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可能：從分歧衝突走向繁榮共存的關鍵選擇

第1章
 
通往可能之路
 
「我們會一直遇到很棒的機會，而這些機會則巧妙地偽裝成難以解決的問題。」——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
 
這是一通改變了我命運的電話。
 
1977年1月初，某個寒冷的週日晚上10點鐘，電話聲響起。當時我住在麻州劍橋一間老舊木造房的小小出租閣樓，就位於哈佛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同一條街上不遠處。那年我23歲，一邊寫著學期作業、一邊改學生作業，同時還要努力為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的考試做準備。
 
我接起電話，電話另一頭的聲音清晰有力：「我是羅傑．費雪教授。謝謝你寄給我你的論文。我很欣賞你用人類學的角度思考中東和談的議題。我自作主張把主要的圖表寄給了負責中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我是他的顧問，我認為他應該會覺得你的想法很實用，能幫助他規劃談判工作。」
 
我當下說不出話。我在做夢嗎？ 我覺得之前應該沒有教授打電話給我過，尤其還是在週末。我也絕對沒有想過，我在寫學生作業時的一個想法，竟然能幫助到位於華盛頓的政府高官，而他負責的事務正是普遍被視為世界上最困難的國際衝突。
 
就如那個年紀的許多年輕人，當時的我正試著釐清自己的人生方向。研究人類文化與社會的人類學很有趣，但對我來說卻少了些什麼。我一直想把我的時間與精力貢獻在能更直接實際幫助他人的計畫中。我想知道：我能不能把學到的東西，應用在當前人類社會無法解決的重大困境上，比如常年持續不斷的衝突與戰爭？
 
電話另一頭，費雪教授繼續說道：
 
「我想邀請你來跟我一起工作。你覺得如何？」
 
「好的，」我結結巴巴地回道。「我非常樂意。」
 
那麼我的論文中，到底是哪個想法受到費雪教授的青睞？這都源自一個簡單的假設情況。我在樸素的小小閣樓房間，環顧四面牆，想像自己作為人類學家，隱身在瑞士日內瓦萬國宮一間金碧輝煌的房間，而此處即將召開中東和平談判會議。我問自己一個簡單的問題：我是否能從與會各方談話的方式，看出談判進行順利與否？
 
如果進行得不順利，我猜想談判者應該會互相指責。他們會深陷在過往歷史中。他們會聚焦在曾經犯下的過錯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