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類為生存發出的第一聲歎息，假設為詩的淵源。溯其源，詩與生命總是息息相關。大凡人的生命在發出歡樂或者遭受痛苦時，詩總是首先發聲。同時，詩又為不可避免的人的死亡提供了偌大的研究空間。這就是我為本詩集的題目所做出的最簡要解釋。
在這篇序中，我有必要先做一下自我介紹。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出生於陝西省興平市店張鎮小南村一戶普通農民家中。我們兄妹四人，我排行老三。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初中剛剛畢業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就學的機會，於一九六八年二月吃糧當兵，在軍隊中混了十九年。歷任戰士、班長、排長、政治指導員和副營職政治教員等職。按出身講，我是典型的「丘八」（丘八二字合成「兵」字），沒有文憑，沒有職稱。至一九八七年，我轉業到陝西省機械研究院任政工科宣傳幹事。一九九六年因故提前退休。二○○二年與朋友鄧韞璧先生逃亡到韓國。二○○八年在韓國取得難民身份。至今生活在韓國。
上一個世紀七○年代中葉，我在軍隊服役期間，開始秘密撰寫反對中國共產黨專政、反對毛澤東、反對專制社會主義、反對流行馬克思主義的書稿，截止逃亡時，累計約有七、八百萬字之多。因為大陸沒有出版自由，我的書稿一直被壓在箱底「供老鼠牙齒的批判」。儘管是這樣，中國文字獄的禍患險些波及到我頭上。二○○二年十一月，當我覺察到危險臨近時，用「逃亡」的方式擺脫了禍患，獲得了自由。
其實，我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上了中國古典詩詞，後來又特別鍾愛元曲，興趣一旦養成，便一發不可收拾。起先是模仿別人，後來終於建立了自己的風格。由於我天性自由，在詩詞曲中，更多地表現出抗爭精神，無情鞭撻專制人物，勇敢追求自由，根本不可能出版，只能待在難見天日的秘密筆記本中，儘管這樣，我還是相信它總有一天可能出版。在一九八九中國民主運動中，我作為有詩人氣質的人，終於按捺不住自己內心的激動，竟然公開「跳了出來」，於五月十八日下午三時許，在咸陽市５０５廣場近萬人的集會上，發表了「中國大學生萬歲」的演講，成為咸陽市中「第一位公開跳了出來支持動亂的人」。「六四慘案」發生後，我怕我的演講招致「抄家」之禍，把自己近二十多年間寫作的紀錄在厚厚七個筆記本裡的詩詞曲（我給它起名《野花集》），做了簡要摘抄後，付之一炬。打此後，我便很少寫作詩詞。
來到韓國後，我除了在許多民主網站大量地發表政論性文章外，也寫作了不少的詩詞，絕大多數發表在僑居美國的已故臺灣人洪哲勝先生生前創辦的《民主論壇》上。洪先生對我的詩詞很是讚賞。每一篇詩稿他都進行非常認真地校閱，並給其中的許多篇寫了《編者按》。這對於我是巨大的鼓勵。此外，洪先生還在《民主論壇》上，替我建立了五本電子書：《武振榮論民主》、《武振榮論「文革」》、《武振榮論毛澤東》、《武振榮論宗教與文學》和《對一個偉大的造反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等。隨著洪哲勝先生的仙逝，《民主論壇》壽終正寢，完成了它替中國異議人士、民運人士發聲的偉大使命。
時間進入到二○一九年，我寫作詩歌的方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脫離從少年時就喜愛的古典詩，開始寫作新體詩，並且一寫起來沒有個完。又因為我在寫作新體詩方面是個新手，所以對自己的作品缺乏自信，於是便尋找外界的反映。可能是因緣際會吧，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我把自己最近寫作的一卷詩稿寄給了遠景出版社，並詢問出版事宜。出版社的葉麗晴女士給了我意想不到的肯定和支持，她在看到我寄給她關於我自己的生平簡況後，於次日回復我：「武先生，看到你的際遇後，真是可悲可敬。這麼執著地堅持令人感動。給我一點時間，讓我想想如何協助你完成人生第一本書。」在接下來斷斷續續的四、五年通信中（其中三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我們繼續為出版詩集交換意見，直至今日，終於實現了我出書的美夢。在此之際，我對葉麗晴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謝，沒有她的鼓勵和支持，就不會有本書的出版。同時也對編輯思辰表示感謝，她對本書的策劃令我欣然。最後，借此機會，對讀者們表示敬意。
二○二四年五月三十日於韓國首日特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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