟新的可能性的大門。

　　20世紀的新物理學和宇宙學改變了我們對身處其中的宇宙的理解，這些改變同我們從19世紀繼承來的幾乎所有經典科學觀念相衝突。

　　19世紀末，開爾文爵士宣布整個宇宙都已被人類探測得一清二楚，只剩下若干無關緊要的細微之處尚待探討。不過他的見識足夠敏銳，看出地平線上還有兩朵「烏雲」不符他的樂觀願景：一是麥克爾遜―莫雷實驗 沒能找到「以太」，二是預測物質在高溫下產生光譜的理論未得到證實。後來，從第一朵烏雲中產生了相對論，從第二朵烏雲中產生了量子力學。開爾文爵士的確有先見之明，雖然他有點高興得太早。

　　而在自牛頓力學為經典物理學和宇宙學奠定下基礎的三百年當中，物理學理論的機械論和唯物主義觀念開始統治西方思想，甚至延伸到了這些領域之外。經過笛卡爾、康德和洛克等思想家之手，科學對哲學的影響越來越大。生命科學為了獲得可與物理學相比的精確性，也尋找了類似於物理學的發展道路。遺傳學、演化論和細胞生物學取代了自然史和整體性的有機生物學。而心智本身，傳統上被理解為精神的表現，現也漸漸成爲機械論宇宙的一部分。到20世紀初，17世紀物理學已成功占領了與其毗鄰的學科領域，並開始侵入心智領域。一種機械論範式和與唯物主義形而上學開始統治西方思想。

　　然而，在進入20世紀後，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將對我們的宇宙概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我們至今還在為試圖掌握它們的含意而苦苦掙扎。它們挑戰我們過去幾百年繼承而來的物質與宇宙的單純機械論敘述，代之於完全不同於機械論圖像的另一種敘述。而且，無論是量子論還是相對論，都給予觀察者一種新的地位。
 
　　如今在西方，新物理學的哲學意義還在探討過程中，雖然佛教沒有同現代物理學的專門理論打過交道，但是佛教數千年來一直在探索物質的本質和心智的本質，佛教對我們思維中的經驗、推理、因果關係、概念和理論的作用等等有過深刻的思索。物理宇宙的漫長歷史也曾是佛教思索的主題，從中所得出的精彩觀點非常接近今天宇宙學家們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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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與達賴喇嘛的對話，讀者有難得的機會可以學習新物理學和宇宙學，也能學到亞洲最深刻的哲學思想家在這方面的思想。本書記錄的這場對話發生在1997年10月27日至31日，為兩年一次的心智和生命研討會的第六場。在印度達蘭薩拉的會議桌旁，不同學科和不同傳統的五位科學家、一位哲學家和達賴喇嘛坐在一起，就共同感興趣的話題，也就是佛教哲學和現代物理學，展開了獨特的交流和對話。

　　整個對話當中，大家都真心地尊重每一個人的觀點，協同探究的美好氣氛充滿整個會場。快樂的笑聲和認真激烈的辯論交錯出現，還有五十個受過哲學或科學教育的客人特邀而來的人，旁聽所有的對話，這場對話是個開始，對於現代科學的人文和哲學的探索，還在持續當中。
    
　　達賴喇嘛和科學家討論了什麼？
　　•當客觀性的科學走向既有客觀性也包括主觀性在內的科學時，科學知識和人類經驗之間該如何聯繫？
　　•新物理學如何要求我們重新認識世界？又會多大範圍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新科學中，觀察者以何種方式介入和干擾了觀察對象？
　　•為什麼未來的知道者的「個人知識」將變得非常重要？
　　•如何結合靈性學科的訓練，加強觀察者的自我意識？
　　•如何透過探討實在的本質、知識的本質，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
　　•如何深入科學和宗教的根，來找到兩者共同的目標。

作者簡介

阿瑟•查恩茨 (Arthur Zajonc)

　　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的物理學教授，從1978年起便在那裡授課。為密西根大學物理學學士和博士。曾任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關於量子光學研究的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羅徹斯特大學和漢諾威大學的訪問教授和研究科學家。還是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大學的福布萊特教授。曾在美國實驗天體物理聯合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for Laboratory Astrophysics）做博士後研究，研究電子―原子衝撞物理學和濃密氣體中的放射性遷移。他的研究包括原子中的宇稱不守恆、量子物理學的實驗基礎，以及科學和人文的關係。他對歌德的科學思想有廣泛的研究和寫作。著有Catching the Light: The Entwined History of Light and Mind (1995)、合著有The Quantum Challenge: Modern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1997)、合編Goethe's Way of Science: A Phenomenology of Nature (1998)。他是奇拉研究所（Kira Institute）的創建成員，這個機構探索科學、價值和靈性的關係，他也是費策爾研究所（Fetzer Institute）顧問，是美國人智學會（Anthroposophical Society）主席、林迪斯法恩協會（Lindisfarne）主席。

審定者簡介

蔣揚仁欽

　　本名黃春元，台灣人，少年時曾前往印度出家，在達蘭薩拉的辯經學院學習佛教五部大論，遍涉藏傳佛教四大教派。精通藏語、漢語、英語，獲哈佛大學南亞系博士學位。后擔任十四世達賴喇嘛首席藏漢語譯員，並創立譯經院，是知名的佛教學者，著作和翻譯了多種佛學著作。

李江琳

　　江西南昌人，現居美國。1982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學位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2004年開始研究西藏問題，2007年起持續多年親赴印度和尼泊爾訪問二十多處西藏難民定居點，采訪三百多位來自西藏三區的難民。著有《1959 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2010），《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 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2012），《藏區秘行》（2014），《重生的觀音》（2017），《一生三世：格爾登仁波切回憶錄》（2021）等。

譯者簡介

丁一夫

　　江蘇無錫人，出生和成長于農村，受到傳統佛教文化影響。經歷過1950年代末的大饑荒和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後考入上海鐵道學院，接受現代理工科的科學教育。1989年後移居美國，務工數年，在喬治亞大學任數據庫技術員至退休。著有《智慧之海——達賴喇嘛與當代科學家的對話》（2018），譯作有《我的土地，我的人民：達賴喇嘛自傳》（2010），《哲蚌寺對話錄》（2021）。

 

12
知和苦
 
在最後一節對話開始，我們邀請了觀摩者中的一位客人池上英子發表評論。池上英子當時是耶魯大學社會學教授，現任教於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她的評論代表了觀摩者的感受，他們非常關心宗教與學術研究的關係。但池上英子也是以既瞭解美國觀念也瞭解亞洲觀念的學者身分來發表評論。
 
池上英子：我是日本人，也是一個社會科學家，對我來說，這五天的對話最令人震撼的是一種對知識的探索，而不只是獲取知識的態度。與其他觀摩者一樣，我深受感動。在這裡的科學家都是難以對付的頑強學生，但是爭辯和批判性思考也是佛教傳統的一部分，這個非常有價值的傳統向我們證明，運用經驗知識並不一定要放棄理性思辨。這個觀點非常有價值，不僅因為它促進了宗教和科學、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對話，還促進了知識的社會性。我在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同仁，90%仍處於經典的19世紀科學觀的影響之下，這種科學觀把分析的定量方面看作是最重要的。對他們來說，亞洲思想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卻非常不幸地，不是一個學習機會。
 
很不幸地，他們大部分人和物理科學當中的人們沒什麼很大的不同。事實上，很多亞洲人也同樣這樣想。自19世紀以來，我們向西方尋找進步之源，因為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社會現代化。日本在歷史上是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最早也最快的國家，但我們在日本也遇到了快速現代化的負面結果。大多數亞洲人非常珍惜傳統，但傳統本身有時也會對社會產生負面影響。這很不幸，因為我們珍視現代，珍視批判性思考和理性科學模式，不僅是作為技術進步之源，也是作為民主的基礎。在亞洲的現代生活中，現在要放棄批判性的實證科研模式是非常困難的，幾乎不可能做到。社會科學家和亞洲人有一個共同的恐懼，就是如果我們為了接受和利用冥想或靈性經驗的價值，而不得不放棄批判性和實證研究的模式，那我們是絕不能那麽幹的。但在這五天對話中，我們看到了，如果深入其根，科學和宗教都是在接近同樣的目標，而批判性討論仍是有價值的研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