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口虎橋獄中手稿（全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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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言
目錄
前言
代序 | 陳登武
導讀 | 黎智豐
編輯前言

第一冊
龍榆生（1902-1966）
《倚聲學》一
《倚聲學》二

第二冊
龍榆生（1902-1966）
手書
〈革命之決心〉並識
詞選
《天風集》
《天風集續》
《明月集》
《明月集續》
《明月集再續》
書信
呈章孤桐先生
札記
汪精衛與龍榆生批註《靖節先生集》札記

第三冊
陳璧君（1891-1959）
詩詞寫作
懷四兄亦有自感
懷四兄
〈高陽台〉
中秋
玉宇昏昏
秋雨秋風
送龍榆生詩三首
品伯先生出獄留別
書信
致屈向邦信（一）
致屈向邦信（二）
詩詞抄本
《雙照樓詞》
《雙照樓長短句：一》
《雙照樓長短句：二》
《小休集》上、下
《掃葉集與雙照樓未刊稿》

第四冊
致陳璧君
吳元滌 玉版烏絲逸少書
吳元滌 留別
屈向邦 惓念岡州一長老
侯逸塵 戊子孟冬獲釋有感留別
張孝琳 旅思
張孝琳 題香閨欖鏡圖
張孝琳 夜深
張孝琳 答姚君問
張孝琳 重過
張孝琳 郊外閒吟
張孝琳 欹枕吟
張孝琳 題白頭鳥桃花便面
張孝琳 殘春
張孝琳 孤山梅
張孝琳 春閨詞
張孝琳 送友遠行
張孝琳 夜雁南飛
張孝琳 題閨中填詞圖
張孝琳 雪
張孝琳 春興
張孝琳 感懷
張孝琳 採薪女
張孝琳 山村
張孝琳 秦淮柳
張孝琳 述感
章賦瀏 雙照樓頭月色妍
賈覺先 〈齊天樂〉
致何孟恆
韋乃綸 調寄〈蝶戀花〉
陳容甫 與子同羈旅
蘇理平 虎牢解脫喜君先
高齊賢 調寄〈天香〉
汪宗準 世亂真無象
潘毓桂 共君縲絏幾經秋
江亢虎 謝公小女最偏憐
江亢虎 草長鶯飛節
鄒泉蓀 詳夫心佛眾生
周學昌 清宵珠斗望闌干
周學昌 紅發東園梅
徐滌珊 離群惜別兩依依
汪時璟 手書王安石〈桂枝香〉
汪時璟 手書蘇軾〈念奴嬌〉
高齊賢 〈高陽臺〉
凌騏 今日聞君出網羅
郭秀峰 憂患多惕惕
潘毓桂 《隨園詩話》補遺節錄抄
其他作品
高齊賢 峯頭閒竚
高齊賢 〈喜遷鶯〉
市隱 南所幽居偶成七絶兩章錄呈
李公鐸 湖海飄零年復年
繡寬 放眼江山日日非
陳國強 大雪（漫空飛絮舞輕盈）
陳國強 冬至
陳國強 大雪（疑霜疑月夜光微）
陳國強 曉霽
陳國強 述懷
陳國強 金陵秋月
陳國強 秋雨
陳國強 秋暮
陳國強 秋夜
陳國強 聞蟬有感
陳國強 金陵初秋
陳國強 丁亥中秋
陳國強 丁亥重九
陳國強 卅九初度
陳國強 秋月三首
陳國強 大風三首
陳國強 家書
陳國強 牆角菊花
陳國強 早起
陳國強 十月十四日
張劍青 步陳維誠君除夕感懷原韻
張劍青 步劉光裕君除夕感懷原韻
張劍青 步吳載揚君除夕感懷原韻
陳公博 未完成的致蔣書
周作人《老虎橋襍詩》
韋乃綸《拘幽吟草》
韋乃綸《拘幽詞草》

 

推薦序

　　前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丘為君：「這套歷史文獻，見證了一個民族主義與和平主義的信仰者，在天翻地覆的大時代裡，曲折離奇的救亡經驗。它是認識汪精衛，也是理解這個時代特質不可或缺的材料。」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育銘：「從學術嚴謹的角度來看這套書，有百分之二百的價值。」

　　《春秋》雜誌撰稿人、歷史學者李龍鑣：「非歷史學家左湊右湊的「證據」， 它是一手資料，研究近代史的人 都要看這套書不可！」

　　知名傳媒人陶傑：「為華文世界和大中華文化圈的利益計， 這套書值得我們一讀。」

代序

陳登武

　　「青史憑誰定是非」？

　　影響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因素很多，但一般人似乎不一定注意到。

　　「青史憑誰定是非」是林則徐的詩句，也是他畢生無限的感慨。

　　道光廿三年（1843），中英鴉片戰爭之後三年，南京條約換約後，朝廷首先釋放和林則徐一起充軍新疆的鄧廷楨。鄧廷楨啓行前，林則徐贈詩說：「白頭到此同休戚，青史憑誰定是非」？說的是他在鴉片戰爭之後被充軍謫貶，他認為是遭到誣陷的往事，但他相信歷史不一定是誰說了算。

　　「青史憑誰定是非」？評價歷史人物，的確不容易。對於林則徐而言，他感到滿腹委屈，可說是真情流露。如今他已得到極為崇高的民族英雄的封號，歷史應該給他公道了。但是琦善呢？那個去接他的位子，繼續與英國周旋的官員呢？因為他「主和」以及批評林則徐的態度，早已成為世人唾罵的「漢奸」、「賣國賊」。過去許多教科書命題時，甚至會出現：「請敘述琦善賣國之經過」，類似這樣充滿價值判斷的題目。問題是：這樣就把是非說清楚了嗎？

　　找一個代罪羔羊，為民族屈辱的歷史，承擔起所有的責任，遠比深自檢討反省，徹底覺悟，還要承認與西方世界的落差，來得容易多了！偏偏歷史是非不是那麼容易就說的清楚。學者兼外交官蔣廷黻檢討琦善的表現，認為他在軍事方面，「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但是在外交方面，「他實在是遠超時人。因為他審查中外強弱的形勢和權衡厲害的輕重，遠在時人之上」，他還說林則徐「於中外的形勢實不及琦善那樣的明白」，這個評論恐怕還是比較中肯的。

　　把林則徐說成「忠臣」，琦善是「奸臣」，這種簡便的「忠奸二分法」， 就是影響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其中一個障礙。

　　有人說一部二十四史不過是爭奪政權的歷史，「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被視為千古不變的定律。大多數人讀史都知道「成王敗寇」的原理，卻未必願 意以此原則仔細檢驗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例如說：既然許多人都同意這條準 則，也就是同意它會造成評價歷史人物的干擾。可是，「亡國者就是暴君」， 卻又時時籠罩在人們的記憶裡。「紂王」就是最典型的「亡國暴君」。正因為 他是「暴君」，所以得到「亡國」的歷史命運。

　　但是「紂王」真有如史書所描寫的那麼壞嗎？

　　其實古代就已經有很多人不相信了。譬如，孔子弟子子貢就說：「紂之不 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荀子評論桀紂也 說：「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對於商周之間的史事， 孟子也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由此可知， 「成王敗寇」是深深影響我們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還有一個容易產生影響歷史人物評價的思想，就是民族主義的情感。

　　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就會產生許多道德的罪名。譬如說：將某些人視 為漢奸、走狗，就是帶有濃烈民族主義立場的評價。美國歷史家小施勒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說：「陷於狂熱的人們總是要把『高尚的謊言』與現 實混為一談。民族主義對世界的敗壞就是一個發人深思的例子」。他對於民族 主義對歷史書寫產生的影響，有相當強烈的批判。

　　帶著民族主義的情感檢驗歷史人物或事件，於是凡合於民族主義精神者， 就是好人、好朝代；凡悖離民族主義精神者，就是壞人、壞朝代。類似的思維 就呈現在各種教科書中。

　　但這些都符合歷史事實嗎？真正歷史學研究的答案可能未必都如此！

　　還有一個影響歷史人物評價的因素，就是因為時間或者空間而產生的距離感。何以言之？其實就是個人的主觀態度和政治壓力所造成的恐懼。

　　人們對於距離近的人，特別是同時代的人，容易帶著個人情感或立場，評斷某個人物；好惡的感受也比較強。同時，對於這種距離當下較「近」的人的評價，也比較容易引起不同意見。因為人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再加上錯綜複雜的政治因素，也會影響人們對當下人物看法的分歧。但是，當評價一個更久遠的歷史人物時，這項因素的影響力就會遞減。

　　同樣的問題，因為空間所產生的距離感，也會造成影響。譬如：台灣學界對於歐洲或者美國某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比較不會引起太多分歧的看法。如果有，大致也比較可以讓問題回到屬於學理的客觀討論。但如果對於台灣歷史人物的評價，可能又會很容易引起不同意見。這是空間的距離所產生的個人主觀意識。

　　以上所有影響我們評價歷史人物的因素，尤其適用於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因為受到更多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使得許多歷史落入迷團，不易看的清楚，當事人固然無由為自己講話；即使相關親屬家人，也往往只能噤聲不語。其中對於汪精衛和他身邊的人的評價，尤其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使得許多史實迄今仍在重重雲霧之中，想要撥開雲霧，就需要仰賴更多史料作理性的分析與討論。

　　《獅口虎橋獄中手稿》正是這樣一本具有史料價值與意義的書籍。

　　本書彙集了汪精衛女婿何孟恆所收藏的汪政權相關人物未刊文稿。這些文稿，無論是詩詞選讀、謄抄或創作，抑或文集眉批，其中或表心境、或舒情懷、或藏幽思、或有寄託、或含微言，均可以作為第一手史料研究，具有極高史料價值。

　　試舉一例說明：本書第二冊有汪精衛讀《陶淵明集》的眉批，其中有「讀陶詩」，似為總論其觀點：

　　陶淵明詩高出古今，讀其詩者慕其人，因之其出處亦加詳寫。以愚論之，淵明於劉裕初平桓玄之際，欣然有用世之志，《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又云：「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趙泉山謂：「此詩大旨，在慶遇安帝克復大業，不失故物也」，斯言得之。及其見裕，充鄙夫之心，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始決然棄去，抗節以終，讀史述〈夷齊〉、〈箕子〉兩首，心事最為明白。五臣以下所論皆知其一，未知其二。即全謝山之推崇宋武，亦有所偏也，因作此詩：

　　寄奴人中龍，崛起自布衣。伯仲視劉季，功更在攘夷。嗟哉大道隱，天下遂為私。坐令耿介士，棄之忽如遺。參軍始一作，彭澤終言歸。豈為恥折腰？恥與素心違。世無管夷吾，左衽良可悲！若無魯仲連，何以張國維？

　　讀史者或應知道陶淵明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歷史人物，他的詩歌「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此亦借趙泉山語），汪精衛選擇批注其詩文，當亦有所寄託。其不同意諸家解說，乃至失望於全祖望之偏袒劉裕，似皆深有感觸而發，此段眉批顯然透露不少深刻訊息；其所作詩歌，更隱含微言。倘「夷」即指日本，則寄奴（即劉裕）暗指何人？就躍然紙上，不言而喻。那麼這段文字對於想瞭解汪精衛思想或心路歷程之人而言，自然值得細究，當然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從歷史學的觀點說，本書最重要的意義即在此。即便是選取某若干詩詞，僅僅加以抄寫、謄錄，或都有其深意。讀者倘能不以成敗論英雄，取其一二讀之，亦當有所體會，自然能走入不同的歷史世界。對於有興趣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而言，更不能不重視此一史料之價值。

　　陳登武，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文學院前院長，現任中國法制史學會理事長。專攻中國法制史、中國中古史、唐代文學與法律。著有《地獄‧法律‧人間秩序：中古中國宗教、社會與國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