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二○一六年，我開始對「胡適思想批判」學案進行系統研究，後成文約三十萬字，隨讀隨記的過程中，有了這些「補遺」式的思考。
〈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考述〉，原載《文藝爭鳴》二○二三年第十期。因歷史變遷，胡適與俞平伯的趣味論由美學觀念延伸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二十世紀五○年代，李長之、蕭山、譚丕模、鮑正鵠、羅根澤、馮至、吳組緗、李澤厚、霍松林、白盾、田餘慶、戴鎦齡、塗樹平、詹安泰、馮沅君、胡念貽、陳煒謨、趙衛謨、郭預衡、楊招棣、陳友琴等文史學者，不約而同地將趣味主義置於現實主義的對立面。由歷史事件再回溯趣味主義及「怨而不怒」風格論，有助於還原歷史真實，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群體的歷史反應。
〈曾樸與胡適的論爭──「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考辨〉，原載《現代中文學刊》二○二一年第二期。胡適以科學實證的方式識別「白話文學的模範」，其志在樹「模範」並建立現代學術的典範。《孽海花》不合胡適的「科學」考證趣味，胡適挑《孽海花》「迷信無稽之談」來批評，是科學與迷信之爭。一九二八年前後，曾樸修改、續寫《孽海花》，並回應胡適的批評。在給胡適的長信中，曾樸主張有系統的翻譯名著，擴大文學舊領域，批評青年人的懶惰及欲速。此時，從本土文學裡尋找「白話文學的模範」已達到預期設想，胡適重讀及再評《孽海花》意義不大。《孽海花》與名著翻譯之爭，皆屬「創造中國的新文學」的範疇。
〈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原載《南方文壇》二○二一年第一期。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實驗主義」，看似不相干，但實際上，二者在思想論方面互相呼應並驗證。胡適等人發起文學改良，借新文學、活文學建立國語的標準，並通過教育解決「人的問題」及科學主義所需要的「創造的智慧」。胡適將科學方法應用於文學改良，以文學革命推動科學革命，為現代開闢道路。〈文學改良芻議〉及「實驗主義」，預見文學對語言形式及思維方式的影響，也看到科學實驗與進化論對「創造的智慧」的意義。兩者除了在思想論方面高度吻合，在「人的問題」上，也趨於一致。兩者對「創造的智慧」的論證與推崇，就是從思想上對人的解放。「文學改良」的文學史意義已研究得比較充分，但文學改良後面的思想革命，包括「人的問題」與科學主義的關係等，亦不應該被忽視。「人的發現」之後續，可能是「人的消失」。時至今日，人類又站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口，科學主義是重新發現人，還是要人讓消失，只能存疑，人與科學主義的話題，是歷史的話題，也是現實的話題。
〈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原載《北方論叢》二○一七年第六期。無論是歐洲文明的文藝復興還是中國文明的文藝復興，「人的發現」都是不可迴避的核心問題。中國之「人的發現」有其獨特之處。現代白話入詩，是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詩歌變革，在某種程度上，恰好開啟了「人的發現」之路。由胡適等人開創的現代白話入詩及白話文運動，識別出「現代」所需的「最大多數人群」，進而顛覆傳統的文學等級秩序。現代白話詩對自我及他人的書寫，以敘事之手段重新發現並定義人與自然的關係等，既為現代新詩確定了新的典範，也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再生）提供了語言文學及思維方式的可能性。理清現代白話詩與「人的發現」之間的關係，有利於思考中國文藝再生過程中的新舊和解。
附錄所收〈經史分離與史學「致用」──梁啟超「新史學」與黃梨洲《明儒學案》關係考論〉，原載《東吳學術》二○二一年第一期。梁啟超的《新史學》、《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論著，對清學及「新史學」有系統的歸納與思考。《明儒學案》是梁啟超「新史學」的本土學術資源。梁啟超肯定《明儒學案》在學術史編纂體例方面的開創價值，為現代學術史正名，進而為思考經史關係打下重要基礎。梁啟超觀察到，清學衰落之勢不可逆，但經學之研究精神及「解放」（自然研究），將在史學這裡得續接。經史分離、經學入史，梁啟超、章太炎、胡適等人在「諸儒」變「學者」這個層面，各有貢獻，共同為中國史學開闢新局面。
《胡適論稿》以胡適的文史研究典範論為主，旁及與胡適有關的經史關係及學術史之現代變遷等論題，算是尚未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學案》的「集外集」，誠請方家不吝指正。感謝鄭伊庭、孟人玉、吳霽恆、尹懷君、陳彥妏、王嵩賀諸君為出版一事盡心盡力，感謝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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