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修訂二版)

增訂二版序
主編者序
蔣序
自序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第二節 陝北稱雄
第三節 洛川諒解
第四節 延安撥霧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三節 八面來風
第四節 引弦待發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第二節 艱難交涉
第三節 兵敗黃河
第四節 暗度陳倉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第二節 破釜沉舟
第三節 戰耶和耶？
第四節 孰進孰退？
 
第五章 從「革命」到「兵諫」
第一節 皆大歡喜
第二節 風雲突變
第三節 福兮禍兮？
第四節 柳暗花明
 
後記
參考書目

 

修訂二版序

　　時隔近三十年後出版社還能夠再印這本書，我既感意外，也頗覺慶幸。因為這說明，儘管書出後臺灣國史館、黨史會大量開放相關檔案，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更提供蔣介石日記手稿供研究者閱覽，各種新資料和新研究層出不窮，本書並沒有受到衝擊。

　　歷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史料研究，正所謂「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因為作為「證據」的關鍵史料的取得，每每受到主客觀因素的種種局限。而且越是近現代，由於教育日漸普及，資訊手段愈益發達，一方面各種公私史料浩如煙海，另一方面政治上、法律上的限制，也包括私權利的影響，都極大地影響著歷史研究者尋找、發掘史料的進程。僅以西安事變研究為例，拋開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的困擾不論，相信熟悉這方面研究進展的讀者都很清楚，單純就一些關鍵性的史實論證而言，距今越近的研究成果明顯要比那些距今較遠的研究成果，來得準確得多。很明顯，事情過去得愈久，當事人及其家屬故去的時間愈長，相關史料的敏感度相對也就愈低，學者發掘、利用、研究的條件相對也愈好些。

　　但反過來其實也一樣。歷史距今愈遠，重要史料散失、損毀，甚至被人為造假的危險也愈大。這也是上個世紀末以來現當代史研究者越來越多地呼籲開放檔案和「搶救」史料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本書來，也恰恰就是搭上了中國大陸、臺灣和俄羅斯，幾乎同時開放檔案的「順風車」。而我之所以沒有把研究重心放在西安事變本身上，只是側重考察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來龍去脈，主要也正是因為當年對我而言，能夠捷足先登地看到中共的檔案和共產國際的相關檔案，實在是可遇不可求的千載一時之機。

　　我是在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初期，即一九八四一九八七年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制訂「檔案法」，準備以三十年為期逐年依次解密檔案的歷史背景下，得以進入中共中央檔案館，斷斷續續花了幾年時間在那裡查檔案。主要查閱的就是中共長征到陝北後，對國民黨，特別是對張學良等地方實力派進行統戰工作的相關檔案史料。

　　由於西安事變前後中共當時的政策方針幾乎完全是在莫斯科，亦即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形成和變動的，因此，只看中共保存的相關檔案是不夠的。恰在這時蘇聯解體了，一九九三年俄羅斯通過檔案法，同樣宣布以三十年為期，逐年開放歷史檔案。我馬上抓住這一機會，前往莫斯科，進到前蘇共中央檔案館（時稱「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查閱了西安事變前後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往來電報及其他相關文獻。

　　由上可知，正是這兩個難得的機遇成就了我的這項研究。因此，我也非常感念在我查檔的過程中，特別是那些在我爭取得到進入這兩個檔案館的資格的過程中，給予了我種種幫助的前輩們和朋友們。

　　最後還想要補充說明三點情況。

　　一是一九九五年這本書出版後，我又有機會多次來到臺灣，查閱了國史館、黨史會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的許多相關檔案。二〇〇六年後也多次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了蔣介石日記手稿。雖然，新發現的史料不無可以進一步充實本書細節之處，但考慮到就張學良與中共關係這一主題來說，本書的任務事實上已經完成，大可不必為錦上添花去變動版面，故此次只對個別文字進行了修訂。

　　二是在本書出版兩年後，中共中央檔案館就編輯出版了一本很有價值的檔案資料集，即《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那裡面披露的歷史文獻不少是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雖然幾乎所有關鍵性的文獻我都已經在書中引用到了，但有個別當年沒有標明出處，或標出的是俄國檔案館的檔案號。由於這次再版不擬變動版面，故在這裡僅略做一說明而已。

　　三是本書出版當年，中共東北軍黨史組編撰出版了《中共東北軍地下黨工作回憶》，之後二〇〇〇年和二〇一七年，鄧伍文、張友坤等又進一步編撰出版了《西京兵變與前共產黨人》和《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人暨西安事變記事》等著作。這些回憶和研究文章提供了不少中共（主要是當年的「前共產黨人」）在東北軍中從事統戰工作的歷史情況。有關心中共當年在張學良東北軍這方面活動情況的讀者，或可找來做一參考。

　　最後，仍要特別感謝蔣永敬教授，張玉法教授當年的大力提攜，同時也要再度感謝東大圖書劉董事長和責編們所給予的無私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