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一九四九前後重新想像中國的方法

第一章 文學、民族與冷戰：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被發明的？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分裂既是一次民族重建也是分裂重組：在地理層面上，它再一次將中國大陸置於統一政府的領導下，但同時也帶來了冷戰式的分裂，中國被分隔為多個政體以及更多其他國家中的離散華人社群。在文化層面上，它引發了更為歧義紛呈的對中國的民族與文化的想像方式。儘管離散與流亡的遷徙催生了對失去的家園的辛酸鄉愁，以及疏異、失落與邊緣化的情感，但它同時也促發了解域化（deterritorialized）的自我反思，以及理解民族與民族文化的新方式。
 
在冷戰時期典型的敵對狀態下，社會主義中國和台灣的國民黨政權都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來再現他們自身對中國認同的看法，以與對方相抗。兩方政府均以文化建構來試圖闡述中國的民族認同與民族意識。本章考察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藉此探討一九四九年之後分裂的兩個政體如何通過建構文化霸權的方式來實現政治宰制。我將細讀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的若干話語，討論這些話語如何把中國現代文學體制化為一個概念和學科，以及其中承載的在中國分裂之際對現代文學、文化與民族的不同的想像。冷戰中國現代性的概念正產生於這些多元的現代想像軌跡之間紛繁而活躍的關係。
 
作為學科的中國現代文學出現於冷戰期間。中國現代文學誕生於一九一○年代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但對它的研究要一直到中國一九四九分裂之初才真正成為學科建制。我將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是如何在冷戰中的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被發明出來的，並對三部奠基性論著進行批判閱讀：毛澤東一九四○年的〈新民主主義論〉、新儒家一九五八年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蔣介石一九五三年的〈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在冷戰期間，這些論述不僅支撐著上述區域的政治與文化政策，同時也塑造著它們不同的文化思維方式。本章考察旨在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體制化，實始自於冷戰中不同的中國政治實體之間的對抗。正如現代化過程本身一樣，中國現代文學也是一個不斷爭議的對象，它處於持續的未完成狀態，並不斷被詮釋與再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