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十年前,當我決定研究中央銀行時,一位政治學系的同事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打發我:「我們已經知道中央銀行幾乎所有的事了。」我怎麼能不同意這句話?我知道在社會學對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研究中,不知為何忽略了央行。但是我也知道經濟學與政治學針對這個主題所做的研究汗牛充棟,可以填滿好幾座圖書館。一個社會學家還能對這麼大量的文獻做出什麼貢獻?
我想,我的領域有一個獨特的強項,那就是把中央銀行當成組織機構來觀察、研究央行裡的人們,以及與外部團體如何互動;央行的員工如何思考如何做出決策。更精確來說,我最初的焦點是中央銀行如何變得「科學化」,也就是央行如何變成過度生產、利用及推廣總體經濟學知識的一種組織。有了這個想法後,我就在二○一三年向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NSF)申請補助金。在聽證會上,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說了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評語。這樣的研究要如何回答關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資本主義的大問題?關於資本家的利益對影響經濟與金融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我有什麼看法?同樣的,我沒有好的答案。雖然我很幸運地獲得補助,並致力於關注參與者以及聚焦於組織的流程,但是這個關於中央銀行工作的觀點能帶來什麼額外的價值,在當時仍然不清楚。
驚人的是,當我開始這個專案時並沒有將中央銀行和全球金融危機(Great Financial Crisis)連結在一起。身為一個親身經歷的參與觀察者,我知道金融市場的交易員非常注意中央銀行、觀察央行官員的記者會,並猜測他們未來的利率決策。在我的第一本有關貨幣市場的拙作中,我討論過決策官員與金融參與者之間的這些「鏡子遊戲」。但是這些互動如何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包括與二○○八年金融危機有關的事件,我在當時仍不清楚。
接下來的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中央銀行的檔案室裡,我所知的大部分資訊都是來自閱讀紀錄、決策草稿、會議草案等等深埋在這些地方的檔案。一開始所讀的是研究部門如何從一九七○年開始發展、如何成為新型政策專業知識的發展地,以及這些部門的參與者如何與決策官員溝通。住在瑞士(Switzerland)時,我會定期前往位於蘇黎士(Zurich)的瑞士國家銀行(Swiss National Bank,SNB),以及位於巴塞爾(Basel)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在瑞士國家銀行,與檔案館主任派屈克.海別森(Patrick Halbeisen)、還有館中許多其他成員長時間的談話令我受惠良多,隨著關係日漸密切,我後來受邀在瑞士國家銀行的研究研討會上(和馬修.藍古魯柏〔Matthieu Leimgruber〕一起)介紹初步研究發現。二○一四年時,我成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社會學助理教授。我之前就已經選擇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作為我專案的另一個研究對象,而這個新的工作給了我機會定期深入針線街的地下室,翻閱數千頁以打字機繕打成的文件,有趣的是,我發現英格蘭銀行官員寫了很多信件。舉例來說,一九七○年代,英格蘭銀行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曾和代表不同學派的許多厲害同僚(其中幾位包括法蘭克.哈恩〔Frank Hahn〕、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卡爾.布洛納〔Karl Brunner〕,以及大衛.萊德勒〔David Laidler〕)交換意見。更重要的是,我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官員們如何評論其他官員的政策提議或研究報告、他們如何對重要議題進行共同審議、以及他們如何與其他機構的參與者溝通,尤其是財政部(在英國稱為Treasury)。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最有意思的信件從來沒有被寄出。
主要是在透過對英國央行的研究時,我逐漸發現到,雖然科學化的確改變了央行的內部運作與面貌,但是另一個領域轉變的結果更為重要。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央行與金融界的關係已經澈底改變了,藉由重新定義央行在新興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角色,這些組織使自己的地位獲得提升。也許正是因為這個關聯是如此明顯,所以我一開始忽視了這些議題,學術討論—特別是更具批判性的—更是這麼認為。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委員會成員之前認為央行受制於金融業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中具有主導地位,他們會這麼認為並非偶然。
但是透過歸檔的檔案,我發現央行和金融界的關係,比標準觀點認為的還要有問題意識,而且有意思。諸如在貨幣市場的政策實施以及央行參與主權債務管理,包含這類看似無聊議題的文件揭露出,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這段期間,央行都極為關切、且非常努力重新定義自己在快速變化的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新工具的發明、非銀行的金融公司(「影子銀行」〔shadow banks〕)興起,以及資產負債表與金融市場交易量的大幅成長,開始挑戰著官員對於權威的傳統觀點和管理措施。因此,接受並最終利用市場主導式的金融來獲利,是央行地位提升的重要、甚至是困難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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