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到隨筆

前言

席德這個小人
恆產者的文化沉澱
傑克‧倫敦與超人
趙樹理印象──寫在他的百年誕辰
E.B. 懷特的文人境界
朱生豪莎譯事件的榜樣意義
一本戰爭書裡的幾處中國勞工的描寫
少成即天性
吳爾夫的突破歷程
二十世紀寫作的良心
王爾德筆下的社會主義
托爾斯泰 VS 莎士比亞
勇氣巨大，災難巨大
寧彎不折──憶詩人牛漢先生點滴
《動物農場》重譯瑣記（代前言）──寫在《動物農場》發表七十周年
《一九八四》翻譯隨筆──寫在喬治‧奧威爾一百一十年誕辰
讀點莎士比亞
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
蓋茨比有什麼了不起
福斯特的大英帝國情結
朱莎合璧
孫犁稱病
個體主義者的作為
約翰‧斯坦貝克的左傾寫作
一個有故事的出版人
戴乃迭的世界
梭羅的深度
《〈林紓的翻譯〉說了些什麼》
迅哥兒的 ABCD
誰之恥？（上篇）
誰之恥？（下篇）
印刷品中的莎士比亞
 

前言（節錄）

　　一

　　記得早年父親用不容商議的口氣對我說：

　　「跟馬老師念書去！」

　　父親說這話時我正和幾團泥巴玩得不離不棄，我頭也沒抬地回嘴道：

　　「就差一匹黑馬沒有捏了。」

　　「快站起來跟馬老師走，念書是正事！」

　　我這才發現一貫和顏悅色的父親一臉正色，身旁站著一個身穿藍色中山服的青年男子正沖我微笑，說：「等念書多了，你會把馬捏得更快，更好。」

　　念書沒商議，七歲上跟著馬老師去鄰村開始念書後，我聽「念書」兩個字就多起來了，比如，誰誰念書不好，誰誰念書好；誰誰不是念書的料，誰誰是念書的料……說不準這些說法是不是一種鞭策，只是我從此不再想與泥巴為伴，念念不忘的是念書，且念著念著，就念上了中學，後被時代的潮流狂卷一番後，幸運到天花板地到天津南開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念英語字母，念音標，念單詞，念句子，有時出聲地念，有時不出聲地念，說不清什麼時候，「念書」這個詞兒改成了「讀書」，比如有同學問：

　　「你讀過《你到底想要什麼嗎》？」我只能回答沒有讀過，不能說沒有念過，因只聽好心的同學接著說：

　　「沒讀過，借你讀，三天後還我。」

　　這是一種約定，很正規的，因此便接二連三地被問道：

　　「讀過《畢爾紹夫兄弟》嗎？

　　「《州委書記》讀過嗎？」

　　這裡一連串的「讀」，都是讀三四百頁的厚書，借讀少則三五天，多則一個星期，因為輪流借讀，讀書有了你追我趕般的緊迫感，等我懵懂地闖入編書和出書的職業圈子，「讀書」兩個字才有了專業的味道，尤其聽到范用先生跟我的一個又一個老同事說：

　　「最近在編什麼書？給《讀書》寫一篇文章介紹一下？」彷彿等不及回答，范先生找補說：「前言也行啊，取個篇名就好。」
　　
　　二

　　我的辦公室在四樓，從樓梯一路上來是一個不小的平臺，擺了一張乒乓球台，拐上去五樓便是三聯書店的辦公室，無論普通編輯還是頭頭腦腦，上下樓都得從這個平臺路過。上下午都有中休十五分鐘的慣例，打球的人隨著乒乓球活蹦亂跳的，路過的人等待過去的時候，各種對話就會穿插進來。范用先生是《讀書》雜誌的創始人，約稿是他的正事，我聽了他幾回約稿後竟對閱讀各種前言一時樂此不疲，尤其讀到某老同事在《讀書》發表了由前言演變而成的文章時，我會迫不及待地把兩者對照一番，琢磨文章和前言或者前言和文章之同與不同。說來也是趕巧了，我當時有篇前言是為《特羅洛普中短篇小說》寫的，後來陷入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英國著名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運氣不夠好，長篇小說寫了幾十部，內容充實，品質穩定，至今在國內恐怕仍沒有很多讀者。

　　那時我還年輕，每天必讀一到兩個小時英語，讀過他的幾部長篇小說後，很想瞭解他的中短篇小說，沒想到讀起來更有味道，就從他近百篇中短篇小說裡一輪一輪地淘汰，留下來四個中篇與十幾個短篇，申報下一個選題後，向編輯部的同事（一種慣例）以及幾個年輕譯者約了譯稿，半年後組成了一個三十多萬字的集子。整個過程下來，自以為對特羅洛普熟了，就無知無畏地寫了一個四千多字的前言。一個經過幾輪篩選的中短篇集子，故事情節各不相同，寫一篇介紹性的文字，說實話不是難事，因此自以為穩妥地把編輯好的譯稿交上去，進入了發稿流程。可一年過去了，這部譯稿如泥牛入海，有知情的同事（自然也參與了翻譯）模棱兩可地點撥我說：作者、譯者、編者三方面總有一個方面可以問問清楚的。聽話音，我豁然感覺「編者」是三個因素裡最危險的，因為一部稿子操作到了這一步，頭頭一定不會得罪多數，而得罪一個作古的外国作者更犯不上，只能卡住「編者」顯示點權力了。可編者只是編輯了一部已經通過選題的稿子而已，何至於被「卡」呢？轉念一想：前言，只能是前言。

　　那時候年輕，頭腦直接又莽撞，就敲開主任辦公室的門，直達主題：「《特羅洛普中短篇小說選》是因為前言不准發稿嗎？」

　　「這個嘛……」主任學俄語的，半路出身，語言觀就是世界觀，連個半瓶醋都算不上；惡性體制混子多，扯些什麼「批判現實主義」「人民性」「階級觀念」……也配？可我知道既然人家把稿子截住了，就不會有什麼是非可言，只能是行走屋簷下怎敢不低頭，能夠折衷主義解決問題就算最後的勝利了。

　　「前言改作後記吧。」我略想後說：「譯者都是編輯部的，不能因為一個前言而遲遲不發稿，耽誤大家掙點辛苦錢。」

　　混官的十之有九不是正路人，可人不走正路不等於人不伶俐，我這輩子遇到的這個既無能又無行的主任卻也知道眾怒難犯，便迫不及待地說：

　　「也好，也好。」

　　老天佑護，「後記」一直在《特羅洛普中短篇小說選》後面躲著，讀者有興趣盡可以找來一讀，雖然幾十年過去，不會過時的，因為我已在把腦子裡的毒汁一點一滴地往外擠，自然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因為中了「泛主義」「人民性」「階級論」「批判性」等流毒的人是有繼承性或者傳染性的，要不然七八個「老資格」受命審讀我的前言（很晚才得知），硬是沒有一個從專業角度說句公道話？

　　別人不為你仗義執言，你就得自己尋找公道，因此不管什麼樣的前言我都會「審讀」一番，琢磨並分解一下，剔除其中的冗贅、雜質以致毒素，看還剩幾斤幾兩；而一旦我有動筆的機會，不畏葸，不猶豫，不遲疑，不浪費，用六個 W（who-what-whare-whenwhy-how）輪番檢測流於筆端的文字，表達中儘量體現自己的見解、觀點和思想。寫作是一種磨練，猶如在磨石上把刀磨快，來回的頻率可以加快，但是刀刃與磨石的角度要合適，寧可躺平，不可直立，磨出來的刀刃才鋒利，禁用，快刀斬亂麻。

　　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我的朋友李學軍做了《讀書》的副主編，其實是執行主編。一天，我們在樓梯平臺上碰上，她問我在編什麼稿子──

　　「康拉德的《吉姆爺》。」我答道。

　　「給《讀書》寫一篇文章吧。」

　　似曾相似的場景居然發生在眼前時，我有些措手不及，也就難免遲疑──

　　「不是看不上《讀書》吧？」朋友笑道

　　「哪裡，期期都看的。」我由衷道
　　
　　（略）

　　中國文人圈子裡早有說法：北《讀書》，南《隨筆》；兩種雜誌相距三千多裡，但用文科的話講也許就是皇宮著火殃及魚池孰重孰輕的距離。然而，一個人從讀書到隨筆則可以說近在咫尺甚而零距離，可你要把「隨感」「燈下漫筆」「忽然想到」「晨涼漫記」「偶感」（魯迅語）等思想活動流於筆端，表達得乾淨、透亮、優質，那可得耐住寂寞，讀書上癮，思考成癖；更重要的是把你腦子的毒汁擠掉，讓你的靈魂自由飛翔，讓隨筆是隨筆。這距離也許是抬腿邁門檻，也許一輩子都走不到頭。如今的文人十之有九喪失了這種能力，哪怕名聲在外並謀得一個得意的位置，但就是做不出純粹而乾淨的隨筆，因此現今的文人成名後十之有九或文人相輕，或文人無行，或「只好瞞和騙」。雜誌與雜誌之間不會「相輕」與「無行」，也不會「瞞和騙」，但雜誌編輯部與所有單位一樣，這個體制下內卷和糗事已成為常態，體制使然是根本，但是身為編輯和終審閱讀稿子沒有準星是身為文科生卻不知道幾十年來文科被禍害到什麼程度的結果，比如善惡不明，是非不清，美醜無別，好歹不知，等等。因此，我在此必須鄭重地給歡迎征訂《隨筆》的實話實說補充一句：《隨筆》是當今唯一繼承民國以來的文科之優良傳統的雜誌，儘管經歷了四十餘年的跋涉與歷險。故此，在這古稀之年，依然能跟《隨筆》而隨筆，我有時就難免幾分老驥伏櫪的蠢蠢欲動。

　　因為念書到讀書到編書到寫書，因為幾位好友的莫相忘而開始寫讀書的文章，也許是從讀後感寫起，寫著，寫著，有了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寫與讀者分享的強烈願望，在此特收入了《讀書》一篇於我有情有義的文章，其餘便都是近二十年來在《隨筆》雜誌發表的文章；它們既是我文字生涯的影像和痕跡，也是我從讀書到隨筆的心路歷程，重讀其中一些拙文，每每有「這是我寫的嗎」驚訝，感動當時沒有錯過腦子裡的性靈，感慨老之將至時不待我。如今把它們結集出版，聲稱篇篇「珠璣」有些調子過高難免刺耳，卻可套用魯迅的話說：「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而已」。因此呢，親愛的讀者，只要你要用心讀了，你離自己讀書萬卷在腦海沉澱的精華流於筆端──也就是隨筆──也許就是明天一大早醒來的衝動了。