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追憶逝水空間
我選擇用一種和平而舒緩的語調，去寫一九七五年我們從高雄搬到台北，輾轉遷徙在盆地邊緣的經過，去寫山與海所懷抱的北投，寫關渡平原的朦朧煙雨，寫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現的鬼影，以及一間大雜院似的違章建築……
書早已完成了好久，才終於下定決心要寫這篇序文。
說來有趣，其實我經常寫序的，但都是為了別人而寫，為那些台灣或是陌生的外國作家寫長篇大論的導讀，久而久之，只把它當成一項功課在做，但輪到自己的書時，我卻是百般的不情願了，更不願找別人去寫。寫序是件苦差事，我可不想給朋友添麻煩，而現在流行名家推薦，一本書的書腰上掛了好多名字，叮叮噹噹的，都快分不清作者究竟是誰？我也不愛做這種事。我寧可自己的書以乾淨樸素的面目見人，安靜地躺在書店角落裡，只等待有心的人前來打開。
然而到了這本書，我的心情卻彷彿有些兩樣了。分明已經寫出十二多萬字，卻還有許多話沒交代清楚似的，於是這篇序，便是非寫不可的了，並且在心中輾轉翻騰了許久。夜裡我躺到床上，話語便源源不絕自暗中湧出，如絲纏繞，如繭自縛，又如河水氾濫沒入窗來，而我以棉被蒙住臉，心卻沉落到比黑夜還靜、還深。這究竟要教我從何說起呢？
就從為什麼寫這本書開始吧。
說起來，倒是繞了好大一圈。這些年，我學術研究的主題是中國二、三○年代作家的文學與生命旅程。我花費許多時間去製作文人如魯迅、茅盾、沈從文、丁玲等人的生平年表：他們在哪一年出生？故鄉在哪兒？父母是誰？家中排行老幾？幾歲離家？上哪兒求學？哪兒工作？又為何總是四處奔波，惶惶不知所以，而套句魯迅的話來說，便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些不安的靈魂究竟為何而來？又要因何而去？我跟隨他們的腳步，在近一世紀前的中國地圖上流浪遷徙，一一標誌他們曾經落腳的城市，走過的街道，居住的空間，推敲這些人物彼此的相互關係。而我發現，他們竟然宛如彈珠似的，偶爾在某個瞬間發生了巧妙的碰撞，又會在下一刻彈跳開來，但卻從來都不曾真正地分手遠離。他們總是被一股看不見的、亦無從抗拒的命運萬有引力所牽引。
那引力如同漣漪一般越擴越大，直到把原先不相干的人、事、物全都漸次漩入了它的黑洞：那一神祕而發光的小宇宙，在我腦海中不停歇地環繞運行。
正當埋首於這件看似枯燥、但我卻深為之著迷的學術工作時，有一天，我注視著電腦螢幕，望見上面投影出來的朦朧臉孔，這才忽然想起了我自己，還有我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們。我的外祖父母來自於澎湖，我的父親來自於山東，他們一是在三○年代中葉，一是在一九四九年，先後去到台灣高雄，彼此相隔的時間也才不過十餘年而已，嚴格說來，都是這座小島上的新移民，但他們並未就此在一個定點上安居過。流浪，是我家族血液中與生俱來的基因，他們攜家帶眷，在島上由南走到北，而我的成長歲月，也彷彿是在一座座公寓的水泥盒子中穿梭度過。
公寓，是我踏入城市空間的第一步，也是我認識台北的起點，一如二○年代的沈從文，他從迢遠的湘西入京，第一部小說便命名為《公寓中》，而二十世紀都市的現代性也於此間摩挲成形。
我仔細地在北京地圖上，核對校出沈從文公寓的位置，然而卻把自己曾居住過的地方全拋諸腦後。相較之下，我對於我的家人是多麼冷漠和吝嗇啊，我從來沒有為他們作過生平年表，也從未去追蹤他們移居的腳印，更不要說上圖書館查資料，檢索他們留下來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了。我對於沈從文的認識，竟要遠遠地超越了自己的祖父，而我屈指一算卻赫然發現，他們是同一個年代的人，只是我家族的逝水年華，如今早已不可追憶。
我不禁啞然了。
於是我決定把寫了八萬字的論文擱到一旁，而開始了這本書。我的家中既沒有顯赫的先祖，沒有開枝散葉的親族，更沒有家傳的日記或族譜，我只能依循不可靠的記憶，獨自鑽進那一條混沌又黯淡的時間隧道，而這一路，臉上披滿了拂之不去的蛛網灰燼，其艱辛的程度，竟比起寫論文還要更多幾分。但這條路既然已經走了，就不容許再回頭，我彷彿化身成為好萊塢電影中穿梭時空的英雄，一心只想要把凝固在時光另一頭的親人們，拯救出來帶回到此時此刻。但可怕的是，當我真正開始書寫之後，我才驚覺，原來在時光的另一頭，根本就沒有任何人需要我拯救，他們早就默默地離開，各自求生去了，而蹲坐在隧道終點黑暗無光深處的，其實只剩下我自己一人而已。
是的，只有我自己。一個從高雄初來乍到台北的、六歲的小女孩，她孤伶伶地蹲在暗中，抱住雙腿埋著臉，她被困在城市的公寓與公寓之間，困在陽明山腳與淡水河蜿蜒的邊緣，她走不出去。就在這本書中，我終於和久違多年的她再次重逢，心中忽然大慟，因為我知道，除了以文字再伴她走一遭之外，我什麼也不能做。
我能夠救得了別人，但救不了從前的自己。她早就如同化石，烙印在我的骨血之中，又如細小的針，沒入肌膚深處，肉眼無法看見，亦無從起出，但只要不經意地輕輕一碰，就會錐心地痛。
於是有了此書，我以文字召喚那徘徊於逝水空間之中的、孤獨的靈魂。寫到結尾，我幾乎是不忍心畫下最後一個句點了。因為這一回，我把自己掏得很深很深，我早已下定決心，當書寫完畢之時，就是永遠的告別，而自今以後，那六歲的小女孩又將沉回於黑暗之中，再也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呼喚，有如亡魂終於得到了安息，從此落入冥府。
六歲的女孩沉回於牆與牆切割出來的、城市的公寓之中，而那兒總是幽暗無光的：冰冷的磨石子樓梯，窗簾垂落，鮮少點燈的客廳，以及沒有窗戶的潮濕房間，壁紙的邊緣捲翹起來，露出無聲無息爬滿了黑黴的角落。
我就在那些房間中成長，一直到大學畢業，足以離家獨立謀生為止。然而卻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有多麼厭惡那些公寓，就連我的母親也不知道。是誰說過，公寓是一個私密而溫馨的家居？我痛恨教科書上一再複製出來的刻板印象：父親坐在沙發上看報，母親在廚房忙煮飯，爺爺在陽台上澆花。不，我們家沒有這些，從來沒有，而且據我所知很多人，至少曾與我共同分享過同一間公寓屋頂的人們，也全都沒有。
我痛恨總是有人天真地認為，一個「家」理當就應該是這樣，是那樣。然而，我又要如何去駁斥關於家的貧乏想像呢？我甚至連它的定義和範疇都搞不清楚。就在我出生後沒多久，父母便離婚了，而我同母異父的姊姊們，不是逃家，就是寄住在別處。我們家的成員因此總是流動不定的，甚至不曾真正吃過一次團圓的年夜飯。後來，母親為了攢錢，把公寓用木板隔成了許多小房間出租，於是在「家」這個字眼的頂蓋之下，蜂巢似的塞滿了陌生人的小小蝸居。家，從此已四分五裂了。
起初我還是懵懂的，繼之困惑，轉而憤怒，一個孩子的憤怒。我逐漸明白自己原來一生下來，就理該享有的東西：一個家，居然在沒有任何交代的情況下，就被硬生生地拔走了的憤怒，但我的父母對於此，卻竟一點也不在乎。他們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就在從物質到精神上皆極度貧乏的七○年代，他們其實更在乎的，或許是一些遙遠而虛幻的事物：我的父親追逐浪漫的愛情去了，而我的母親則永遠在為金錢焦慮，那焦慮日夜充斥在公寓的空氣裡，懸浮著，蒸騰著，不斷煎熬所有的孩子們。
那焦慮總讓我感到錢是不潔的，是拋之不去的原罪，是屈辱。
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只想逃開，直到如今才有勇氣回頭，去述說這些，去面對六歲的自己，告訴她：根本不必感到罪惡，也不必憤怒，因為那些都是大人製造出來的假象，不是生命的本質。而如今的我已經長大了，所以終於可以心平氣和地，一起回到生命的初始，去見證這一切發展的脈絡，並且將命運之輪所碾碎的、扭曲變形而不堪卒睹的記憶渣滓，全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
於是這一次，我選擇用一種和平而舒緩的語調，去寫一九七五年我們從高雄搬到台北，輾轉遷徙在盆地邊緣的經過，去寫山與海所懷抱的北投，寫關渡平原的朦朧煙雨，寫在公寓中半夜幽然浮現的鬼影，以及一間大雜院似的違章建築，用鐵皮搭建出來的狹小廚房，以及從四面八方漂泊而至的房客們，異鄉人，也寫八○年代初期大業路開通，就在北投後火車站天蒼野茫的草地中間，新闢出來一大片四層樓住宅，母親開設的小撞球店，還有我們住的一座ㄇ字形社區。我至今仍然清楚記得，十七歲的我經常獨自站在陽台，對著底下空無一人的廣場發楞，而不知哪家豢養的八哥鳥，總愛一直呼喚我的名字，譽翔譽翔，彷彿是落葉片片飄在廣場的正中央，寂靜而冷。我趴在欄杆往下看去，那ㄇ字形活像是埋葬青春的一座墳。
想來也是荒謬，我們如此平凡的老百姓，家族故事卻擁有通俗劇所必備的一切元素：流亡、招贅、情殺、守寡、遺腹子、離婚、外遇、私奔、逃家……，一波接一波的衝突高潮不斷。但我卻還一直抱著模糊的幻想，以為我們也會像通俗劇一樣，有個以和解收場的大團圓結尾。我甚至可以看見那幅悲喜交織的畫面了，全家人抱在一起，把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上，流著淚說：從現在起，我已經徹底地原諒你了，就讓我們把一切的不快樂，全都留給過去吧。
但這一天遲遲沒有來。
在真實的人生中，矛盾不但沒有獲得解決，反倒是只會引出另外一個矛盾，而死結不斷地打下去，越打越緊，越多。然而我不死心，還在幻想著我們這齣戲的結尾，究竟是誰會大發慈悲？是誰被原諒？又是誰有幸拿到了那一支赦免的權杖？
而結局卻始終沒有來。就在二○○五年中秋節那一天，我的父親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為他的人生劃下了突兀的句點。我這才惶恐地發現，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父親的驟然離席，使得故事情節再也不可逆轉，而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一齣團圓的戲碼，在舞台上只演到了一半，便戛然中斷。
太遲了。父親永遠不會回來了。六歲的小女孩卻還蹲坐在公寓的角落中，抱住雙腿埋著臉，靜靜地等待。她還不知道，自己將注定要永永遠遠地，被定格在這樣一個空缺的狀態。
父親是自殺的。如今我終於可以寫下這句話，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是的，對他而言，生命是瀟灑地結束了，但我沒有，他自顧自地往前走，卻把我留在原地，演一場沒有對手的獨角戲。黑暗中，一只聚光燈孤伶伶打下來，打在我小丑似的臉上，哭笑不得。
時間從此豎立起一道透明的牆，就在二○○五年中秋節的那一天，任憑我撞破了頭，也回不去。但我從來沒有想過他是再也不願意活了。他暗示過的，法院寄了封公文來，說別人用他的醫師執照詐領十倍的健保費。他告訴我，我卻沒把它當一回事。我以為很簡單，要不就繳罰鍰，要不就打一場官司。我主張後者，應該要把幕後的罪魁禍首揪出來。但我從沒想過父親對於國家機器的恐懼，我不懂他，我卻一直以為我懂。
我以為他只是厭倦了自己新娶的越南女孩，我以為他只是在為自己的善變找藉口。結果不是，他是真的不想活了，計畫了兩個月之久，結果罰鍰也繳給健保局了，但他還是要用死來討回公道，證明自己身上那一件醫師袍的清白。這是他唯一的辦法，他只有自己的生命可以做籌碼。我對他的計畫渾然不知。但越南女孩知道，她和父親根本語言不通，父親卻什麼話都願意對她講。
神仙一般的女孩，父親這麼形容她。他把她送回越南老家，然後在中秋節的早上，獨自一人從河內回到台北三峽的租屋處，才死。他要越南女孩打電話通知我，叫我去看他，還說他最愛的人是我。
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
其實早在十年前，我便在小說《逆旅》的結尾〈晚禱〉中，用如歌的語法寫下這些句子：「父親說妳是我的女兒嗎我可不可以抱抱妳，跳支最後的舞給我看吧倒杯已涼的茶給我喝，直到死時，我才終於知道原來我愛妳。」彷彿是一語成讖似的，我竟預言了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我說的話。
但父親不親自說，他要越南女孩轉達，因為他開不了口。他對我總是沉默。所以我應該相信這三個字嗎？愛來得太突然，所以他是真心的呢？還只是在哄我去處理他的後事？他沒有留下答案。我不甘心，只能自己去找。他生命中最後的秘密在越南。於是就在三年後的農曆年除夕，我來到了河內，坐在古老又狹小的火車站候車室中，一張父親或許坐過的長條木椅上，等待著一列他在人生的最後一夜曾經搭過的火車。我要循著鐵軌到北越山區，一直到靠近中國的邊界，去找他曾經走過的一條彎彎曲曲的山路，而那條路通往一棟門片刷著藍漆的小木屋，越南女孩的家。
但我沒有找到，我當然找不到。我只知道大概的方位，連地址都沒有。
那是我一生中最淒涼的一次旅行了。天氣說不出的寒冷，從早到晚下著綿綿細雨，冷得人牙齦發痠，而冬天山間的梯田長不出作物，到處都是黃褐色的泥濘，一踩下去就浸透了整雙鞋子。我茫然地站在山谷中，純白的大霧不斷冉冉升起，彷彿刻意要把這世界的真面目全都遮蔽，我忽然感到這是父親對我的懲罰，懲罰我為什麼三年過去了，卻對他的死還不肯放手？灰色的雲層壓得極低，一陣風來，把我裹在雨霧之中，就在那一刻我掩面淚下，我醒悟到，原來不論是死者或生者，都早就應該得到自由。
於是有了此書。
山中大霧朝我瀰漫而來，彷彿把我帶回我的成長之地北投，同樣是憂鬱的山嵐，溫泉、雨和霧，往事如水汩汩地流淌，流成了文字之河，淡水河，新店溪，沿著台北城的邊緣流過，引領我進行一趟大旅行，一趟生命中時間最久、旅途最長的旅行，將我從小到大所經歷的空間又重新走過一回。在旅途上，我又將與逝去的親人，以及那些我識與不識的、曾經短暫共同居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人們重逢。他們是在時空之中不停流浪的奧德賽。
我也彷彿又搭上了小時候常坐的、往來於高雄和台北之間的平快夜車，彷彿又看到了那個六歲的小女孩，夜深了卻還不肯睡，她趴在車窗玻璃上，好奇地辨認燈光下月台站牌的每一個字，她伸出手，撫摸車窗上惶惶的倒影，而那玻璃冰冷且奇異的觸覺，至今還一直停留在我的指尖。然後我也彷彿看見了黎明時分，小女孩跟隨大人從車廂走出，踏上台北的月台，踏上陰雨連綿濕漉漉的小巷弄，踏上沒有點燈的公寓樓梯間。
而那些公寓彷彿從來沒有新過。打從一有人搬進之後，它們就無可挽回地老去了。它們老在人的氣味裡，老在人的愛恨裡，也老在一個孩子的目光裡。它們老在我這一本書的文字裡─用廢墟組成的小宇宙。
然而奇妙的是，就在寫這樣一本關於死亡與告別之書時，我的身體裡卻悄悄地出現了一個新的生命。我的女兒，從我的子宮中孕育而出。當第一次在醫院透過超音波，聽到她的心跳聲音咚咚傳來時，我簡直激動到說不出話，不敢相信我的體內竟然埋藏了如此頑強的、生之種子和根芽。於是從死亡中孵化出新生，就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成形，白天與黑夜不停地交替循環下去，黎明繼之晚禱，黑夜中曙光漸露，而生命永不止息。
我不是一直在幻想我們家族故事的結局嗎？原來，這就是答案，上帝所賜給我的美好結局：一個純淨無瑕的新生命。
於是這篇序寫到這裡，也總算可以結束了。最後，我特別要感謝的是朱西寗老師，十多年前我接到他一封信，要將我收入他編撰的《山東人在台灣》一書，而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當時的我還在讀博士班，剛發表了些不成熟的作品，非常感激朱老師慷慨將我列入書內，還在信中鼓勵我，我只遺憾沒有機會親自向他道謝。後來，我父親不知從哪兒得到這本書，發現我的名字，半是驚詫，半是驕傲，只要遇到同鄉的人就忍不住要拿出來炫耀。我難得能讓父親這麼開心，因為山東人這身分是他給予我的，一如澎湖人、高雄人這身分，是母親給予我的一樣，而我願意將它們永遠別在自己的身上，並且告訴給女兒知道，我們家族來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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