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雙城記——序郝譽翔《城市異鄉人》
陳芳明
重新回望中國的五四運動，以及隨著運動而陸續浮出歷史地表的作家，距離今天已經整整一百餘年。這樣的歷史縱深，確實需要一定的洞見，而且也需要在眾多史料中慢慢爬梳。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了，但那段時期誕生的新文學作家，至今還是不斷受到議論與檢討。當年被稱為「文學革命」的世代，許多知識分子大多都從偏僻的鄉村慢慢跋涉到人文薈萃的城市。尤其北京與上海，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嚮往的兩個城市，畢竟城市是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經過五四運動之後，有太多傳統書生也開始要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中國現代城市的崛起，其實是經過西方勢力的侵略，而終於引進許多全新的價值判斷，包括時間觀念、衛生觀念、交通秩序與知識傳播。這種伴隨西方列強的侵略，也為中國讀書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古老的北京城或租借地的上海，再也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傳統的世界。尤其是五四運動之後，西方文化開始源源傳入中國，北京與上海在西風的吹襲下，逐漸變成新興知識分子的嚮往目標。
現代文化的風潮開始襲擊中國古老的城市北京，許多新興的知識份子也開始追求西方傳來的學問，其中最重要的轉接站便是日本。在整個東亞國家裡，日本決心打破幕府文化，開始大量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禮，終於造就了明治時期的維新運動。在中國新興的知識份子，希望能夠脫離傳統文化的藩籬，藉由庚子賠款的資助，大量東渡日本去學習最新的知識。典型的代表便是魯迅，而他後來認識了瞿秋白則是留學俄國。郝譽翔在她的第二章，便是探討魯迅與瞿秋白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書中討論魯迅與瞿秋白之間的互動尤為精彩，這兩位扮演啟蒙角色的文人，都同樣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漸漸脫離古典書籍的耽溺而逐漸朝向西方知識的追求。魯迅在一九一八年加入《新青年》的編輯，瞿秋白則與許地山創辦了《新社會》。兩份雜誌都用了「新」的命名，似乎已預告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即將到來。所謂「新」，指的是新時代的到來，其實就是指西方文化的衝擊，藉由船堅炮利的武器終於打破了鎖國許久的中國。無論是佔領區或租借地，都可以看到與中國傳統生活習慣截然不同的價值觀念，例如：衛生觀念、時間觀念、交通觀念，都與古老的中國社會有很大的區隔。
留學日本的魯迅與留學俄國的瞿秋白，他們的思想取向截然不同，但同樣都是朝向追求現代性持續前進。一九○四到一九○五年發生的日俄戰爭，是一場海戰與陸戰的混合決戰。這場戰爭，最重要的意義是，長期受到西方侵略的亞洲國家，終於也有一場阻止西方帝國主義予取予求的頹勢。這不僅代表東方的崛起，更代表日本的崛起，這說明了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會出現留俄派與留日派的區隔。對這群有留學經驗的知識分子來說，也許仍然還在閱讀傳統的典籍，但他們的心靈狀態已經徹底改變。他們不再沉溺於古書的句讀，反而期待透過自己的留學經驗，在傳統文化裡注入新的思考、新的價值。
經歷過西方侵略的中國，似乎不會只是依賴國內百姓的覺醒。在歷史轉折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知識分子把日本、俄國與西方國家的知識陸續介紹進來。思想的轉變也許過於抽象，但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及後來不斷崛起的學生運動，正好可以說明永遠不變的中國也終於改變了。郁達夫曾經以「零餘者」自況，彷彿在暗示他們無法對中國社會有任何作用，但是郝譽翔則以「城市漫遊者」給予概括，無論他們是不是「多餘的人」，或者是「浪人」，都無法掩蓋他們帶回來的知識的多重效用，畢竟他們所接觸的知識與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再也不可能等同起來。散居在北京的郁達夫與瞿秋白，並不可能察覺他們自己的生命充滿了積極作用，他們所夾帶進來的思考方式與價值觀念，顯然與古老中國劃清了界線。
一場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其實已經在城市的某個地方埋下了改變的欲望。他們縱然都居住在同鄉所設立的「會館」，許多思想革命的種子都在這些空間暗中醞釀著。在討論郁達夫時，特別點出他在北京受到五四思潮的衝擊。一九二○年代左右，北京文化開始出現重大的改變，曾經是貴族遊憩的園林，最後都變成市民的公園。這是一場相當驚人的變化，一方面暗示過去貴族的生活空間終於慢慢被打破，一方面則彰顯伴隨著新文化的到來，新興知識分子開始扮演改造思想的擘造者。
相對於郁達夫的「零餘者」，瞿秋白則自稱「多餘的人」。他們在城市的漫遊從未引起當權者的注意，正式在這樣的空間，他們的思考與想像也逐漸散發出知識的影響力。作者以細讀的方式，終於在毫不相關的知識分子之間拉出一條相關的線索。郝譽翔討論了文學革命之後的中國作家，包括魯迅、瞿秋白、郁達夫、沈從文、葉聖陶、蔣光慈。對於舊社會而言，他們是多餘的人；對於新文化的誕生，他們則是思想啟蒙者。無論他們在留學期間的浪遊，或者是回國後在城市裡的漫遊，都正好點出他們夾帶而來的文學思想與創作技巧，已經埋藏了蓄積已久的革命力量。這是近年來少見的一部學術著作，如果沒有經過細讀與研究，就無法彰顯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改造力量。
這部論文集中在北京與上海兩個城市，但是牽涉的內容並不止於書中討論的作家，而是更進一步建構中國新文學運動創作者的思想與風格，這部著作應該為後解嚴時代帶來全新的思考與視野。新文學運動之所以稱之為運動，乃在於有一股新的思考、新的價值、新的書寫夾帶其中。郝譽翔在這部書裡，所耗費的功夫、所耗費的心力，將受到國內研究者的重視與尊敬。隨著這部書的完成，顯然也傳達了一個信息，縱然許多中國新文學作家已經受到眾多學者的爬梳與討論，但是經過細讀與再閱讀，終於還是可以找到許多縫隙而另闢蹊徑。
導論（節錄）
北京：光耀天子的巴別塔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不僅代表一個古老帝國的結束，政權的轉移，也是北京這座數百年來以專制君主為核心所架構而成的帝都邁向現代化的開始。
北京自從元代建城以來就成為帝國的象徵，它的空間乃是經過精心設計規劃的結果，以紫禁城作為中軸線朝左右兩邊展開，而清代以後又以正陽門作為界限，將城市的上、下區分成為「內城」和「外城」：「內城」是滿人王公貴族的居所，而「外城」則是漢人平民聚居之地，以實際的城牆將滿族／漢族，以及貴族／平民的世界區隔開來，如此一來，城市的空間則無異是種族以及權力位階的象徵。
一九○○年，以《冰島漁夫》聞名全球的的小說家皮埃爾．綠蒂（Pierre Loti, 1850-1923），以法國海軍上校身分參與八國聯軍艦隊而來到北京，因此寫了《在北京最後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P’ekin）一書。綠蒂在書中把北京城比喻為一座「巴別塔」，「規則得像一個幾何圖形，似乎修來只是為了妥藏並光耀四百萬靈魂的主人：天子」，認為如此嚴謹的空間布局，在西方世界可以說是前所未見。然而八國聯軍的法俄軍隊射出第一炮，擊向北京的東便門，炸毀箭樓的那一刻開始，這座城市的完美幾何空間就注定要在二十世紀走向了崩塌。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國瓦解，滿人貴族隨之流落入民間，而內城和外城的區隔也因此被打破，從此以後，城牆就再也抵擋不住戰爭以及革命的洪流，開始被有計畫地拆除，或是無意地摧毀。原本北京皇城是一個方正的格局，築有高大的紅牆黃瓦的城牆，城牆之內屬於禁區，一般老百姓不得入內，而僅在四邊打開天安門、地安門、東安門、西安門等幾座對外的城門，但如此封閉的城市設計，到了二十世紀便成了交通嚴重的阻礙。於是民國初年對於北京城的改造，多集中在打開它原先封閉的格局上，故在一九一二年左長安和右長安門城牆拆去，從此打通一條長安大街；一九一四年正陽門拆除；一九一五年德勝、安定、東直和朝陽門拆除；一九一七張勳復辟稱帝的美夢粉碎，更加速了城牆改造的進度。東皇城根向南一段拆於一九二四年，向北一段拆於一九二六年，直到一九二七年，北面皇城以及宣武朝陽城樓拆除之後，北京城牆已經所存無幾，從此也不再有所謂「內城」和「外城」的階級區別。
頗堪玩味的是，上述城牆的改造其實並非一樁有計劃的行動，而是與中國當時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相互對應，軍閥以及百姓偷挖城牆去販賣的情事，時有所聞，這也使得皇城的瓦解以及城市空間的釋放，並非出之於政府有意識的制訂政策，而更像是一齣荒腔走板的失控大戲。但不管它的過程究竟是如何，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多年之間，可以說是北京城市空間流動與變遷最為劇烈的一段時期，也是中國從君主集權的專制帝國，邁入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大轉折關鍵。
在這段時期之中，延續千年的帝制瓦解，但新的國家秩序卻尚未重建，而位居城市中心並且同時象徵權力中心的紫禁城，內部也一直是處於懸虛不穩的狀態，故城市空間界線的泯滅瓦解的速度，恐怕要遠遠大過於建設。正如同學者史明正所指出的：近代北京城市的變遷，從城牆的瓦解，貫穿南北中軸線的象徵意義被削弱，皇家園林紛紛對公眾開放，昔日高大森嚴的城牆城門，如今也被環城路和地鐵所環繞，而前者象徵的是帝都威嚴，後者則是意味著現代大都市的流動性，凡此種種變化，皆一再表明了西方啟蒙主義對於人的重視，以及現代性對於這座城市的滲透。
五四世代（一八九五—一九○五）
就在二十世紀初此一遽變的時刻，一批誕生於新世紀也是新時代的中國知識青年們，正要浮出檯面，而恰與這座處於崩毀之中的北京城市相逢。他們已經與十九世紀末上一個世代的中國文人不同，不再被科舉制度所收編禁錮，而是受到西方思潮與現代大學的洗禮，以全新而開放的面貌出現在中國的舞台上。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這批知識青年抒情言志的載體，已不再是傳統的八股時文，或是受限於格律押韻的古典詩詞，而是自從清末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的「新小說」之後，從過去的「小道之言」如今卻躋身文類之首的現代小說。
對於二十世紀的新青年而言，文學也不只是抒情傳統的產物，而更是結合了心靈乃至於對社會國家求新求變的渴望，因此從五四白話文的「文學革命」到五卅之後的「革命文學」，文學已超越了個人的審美活動，而在不知不覺中被賦予了「社會革命」的豐富潛能。
如此一來，現代城市、現代國家、現代知識分子、現代小說乃至於社會革命，遂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成為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緊密對應的元素，而以北京這一座城市作為搖籃，生根發芽，並且從而構設新中國未來的藍圖。發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九年之間，以北京大學作為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與愛國運動，便是現代「城市」、「國家」、「知識分子」、「文學」到「革命」之間相互結合的最佳例證。
故以下本書試圖回到民國之初尤其是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年之間的北京城，透過世代的角度，論述一批誕生在世紀之交的五四青年，如何在北京城市的空間之中穿梭、生活以及漫遊。我也將試圖分析這座城市如何啟蒙五四青年的知性與感性，滋長他們對於個人乃至國族想像的種種可能，並且繼之將此種想像付諸於文學的創作。其實個人與國族之間的對應關係，自從晚清康有為、梁啟超及譚嗣同等人在探究「己」與「群」的概念時，便已經是念茲在茲。然而從晚清文人戊戌變法，到五四世代新文化運動，雖然同樣都發生在北京城內，乍看之下城市本身的變化並不大，但究其實，其空間的象徵意義卻已經是判然有別。
故本書也將著眼在世代的更迭和變異之上，而不沿用傳統文學史的書寫模式，援引各式各樣的主義如寫實主義、浪漫主義等等；或是文學流派如文學研究會、創作社和新月派等等；或是文學論戰，如「革命文學」、「第三種人」和「國防文學」等名詞的釋義辨析，或許，暫時將這些看似繁複又矛盾的思潮和論爭擱置在一旁，而改從世代的面貌和心靈去著手，將更能夠貼近五四文學從二○到三○年代的發展，及其精神面貌曲折延續的內在歷程。
誠如余英時所指出的，五四既非文藝復興，也非啟蒙革命，因為「它根本上是一個文化矛盾的年代，而定義上矛盾是多重面向的（multidimensional） ，也是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我自己從不曾視它為一種宛如歷史鐵則所統御，導致某一預定目的，單一且又連貫的運動。」故五四的矛盾、混亂，乃至包容了各種思潮的歧義、多元與開放，不也正是恰恰好吻合它所發生的場域：一座城牆在不斷拆除之中，因此空間流動不羈，以致各方人馬與階級勢力紛紛湧入的現代北京城？
本書也將借用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觀點，將中國這批二十世紀初的新興世代定義為「五四世代」，他們包括了「老師一代」：指出生於一八八○到一八九五年間者，如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等等；以及「學生一代」：指出生於一八九五到一九○五年間者，如郁達夫、蔣光慈、沈從文和丁玲等，而許紀霖則更進一步將此「學生一代」定義為所謂的「後五四世代」，也就在成長過程之中受到五四思潮所啟發影響的一代青年。
史華慈也認為所謂的「五四世代」必定有一共通之處，以至於可以和早先的一代晚清文人如嚴復、康有為、梁啟超或譚嗣同等區隔開來。然而這兩個世代之間的差異之間究竟為何？此一課題攸關中國二十世紀的現代性，答案或許不少，但本書特別要從城市的角度切入探究。因為若是粗略回顧五四文人的成長背景，便會發現他們大抵上多是出生在中國南方，也大多在青年時代就離鄉背井，遠赴迢迢的北京，並多在北京這座城市之中接受啟蒙，從而展開了個人的文學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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