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噪音

推薦序

極權統治做為一門時間的藝術
文／吳家恆

　　將近十年前，雲門舞集邀請喬治亞的「魯斯塔維合唱團」來臺灣，在淡水的雲門劇場演出。林懷民《流浪者之歌》中令人一聽難忘的雄渾男聲，就是魯斯塔維合唱團所唱。

　　當時我在雲門舞集做事，有機會接觸到魯斯塔維的團員，在私下交談的場合，我問一個年輕團員：「冒昧請教一個問題：史達林是喬治亞人，請問今天的喬治亞人怎麼看史達林呢？」還好，他不覺得冒犯，我鬆了一口氣，而他的回答也讓我有點意外：「有些人討厭他，但也有些人喜歡他。」

　　對我來說，史達林是個謎樣的人物：大清洗、大整肅、大饑荒，都是這個人弄出來的。雖然我並沒有花什麼力氣去了解他，但光是他外貌的差異，就讓我驚訝。一般所熟悉的史達林是領導人的形象，穿著毛呢外套，剪裁俐落，釦子扣到脖子。頭髮往後梳，一絲不苟。上唇留著肥厚的鬍子，跟頭髮一樣茂密。眼睛似乎帶著笑意，但卻猜不透背後的心思。

　　而年輕時的史達林，卻截然不同。頭髮一樣濃密，但像火一樣，瀟灑奔放，難以馴服，年輕史達林長得有點像班．阿佛列克，眼神燃燒著青春的火焰，與掌權之後判若兩人。我不禁好奇，是什麼樣的經歷造成史達林如此的改變？史達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之所以會冒昧問這個問題，多少也跟蕭士塔高維契《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著名故事有關。這部歌劇在一九三四年問世，起先得到很好的評價，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一月看了這齣歌劇。

　　這本來是一件好事，獲得好評的作品引起領導人的注意，這可能是作曲家更上一層樓的機會。然而，事情的發展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史達林之後龍心大不悅，《真理報》刊登了一篇名為〈混亂取代了音樂〉的評論，還連發了多篇文字，抨擊《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這樣，《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就被打入冷宮，作曲家的其他作品也遭禁演或沒人敢演。

　　這件事在音樂史上很有名，即使是沒聽過《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的人，很多也耳聞此事。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會察覺此事所透出的怪誕與令人費解之處：《姆岑斯克縣的馬克白女士》是成功的作品，也在蘇聯以外演出，英國作曲家布瑞頓稱讚它「從頭到尾都有風格與手法上的一致，其諷刺切中而精彩，沒有一分一秒會讓人感到枯燥」。連國際知名的作曲家都給予好評，這部歌劇到底是哪裡冒犯了史達林，以致要下重手修理？

　　蘇聯已經解體超過三十年，今天的人（尤其是生在民主國家的人）會更難理解，不過就是一份報紙寫了幾篇文章批評，忍一忍就過去了，有這麼嚴重嗎？

　　好奇歸好奇，也沒有心思太去深究，如今，巴恩斯以這個事件為核心，寫成歷史小說，翻成中文超過八萬字，不禁勾起我的興趣：小說家會如何評價這個事件？這是在冷戰鐵幕之後的陳年往事，他要如何進行填補、擴充？

　　巴恩斯自己在〈後記〉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蕭士塔高維契對自己的生平有許多說法。有些故事版本眾多，歷經多年建構與「改進」。[…]基本上，在史達林統治下的俄國，真相很難掌握，遑論保存了。甚至連名字都會變來變去。

　　蕭士塔高維契的相關文獻很多，小說家有兩大參考對象，「首先是伊莉莎白．威爾遜層次豐富的經典之作《蕭士塔高維契傳》；其次是索羅門．伏爾科夫《見證：蕭士塔高維契回憶錄》。其他還包括格利克曼的《一段友誼的故事》與阿爾多夫對作曲家兒女的訪談《追憶蕭士塔高維契》。

　　但是，文獻歸文獻，小說家不能也不應以此為限，這一點巴恩斯很清楚，「對傳記作家是苦事一件，對小說家卻是再好不過了。」巴恩斯不用把力氣花在細節的探求與考證上，而是專注於手邊的材料，挖掘背後的可能性，描摹角色的內心活動、動機。

　　巴恩斯要呈現人長期處於極權統治下的變態、壓力下的狀況。許多在小說中登場的人事，人都真有其人，事也真有其事，但是在一個政治深入生活各個層面且後果禍福難料的情形下，事實與謊言界線模糊，真相難以探求。

　　無論就小說的鉅細靡遺或真假莫辨的程度，都令人驚訝。巴恩斯寫得好像他親眼目睹一樣，作為讀者，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把小說當作歷史紀實來讀。而巴恩斯或許無意給讀者他親歷其境的錯覺，因為整本小說集中在三個時間點：一九三六年，一九四八年，一九六〇年。三個時間點各自相隔十二年。一九三六年，當然就是屈辱的原爆點；一九四八年，相隔十二年，二戰也結束了，時代進入新階段，但是傷痕猶存，蕭士塔高維契當年的「錯誤」，還是會被拿出來談；一九六〇年，史達林已經去世數年，在赫魯雪夫的主政下，冷戰開始出現融冰的跡象，而蕭士塔高維契身為具有國際聲望的蘇聯作曲家，前往美國進行交流。

　　讀者如果沒有特別注意年分，會覺得小說各處的基調是不變的，彷彿演奏的都是同一首交響曲，即使外在環境不斷在變，蕭士塔高維契長年生活在被整肅的恐懼之中，他的周圍和內心，已經像鐘乳石一般，凝固成一座牢籠。巴恩斯無意探討這座牢籠是怎麼造成的，而是讓讀者從各種細節中，看到緩慢累積的過程。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極權統治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