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與變革：民國經濟史析論

5 序 / 陳方正
9 導言

經濟轉型
18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兼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41 中國經濟學社的年會及其特點
68 戰前西方對華投資意向轉變之原因
 
企業經營
84 三、四十年代中國民航事業的合資經營
113 戰時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經營活動
137 復興航業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經過

經濟侵略
164 日本對華北經濟侵略的鐵證
180 華北淪陷時期的貨幣與金融

戰時經濟
196 陳光甫與戰時中美借款─兼論上海銀行家群體的特點
215 統制經濟與戰時國營貿易
265 戰時國民政府管制物價的措施及其成效
307 抗戰後期中美兩國關於外匯匯率的博弈

官僚資本
352 官僚資本與「官辦商行」

401 後記
 

 

導言

　　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二千多年中央專制的帝王政權，建立了中華民國，從此中國改朝換代，走上了共和的道路。雖然中華民國在大陸只存在了短短的38年，在這段時間裏，國際上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又經歷了資本主義國家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蕭條；國內的政治局勢極不穩定，從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內閣不斷更換，內戰外戰幾乎沒有停止。然而儘管如此，民國政府畢竟是中國第一個共和政體，正處於由舊到新、急劇向近代化轉變的關鍵時代，而革命的激蕩與政體的嬗變，自然會帶來眾多思想與意識方面的變化，具有承前啟後的重大意義。因此長期以來，民國歷史包括民國經濟史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1982年我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即開始從事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的研究，那時正是民國史研究從「險學」向「顯學」轉型的時刻，我正趕上這個史學興盛的年代。當時檔案館正在集中力量編輯《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館領導分配我負責編輯整理民國時期財政金融方面的檔案，我首先編輯的是1912-1928年間北京政府時期的內外債，在這之後就負責選編南京政府時期財政金融的資料。在收集檔案資料的同時，我亦結合自己的工作特點，開始注重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財經政策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外經濟關係。我給自己預定的計劃是先從戰前開始，然後逐步向後延伸至戰時和戰後。在檔案館工作期間先後發表了十多篇論文，主要涉及的是戰前這一時期內容。六年多之後，我回到出生地香港，其後相繼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求學和工作。在這期間，除了擔任饒宗頤教授的學術助手之外，其餘的時間仍繼續從事民國史研究，而研究的時段逐步向後延伸，涉及的領域亦有所擴充。本書所選編的13篇論文，就是我近年來研究民國經濟史的一些成果，我根據各自內容，將其大致分成幾個專題，在這裏先就撰寫這些論文時的想法及其內容作一簡介。

　　「經濟轉型」一欄收入三篇論文，主要討論民國時期經濟體制、學術思想以及吸引外資等方面發生的變化。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型，開始進入所謂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對於這一變化和成就國內外學者幾乎均無異意，甚至對其發生的原因都有共識。傳統的觀念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以致中國的民族資本才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時機；然而戰爭一旦結束，歐美列強立即捲土重來，重新強佔中國的市場，所謂「黃金時代」也就曇花一現，一去不復返了。上述觀點根深蒂固，幾乎成為定論。對這個結論我一直在思考，毫無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確實為形成中國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帶來重大的契機，但是若要尋找中國經濟轉型的真正原因，還必須從中國內部的深層結構去分析和研究。為此，我從民國成立後國民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政府的支持與協助、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與國貨運動的興起、新生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以及投資環境的改變等方面，着重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內部因素，判斷這些才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就是〈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一文的撰寫背景及其結論。

　　晚清民初，大批的中國的知識分子留學國外，他們不僅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還帶回了許多新穎的學術觀念，經濟學就是他們創辦的一門新興學科，而中國經濟學社則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學術團體。學社社員數量眾多，他們不是留學歐美或日本的經濟學者、大學教授，就是聲名卓著的金融家和企業家，還有政府中主管財政金融事務的重要官員，學社的領導階層更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學社成立後秉承「不激不隨，無黨無偏」的宗旨，而其舉辦的種種活動對於提高和普及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協助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經濟學社的年會及其特點〉便主要依據各種資料，重點考察學社成立後召開第一至十六屆年會活動的主題與內容，分析年會形式的演變及其特點，從中觀察學社所關心的經濟問題與當時的環境之間的關係，並討論這些活動對國家的經濟決策產生的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雖然一直沒有放棄尋求西方援助的努力，同時也曾採取各種方式和辦法進行嘗試，卻一直收效甚微。然而到了抗戰爆發前的一兩年間，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個西方各國競相向中國投資的高潮，這在鐵路投資與建設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戰前西方對華投資意向轉變之原因〉就是對這一時期西方對中國投資意向為何由消極轉而積極的原因所進行的一些探索，從中既可觀察此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以及政府對於吸引外資所做出的努力，同時也能加深了解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互動，以及相互之間產生的作用。

　　「企業經營」亦收入三篇論文，主要探討的是民國時期幾種不同資本公司的創立背景及經營特點。

　　中國民用航空事業是伴隨着外資輸入而發展的。近代中國缺乏資金，科技落後，發展民用航空事業必須依靠外國技術並吸引外資；而中國幅員遼闊，市場廣袤，發展民航極具潛力，所以歐美各國都對中國的航空事業相互競爭，力圖在中國建立航線、出售飛機、合辦公司。〈三、四十年代中國民航事業的合資經營〉一文即依據原始檔案資料，對於民國時期幾家中外合資經營最具代表性的民航公司，如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和中蘇航空公司的創設背景，股份分配、人事安排、經營管理以及飛行路線等方面的史實作一簡要的敘述，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於引進外資與維護主權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中國建設銀公司是1934年由剛剛辭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聯合國內最大的十多家銀行創辦的一家投資公司，公司董事會成員不是政府財經部門的高官，就是金融界的大亨，背景十分強硬。宋子文創設公司的目的就是想借助政府與財閥的勢力，吸收外資，積極投資鐵路、電力等事業的發展，從而推動國內的經濟建設。然而正當公司事業發展蒸蒸日上之際，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公司的各項業務遭到了嚴重損失。在全面抗戰的年代中，公司仍然向外謀求借款，冀望打通國際通道，並在大後方開辦企業，堅持抗戰。〈戰時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經營活動〉一文介紹了公司在抗戰期間慘淡經營的過程。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民營航運業同仇敵愾，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借用輪船轉運物資；同時又奉命在長江各處沉船，以阻止日軍進攻，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為了賠償戰爭期間徵調民間輪船的損失，經與民營航運業公會及各受損船東商議，同意以政府的名義向美國購買輪船。購船費用部分是政府支付的賠償金，其餘不足部分，則由政府出面擔保借款，從而購買了美國戰時生產的十多艘大型的「自由輪」和「勝利輪」，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一家由各船東合股的新型航運公司。〈復興航業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經過〉詳細地介紹了這家航運公司是如何利用國家賠償購買美國船隻，並通過民間合作而創辦的經過。

　　「經濟侵略」一欄收錄的兩篇論文，是我在整理中國文化研究所資料過程中的意外收獲。

　　二十多年前，我奉命整理中國文化研究所保存的兩大箱資料，發現其中有一部篇幅甚大的資料匯編，經認真閱讀，發現它的價值十分珍貴，這就是抗戰勝利後由河北平津敵偽產業處理局經濟資料室在接收敵偽機關各種調查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和編撰而成的一部資料匯編，題目就叫《戰前及淪陷期間華北經濟調查》。眾所周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存在已久，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的各個情報機關就開始對華北各省區的自然資源、礦藏分佈、人文地理、城市人口等各種資源進行調查。抗戰勝利後，這些資料經過平津敵偽產業處理局工作人員的精心整理，不僅內容十分詳盡，而且是一孤本。這部資料不僅能印證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野心，同時也可以為現實的經濟建設提供參考。天津古籍出版社得知這一發現後，立即主動聯繫我，願將這部資料集全部影印出版，而在我的建議下，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國文化研究所也同意將原件移交給天津市檔案館永久保藏。〈日本對華北經濟侵略的鐵證〉就是我在編輯這資料集後所撰寫的前言，而〈華北淪陷時期的貨幣與金融〉則是我利用這部資料集完成的論文。

　　「戰時經濟」收錄的四篇論文相對來說篇幅都比較大，而且這個問題也是我近年來關注的一個重點。

　　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曾採取各種方式，積極向外尋求援助，陳光甫作為一個著名的銀行家，1936年，他擔任中國特使與美國財政部簽訂中美白銀協定，不僅保證了幣制改革的順利實施，而且與美國財政部高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抗戰爆發後，他又受政府委派，前往美國洽商借款，幾經談判，終於取得成功，而且為日後向外借款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陳光甫與戰時中美借款〉一文不僅介紹了陳光甫在借款中與美方進行的種種外交活動，還以陳光甫為代表，分析民國時期上海資本家這個群體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

　　戰時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外援，必須保證大批農礦產品出口換取外援，為此中國由平時經濟改為戰時經濟，管制外匯，並對所有出口物資實施統購統銷。當時中國出口的重要物資中特礦產品均由資源委員會負責，而其他如桐油、茶葉、豬鬃、生絲等農產品則由貿易委員會承擔。以往學界對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較為重視，但涉及貿易委員會的作用卻乏人問津。二十多年前我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並收集大量檔案資料，對於貿易委員會實施統購統銷的過程以及其屬下幾家國營公司中國茶葉公司、富華公司和復興商業公司的創辦過程予以深入的研究，在這基礎上完成了一部專書，而〈統制經濟與戰時國營貿易〉則是對該領域研究的一篇總結。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傷害和巨大的消耗，再加上交通受阻、外援中斷、人口遷徙等原因，導致戰時大後方物資短缺，物價暴漲。國民政府在募債、增稅都無法解決赤字上升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大量發行貨幣予以舒緩，但這就更加刺激物價的上漲，通貨膨脹日益加劇。戰時政府既要保障前方軍隊的戰備物資和糧食供應，也要維持後方軍公教人員及普通市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因此必須對物價實施管制，〈戰時國民政府管制物價的措施及其成效〉就是通過戰時政府從評議物價、平抑物價到限制物價政策的演變，分析抗戰以來政府對物價的統制政策經歷了一個從管得少到管得多、從管得鬆到管得嚴的過程。應該承認，這些措施對於堅持抗戰、穩定物價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上述政策在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失誤。由於解決物價的根本問題是要增加生產，保證交通運輸，疏通物資交流，擴大商品供應，然而在戰爭的環境下，實際上這些問題又都是無法根本解決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加入同盟國，國際地位上升。與此同時，美國也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不僅提供借款和物資援助，派往中國的軍事人員亦隨之大增，並在中國的大後方修築多處機場。根據雙方協議，美軍駐華官兵的日常消費以及修築機場的費用由中國先予墊付，日後再由美方結算成美金還付中國。這本是雙方互贏的一個方案，卻因為在外匯匯率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中國要求按照官方匯率結匯，但美方堅持要求以市場價格結算，彼此間爭執日久。這場外交爭論不單成為抗戰後期中美雙方外交談判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也對戰後美國的援華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抗戰後期中美兩國關於外匯匯率的博弈〉一文就是根據中美雙方的歷史檔案，分析歷史上中美外交關係發生的一段往事。

　　本書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內容討論的是「官僚資本」。

　　在中國，「官僚資本」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而且長期以來一直與「國家資本」、「四大家族」聯繫在一起，然而這主要是政治上的宣傳。從科學的意義上來說，「官僚資本」應該指的是「官僚的資本」，它既不能與國家資本劃等號，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這些官僚及其子弟創辦的公司憑藉與政府之間密切的關係，依仗特權，以權謀私，在商業活動中賺取了超額利潤，因此它們又與民族資本具有巨大的差異。多年來，我一直關注這個問題，並進行個案研究，先後對受到朝野輿論一致攻擊的所謂三大「官辦商行」，即中國建設銀公司、孚中實業公司和揚子建業公司分別予以深入研究。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兩岸三地五十多名學者分別撰寫中國近代史的相關內容，我被指定的題目就是〈官僚資本與「官辦商行」〉，其後該文被收錄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一書中。在這之後，我又在此文的基礎予以擴充內容，目前已完成一部30萬字的專書，希望不久後能奉獻給讀者。

　　以上就是對本書收錄論文書寫的提要，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民國經濟史的內容十分豐富，本書收錄的這些論文只是其中之萬一，斷然無法反映民國經濟史的全貌；而且各篇內容雖然均與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有關，但涉及民國的各個時期和範圍，題目亦比較分散，因此如何命名，則是一件極費思量的事。以財政經濟方面來說，民國各個時期的中央政府為了應付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均會實施一些相應的措施，目的當然是希望維持與鞏固自身的政權。在這期間當政者對於前朝政府的經濟政策既有延續，也有相當大程度的變革；在改革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錯誤的決策；而整個民國時期的國民經濟既有短暫的經濟繁榮，更多的還是持續多年的財政危機。雖然民國歷史存在的時期不長，而且戰亂頻仍，但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變革階段，其間政府推行的財政經濟政策多有變化，對近代中國的經濟變遷自然產生了重要作用。因此思來想去，就以《延續與變革：民國經濟史析論》作為書名，冀望能從一個側面反映民國經濟史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