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田海教授：在文獻裡跑田野的漢學家
羅士傑（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田海（Barend ter Haar）老師現為德國漢堡大學亞非學院教授，他受業於知名的漢學家許理和教授（Erik Zürcher, 1928-2008），是目前歷史學界最知名的宗教社會史學者。他每一次出版的著作，都會引起學界很大的關注。
我記得我是在唸研究所的時候，透過上康豹（Paul Katz）老師的課，開始在康老師的介紹下，有系統地研讀田海教授的研究。我想我可以很確定地說：只要是上過康老師的課的臺灣人，都一定都可以把田海老師的姓唸對。
記得那時候我們是先讀田海老師於一九九五年發表的一篇關於宋代以來中國地方組織與宗教信仰的文章。到了現在都還印象很深刻的是：田海的文章的內容與之前讀過的一些由英文撰寫的宗教社會史文章很不同。在那個還沒有電腦與資料庫輔助的年代，田老師的文章就運用了大量來源與性質不同的史料，並根據對所蒐集資料的整理，從而去編織出一個之前讀者沒想過的歷史圖像與觀點。我那時基於好奇，以及其實是一個研究生想要學功夫的企圖，嘗試去查對田老師用的資料是怎樣找出來的。結果我發現，田老師在文章裡面引用的資料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文集或資料集。當年驚嘆此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的功力之餘，倒也是更清楚地看到田老師對文獻積累的痕跡與努力，我想這都充分地展現出一位受過良好訓練的歐洲漢學家的深厚功力，著實令人折服。
除此之外，一九九○年代末，在清華歷史所上康豹老師的課時，因為康老師上課的內容真得很豐富，常會引起我們進一步探問的興趣，也往往會好奇地問康老師說：咦！老師剛說到的那一個問題，請問有誰做過研究？又該要如何去找呢？我記得康老師跟我們說：喔！你們可去查一下田海教授的網站。在那一個網際網路才剛進入我們生活的年代，就已經開始有學者會把自己的工作與成果放到網路上了！我們點進康老師給的網址，這才發現田海老師基本上列了一個非常豐富的宗教相關問題的研究書目，涵蓋的範圍之廣，到了後來我讀博士與日後任教的時候，都還常去查對上面的文獻。可以說，田海老師對史料跟研究史都有相當的積累，同時也非常善用當時科技的幫助。文章撰寫的同時，也順手查了一下，目前這個網站也還在繼續運作中。有興趣的讀者，也應該常去查對。（網址： https://bjterhaa.home.xs4all.nl/）
要向讀者介紹田海老師的學問，自然也不能錯過我念博士時的一起往事。記得我那時有機會跟著康老師一起去香港開會。那次會議便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親炙田海老師的風采。那時我真得是興奮極了！還記得我在會場有一段發言，顯然因為不夠完備，結果引來田老師當場有禮貌但不客氣的指正。會議散後，我馬上跑去跟田海老師請教。記得我們一路上都在說話，到了會議主辦方所安排的交通車上，也還在繼續跟老師討論。那一次討論的內容，主要是我當時計畫用一部由溫州地方塾師張棡（一八六○—一九四二）寫的日記作為博士論文的主要資料。我因此向田老師求教，對這批要處理的史料，除了仔細閱讀外，又該如何去整理這些超過三百萬字的資料呢？記得田老師說，他建議我勤寫筆記，然後就筆記的內容，進行一次又一次的篩選。並透過篩選的過程中，逐步地去澄清自己在史料閱讀中所發現的問題。田老師還說，你可以多用電腦的幫助喔！記得他還打趣地說，他在寫書的時候，總是會禁止他的小孩去碰到他的電腦，雖說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筆至此，我也想起我有一個老師說過，之前的人文社會科學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往往有以西方理論為師的現象。最特出的現象，就是出現了一系列西文中國學的翻譯著作。但這一位老師也提醒我們，作為讀者，請大家一定要記得，那些先以英文寫成的書，原先所設定的目標並不是中文世界，而是英文世界的讀者。我也才想起來，以前唸英文書的時候，若說書全部有五個章節，我們則往往會跳過第二、三章的狀況。也因為如此，這一位老師提醒我們必須格外注意與重視此間的差異，避免出現被若干不是基於本土經驗的先驗理論「牽著鼻子走」的處境。作為一位歐洲漢學家，我認為田海老師的著作，就很有說服力地去平衡了上述來自中國學界對西方學者成果的質疑，主要的原因正是田老師對原始資料掌握與整理的能力，以及透過梳理的過程所產生的富含原創性的脈絡性思考。
除了研究方法的啟迪外，若說我們都同意鄭振滿教授所講過的：「田野是一個歷史學家思想的試煉場」這句話，我們在閱讀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時候，最好是可以把這些所謂的理論運用在我們所最熟悉的一群人身上去做印證，印證過程中若出現扞格處，自然也就是我們可以去反思並修正理論的時刻。我認為田海老師的著作則是展現出一種在文獻裡進行田野的功力。我始終認為歷史學家所謂的田野，並不是只是跑到地方社會去進行訪查與蒐集資料，而是要親身進入歷史現場去進行對史料的再思考，並期許自己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結合並運用在田野間所蒐集到的資訊，去對史料本身進行提問，如此便可以重新編織出新的歷史解釋。我也常在想，這應該也就是當年田海老師在香港跟我說過的資料整理的功力以及樂趣吧！但我也常碰到學生問的問題是，那看來田野與歷史結合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應該只限於對中國明清兩代以後歷史的研究吧？我既然不做明清時代的研究，那田野對我的幫助應該就很有限吧？我想會出現這樣問題的人，都很適合去閱讀田海老師的著作，去瞭解田老師所展現出的史家技藝。這樣的技藝，以我的理解，就是在資料裡進行田野，更進一步地說，就是在資料裡進行像是考古發掘般的知識系譜研究。是故，田海老師的書往往都可以呈現出一個關於知識傳統「形成」過程的討論。
這樣的研究方法的掌握，我建議讀者可以跟我一樣去系列地閱讀田老師的著作。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言，我最早接觸的就是他關於白蓮教的專書。這一本書到目前對我的影響都還是很大，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這本書的緒論中直言，過往對白蓮教的瞭解，往往是不脫於從標籤（label）走向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過程。這對當時已經展現出對民間歷史有興趣的我，不啻是找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方向感。我開始知道要如何去釐清我們常用且由精英所書寫的史料中，所可以找到的關於地方社會的信息。到了我在寫碩士論文的時候，田海老師又出版了一本關於天地會與洪門的著作。我只能說，我真是非常幸運，能在準備寫關於臺灣戴潮春事件的碩士論文的階段，就碰到田老師對天地會等地方人群組織的史料，進行全面且抽絲剝繭的研究。這些民間的祕密結社，在田老師以可得的資料的梳理下，我們得到了一個具有結構性與冷靜的分析。之後，田老師更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在進行宗教社會史的研究，他於二○○六年又出版了一本關於巫術、謠言與替罪羊文化的討論，二○一四年則出版了一本關於寶卷與底層佛教徒的討論，二○一七年則出版了這一本備受學者期待的關羽專門著作。我也相信在可見的未來，田老師還會有更多有意思的著作會問世。
在結束這一篇導讀之前，我特別想要指出，田老師所建立基於史料的分析方法，對準備要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研究者而言，有著非常高的實用性價值。簡單地說，田老師研究的選題，我們目前仍多可在田野間輕易地發現，或說至少會聽聞到相關資訊。以我自己的經驗而言，面對田野現場的眾多訊息，其實我們非常需要以史料為基礎的知識去進行冷靜的應對，才不會一下就被田野裡的豐富性所震懾住。這些透過文獻積累所產生的知識，帶給我們冷靜的判斷，這對田野研究的進行非常關鍵，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長久的鄉村生活經驗可以一眼看出田野知識所能展現的脈絡性，但以史料為本的梳理，則會揭示與刺激研究者去思考這些地方知識形成的過程，從而能讓研究者在田野中很快地找到需要的學術問題的方向感。我想這也會是未來每一個想要實踐「進村找廟，進廟找碑」的研究者，都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基礎能力之一。
自序
臺灣版序 臺灣、關羽與傳統中國宗教生活研究
能將自己關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學術著作翻譯成中文出版，令人既興奮又害怕。興奮的是，突然之間，讀者群體擴大了許多，從已成名和初出茅廬的學者，到感興趣的普通人。然而，這也讓人害怕，因為翻譯總意味著解釋和變更，有時甚至是審查，也代表著原本就存在的錯誤上會再加上翻譯的錯誤。就我這本關於關公崇拜的書而言，這讓我更加害怕，因為關公至少從明代起，甚至可能溯及到更早的元代，一直是帝國最重要的神祇之一，尤其在中國北方。研究如此重要的宗教現象時，學者的任務是做一個批判性的歷史學家，而這不可避免地與那些同時也是信徒的讀者期望相衝突。不僅是那些崇拜這位神祇的信徒，還有更多世俗的人，他們普遍是透過《三國演義》來認識關羽。而這本書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這部小說在關公神祇的興起及其在中華世界的傳播中並未起到作用。實際上，小說內容與真正的宗教崇拜關係不大。人們崇拜這位神祇是因為祂的力量，而不是因為他在歷史或文學中是個失敗的英雄。
我以前的大部分關於中國歷史和宗教的作品，讀者主要限於學術界和業餘歷史愛好者。然而，這本書也吸引了崇拜關羽者和關公的信徒。我甚至不得不在某些版本上簽名，就像我是一位受歡迎的作家一樣──這對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來說確實是罕見的事。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過，在臺灣發生得更頻繁。這讓我意識到，歷史研究並不一定是遠在天邊的某所大學中孤立的活動，也可能同時存在於宗教和文化的生活之中。
自一九八○年代初，作為一名學生在香港和臺灣首次接觸到關公廟宇以來，關公一直是我學術生活的一部分。歷史材料非常豐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鼓起勇氣開始寫這本書。在此期間，我蒐集資料並對此進行解釋闡述。完成書稿後，我當然也發現了一些錯誤和遺漏，但這些都留給我的同行來指正。其中一個未預見的遺漏，也可能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就是對女性崇拜關公缺乏足夠的關注。儘管我認為祂的神話中帶有厭女的現象，但祂仍可以被女性崇拜，我在此後也發現了更多這方面的證據。另外還因篇幅、懶惰或是知識不足等原因，在各種層面有所忽略。對於臺灣來說，恩主公崇拜是特別重要的遺漏。在臺灣背景下，這確實是一個重要的缺失，儘管當然有足夠的中文資料來討論這個話題。我的書著重於關公崇拜的歷史，直到十九世紀末，而恩主公的崇拜主要是十九世紀末以後的發展。這也說明了，宗教傳統是無限靈活和富有創造力的，但若要加入這個討論，我便需要考量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例如祂被納入中國東南部和越南的新興宗教傳統中，或在臺灣關公信仰成為官方認可的宗教。同樣，我還應該更多地著墨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關公崇拜在中國大陸的命運。這是一個悲傷、敏感且重要的話題，但我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若要囊括這些，也就意味著對早期歷史的關注會少得多，因為本書大約十五萬字了（不知道翻譯成中文後會有多少），對於一本英文學術書來說已經相當多了。再增加一萬到兩萬字，當時出版商不會樂見這樣的情況。
自一九八○年夏天以來，我定期訪問臺灣，主要是為了見證其充滿活力的宗教生活。這樣的情況對比其它地方而言是非常難得的，而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年，我在中國的第一年，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全國大多數寺廟不是消失，就是被改作他用。所以一九八○年夏天的首訪和一九八三年的再訪臺灣，對我的學術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使我初步理解了宗教生活對塑造中華文化的巨大重要性。臺灣不同於中國，但研究中國社會和宗教歷史讓我明白，大陸曾經也有與臺灣同樣充滿活力的宗教文化，這種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但在臺灣，我學會了透過燒香和鞠躬來表示對神祇的尊敬，這對有基督新教背景的人來說並不是理所當然的事。最近，我能夠在臺灣待上兩個月，更深入地觀察其活生生的宗教文化，特別是當地寺廟和道教儀式。在此期間，當地同事和當地人給了我很多幫助，他們總是歡迎我進入他們的寺廟，或許有點好奇一個外國人為什麼會對這些感興趣。我希望在即將退休後的未來幾年裡，能繼續進行這些訪問。
漢堡／萊頓，二○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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